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16年，蜀地被秦国所并，但在此之前，蜀地是一个拥有独立文化系统的古国，蜀地民众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就国家认同而言，他们表现出一种基于现实的开放坦然的最优选择模式，既选择更优的后者，又不否定前者。

在秦灭蜀后，蜀地民众的国家认同出现了危机，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只呈现出从被迫认同到消极认同的微小变化，其中的原因仍需深入探讨。

中国古代不仅是一个"文明共同体"，也是一个观念天下与实际国家相统一的"天下国"，这一观点逐渐成为共识。因此，尽管国家认同是一个当代政治学术术语，但它同样适用于古代历史研究。

《史记·楚世家》记载：“伐楚，取楚兹方。於是楚为扞关以距之。”

在古代中国，尽管国家的边界并不清晰，但其文化影响核心区域是稳定扩展的，因此在这个稳定扩展的文化核心区域内，民众与政权之间必然存在认同问题，因为中国古代国家整体的持续运作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蜀地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包括秦朝的蜀郡以及汉代的蜀郡、广汉郡、犍为郡等地。这个地区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因为它拥有自己独立的文明历史和历史文化。

蜀地在融入华夏文明后成为边疆重镇，受到华夏文明的影响。由于地理结构的特殊性，每当乱世时期，蜀地常常会出现独立政权。可以看出，蜀地的国家认同是非常特殊的。

国家认同的定义可以从不同学术领域和观察立场出发，但通常都是针对现代国家情况下的。对于中国古代时期的国家认同，彭丰文提出了一种较为合适的定义："指人们对国家政权的态度与情感，包括对国家政权的认可、选择以及自愿将自己融入国家这个集体中的心理活动"。

这个定义考虑了中国古代的特殊情况，如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并且体现了认同问题的心理本质。古蜀国是指在秦并蜀之前的蜀地政权，根据《华阳国志》的记载，古蜀国历经五个朝代：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

然而，蚕丛时期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所谓的"王"只是后人对其族长的称呼，并非真正的国家制度。真正被认为是蜀地最早出现的国家文明体是三星堆文化，其鼎盛时期约在距今3600～3200年左右。

在学术界的共识中，这个时期可以被视为古蜀国的早期国家形成阶段，尽管这个国家还受到相当程度的神权色彩和血缘组织的影响。通过对该时期三星堆文物和古蜀历史文献的研究，可以认定该时期为鱼凫氏的鼎盛时期。

根据考古发现，四川盆地的地理结构具有吸纳周边文化的优势。这种向心结构使得成都平原成为古文化中心的有利条件。早期的考古遗址如中子铺遗址和三峡大溪遗址，可能对四川盆地内的新石器文化产生了影响。

此外，盆地西部青藏高原东缘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表明了西藏和四川在远古时期就有着文化联系。特别是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发现，通过出土的青铜器、人像人体装饰等文物，结合人种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测蜀人至少在族系上由西北氐羌人和东南濮越人构成。

《华阳国志》记载：“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舡万艘，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三星堆文化不仅吸收了本地文化，还融合了中原商文化和长江中游荆楚文化的元素。在精神世界方面，三星堆文物反映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巫祭崇拜共存的信仰。

鱼凫氏国家是中国古代蜀地的一个部落联盟国家，其繁荣时期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800年之间。在这个时期，鱼凫氏国家的统治中心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这里是一个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成都平原尚未有都江堰调节水流之前，鱼凫氏国家能够聚集如此之多的人口于统治中心，可见其民众聚合力是非常高的。

鱼凫氏国家拥有如此认同基础的原因，通过对考古文物发现的解读也能告诉我们一二，至少神权作为一种凝合因素必然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赵殿增先生研究揭示出三星堆祭祀坑文物“表现了以宗教祭祀为最高形式的‘三星堆古国’意识形态的古朴面貌”。

然而，当杜宇氏取代鱼凫氏的时候，似乎世俗的因素在古蜀民众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中便渐渐增大了。

