土木堡之变是明英宗朱祁镇一生最大的败绩，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总结此战的成败得失时，很多学者都把朱祁镇撤军时选择走土木堡路线作为重要的败因之一。他们认为，如果朱祁镇不采纳王振选择的土木堡路线，而是依照学士曹鼐和大同总兵郭登的建议从紫荆关返回，就不会被瓦剌太师也先的大军追上，也就没有土木堡大败。这种说法在教科书和很多历史著作上出现，被认为是最为可行性的撤军方案。可是从明朝的一些史料来看，这种说话完全是谎言，隐藏了朱祁镇改变行军路线的真实原因，是对王振甩锅操作。

从历史文献来看，朱祁镇受到王振影响，采纳走土木堡到宣府路线的记载大多来自于《明实录》。因为《明实录》是清朝名相张廷玉编撰《明史》时的主要参考资料，所以这种说法被《明史》所采纳，在史学界处于主流地位。可是从这些记载的细节上分析，却很难自圆其说。

按照这种说法记载，朱祁镇在撤军时采用的都是王振路线，所以王振要背锅。这种记载中最早提出紫荆关路线的是王振，但走到一半王振有否决了这条路线。因为王振原先选紫荆关，是想要朱祁镇的大驾经过蔚州。他是蔚州人，皇帝经过是便能请到家里做客，于是就能在家乡父老面前光宗耀祖。

可是走了四十里后，王振又改了主意，要求大军走土木堡到宣府。据说原因是王振在蔚州田地很多，他怕大军过处破坏了他的田地，所以让大军改道东行。结果走到土木堡时被也先的大军追上，明军不敌被迫退入土木堡固守。由于缺乏补给和资源，明军发生大溃败，王振当场被杀，朱祁镇做了俘虏。

这种说法很多人表示支持，实际上都是人云亦云的结果。从这些记载的过程来看，各处不合情理的疑点太多，有着严重篡改历史的嫌疑。比如王振要光宗耀祖的说法，王振担心大军破坏蔚州田地的说法，大军突然改道的原因。这些记载都没有直接证据，完全是生拉硬拽的产物。

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分析，王振固然有资格建议大军撤离的路线，但绝不是王振一个人说了算。朱祁镇并不是傀儡昏君，而是有着很强烈自主愿望的少年天子。出兵北伐固然是他一时冲动的决定，但并不代表王振能随便糊弄他。实际上整个大军的行军和指挥，都是朱祁镇一人策划的，王振只是传令和背锅的工具人而已。既然选定了紫荆关路线，走了几十里就要改道，难道朱祁镇真的就这么傻？从后来的夺门之变等操作来看，朱祁镇不是晋惠帝司马衷，不可能被王振当成傀儡操纵，所以说王振一句话就修改了撤军路线，这是说不通的。

至于什么光宗耀祖，什么怕大军破坏蔚州田地的说法，完全无据可考，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谣言。如果说是和平时期，朱祁镇跟着王振胡闹还情有可原。可这是在撤军途中，背后几十万也先大军追得正紧，朱祁镇还有时间考虑这些？面对生死一线的几十万大军追杀，只要稍微智力正常的人都会首先考虑逃命的选择，怎么会跟着王振胡闹？写这些史书的真把朱祁镇当傻子糊弄，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傻子？从其中的细节来分析，到处都是不合情理之处，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明实录》中关于土木堡的这段疑点颇多，可信度存疑。

与《明实录》不同，由明英宗时期右都御史李实撰写的史书《北使录》就可信很多，里面记载了与《明实录》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说法。这部史书不是明朝官方史书，而是古代私人写史的体现。之所以说李实写的《北使录》更可信，是因为他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派往出使瓦剌的使者，收集到了第一手土木堡之变的材料。土木堡之变后也先率领大军从紫荆关进入长城，并展开了围攻北京的军事行动。北京保卫战时，李实受命到淮安、杨州募兵二万支援北京战场，战后因功被升职为礼部都给事中。

也先派遣完者脱欢议和时，北京朝廷无官员敢出使瓦剌，只有李实毛遂自荐。于是他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出使瓦剌，以大理寺少卿罗绮作为副手，成为明朝与瓦剌议和的代表人物。他在瓦剌大营中见到了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也了解了更多关于土木堡之变的细节。正是由于李实的努力，瓦剌才答应放归朱祁镇，可以说他对战争的结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实后来把自己出使瓦剌时采集到的信息写书史书，这就是《北使录》。因此作为当事人之一，李实虽然没有在土木堡战场，但他采访的却是第一手资料，他比道听途说的《明实录》更可信。

从《北使录》的记载来看，与《明实录》的最大不同是撤军方案的提出者。在《北使录》中，首先提出撤军方案的不是王振，而是大同总兵郭登。先是由郭登提出了走紫荆关的方案，并交由大学士曹鼐代呈给皇帝朱祁镇。这个方案被批准后，大军走了四十里，然后改变路线向东。更改路线的原因是王振汇报了一队辎重车队被也先大军的先锋所劫持，大军尾随其后追来。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辎重被劫，王振提出修改撤军路线，朱祁镇就会马上同意呢？从更多的史料来看，这并非《明实录》上所说的怕破坏蔚州田地，而是紫荆关方向已经无路可走。

实际上在朱祁镇大军从大同撤离时，镇守宣府的将领杨洪已经得到消息，独石、马营等镇守在行军路线上的关键堡垒已经被瓦剌大军攻陷了。当时在长城沿线，明朝修建了“独石、马营、云州、赤城、雕鹗等七堡，止有军马七千分守”。也先率领的瓦剌大军攻打大同只是其中一路，另外还有阿剌知院、脱脱卜花、阿乐等三路大军分别进攻明朝边境。其中阿剌知院负责带领大军攻打最靠近北京的军事重镇宣府，也包括周围的重要军事设施。杨洪负责镇守宣府，但他的儿子杨俊却临战脱逃，使得赤城、雕鹗、龙门卫、龙门所、怀来、永宁等重镇纷纷失守。

由于丢失这些要地的人是自己的儿子，所以杨洪隐瞒了这个军报。等朱祁镇的大军出发后，他才发现事情不对，但要继续南下紫荆关已经不可能了。如果继续南下就迎头撞上前来的阿剌知院，可背后还有也先的大军追击，可谓是腹背受敌，所以朱祁镇被迫让大军往东逃离。最倒霉的是，回京路上最为关键的怀来也丢在瓦剌军手里，直接切断了明军东归之路。于是大军不得不向土木堡方向撤离，准备在这里坚守待援。可惜的是辎重在撤退过程中被瓦剌大军所劫，土木堡又没有支撑大军的足够补给，于是陷入重重包围中的明军崩溃了。

从这些史实来看，明军放弃紫荆关的路线，采取东归路线走上绝路，与王振个人的关系不大，倒是杨洪的儿子杨俊没能守住战略要点有极大的罪责。如果杨俊没有丢失赤城、雕鹗、龙门卫、龙门所、怀来、永宁等重镇，明军从紫荆关和怀来都可以安全撤离返京的。可是杨俊丢了这些重要的战略基点，杨洪为了儿子又隐瞒不报，这才让朱祁镇大军一步步的走向被动。尽管在逃离过程中，明军也曾意图在鹞儿岭、鸡鸣山、土木堡翻盘，但已经失去机会了。这些地方战败后，缺乏补给的明军可谓弹尽粮绝，又如何从瓦剌大军面前突围？

在《明实录》中，杨洪之子杨俊兵败导致大量战略要地的事情没有重点记录，而阿剌知院军出现在明军身后，攻占怀来的事情更是被大事化小。反而是子虚乌有王振想要回蔚州的事情，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这种写史的手段，是典型的春秋笔法，目的是回护朱祁镇和文官集团，让王振背锅。

因为朱祁镇是皇帝，后来在夺门之变中成功复辟，所以不能让他背锅。杨洪在北京保卫战中表现卓越，是明军成功击退瓦剌大军的功臣之一，又与文官集团来往密切，自然不能黑。在这种情况下写的史书，就偏离了历史的原貌。后世读史之人不加甄别，照本宣科，于是网络上有了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