杜宇氏如何取代鱼凫氏，所有记载了杜宇的文献上都没有言及。但是，通过对代表杜宇氏文化的成都十二桥考古文化与代表鱼凫氏鼎盛期的三星堆三期文化的比对研究，发现两者不是简单的并列，更不是两个共存的中心，它们有一个相互交错的时期(商代晚期)，又有前后衔接关系。

因此，杜宇氏应是在鱼凫氏势力笼罩下逐渐发展壮大后，才取代鱼凫氏而让三星堆文化终结的。不过也需要说明的是，杜宇氏取代鱼凫氏并不是异族之间的政权交替，而是蜀族内不同部落在相互竞争中对统治权的获得。

杜宇氏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呢？虽然有与其他部落结盟的原因，但根本的还在于他的“教民务农”。杜宇氏以成都平原地区农业的开创者身份，获得了本土蜀民的认同，实现民众聚合，从而最终取代鱼凫氏。

其作为四川农神影响之大，非但在常璩之时“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就是在解放前四川各县城还都有祭祀他的祠庙。

总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鱼凫氏国家和杜宇氏国家，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不仅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历程。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历史遗产，并通过对其深入研究和挖掘，更好地了解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智慧和财富。

农业生产对于成都平原的影响不可忽视，它为整个古巴蜀地区的历史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影响。成都平原作为一个具有巨大生产力的地区，只有通过农业的发展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发挥。因为有了农业，成都平原才会聚集人口并使之长期定居。

同时，也正是因为有了农业，才有了日后“决玉垒山”、“建都江堰”的客观需要，也才最终有了日后独占“天府”名号的富庶成都。

农业传播的成功使杜宇氏还获得了开疆至“以褒斜为前门，熊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的庞大而持久的人力支持。

杜宇氏通过成功的农业传播，它不断开疆拓土，以褒斜为前门，熊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杜宇被开明氏取代。关于开明氏取代杜宇氏，至于开明氏之族源及如何成为杜宇之相，都未有言及。

开明氏是古蜀地区的一个重要政治家族，其统治持续了十二代。在其统治期间，开明氏对蜀地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汉中平原，还越过秦岭进入渭水流域，并向南进攻青衣、张僚、僰等地，甚至还曾经伐楚，取得了楚国的一部分领土。

可以说，开明氏的势力范围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杜宇氏。开明氏之所以能够成为古蜀地区的一支强大政治势力，显然与其获得了广泛的民众认同密不可分。这种认同的取得首先在于鳖灵治水的成功。

《蜀地志》记载：“鳖令犯罪当死，乃伪称投水而潜走投蜀。故楚人求其尸不得。”

通过治理水患，开明氏改善了蜀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使他们对开明氏的治理充满感激和信任。这种信任和感激不仅体现在当时的蜀地民众，而且也延续到了后代。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古蜀地区，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是建立在世俗生活良性改变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只有政权能够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才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支持。

这一点在杜宇氏和开明氏两个政权之间的比较中尤为明显。当杜宇氏取代鱼凫氏成为古蜀地区的主要政治力量时，虽然人们对鱼凫氏也有感激之情，但是当他们看到杜宇氏带来的农业定居生活的美好前景时，他们往往会选择从山林中复出，投向杜宇氏的怀抱。

同样地，在开明氏治下，尽管杜宇氏已经统治了百余年，但是古蜀民众仍然选择留在开明氏的领地内生活。这并不是说他们忘记了杜宇氏对他们所做出的贡献。相反，他们还立庙祭祀杜宇氏，并将其神化为杜鹃鸟。

这种现象表明，在古蜀地区，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是开放坦然的。只要政权能够提供更好的生存预期，他们就会选择支持这个政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否定其他政权所做出的贡献，相反，他们会长久地感念于心。

然而，在古蜀地区遭遇秦人灭亡进入秦国家统治之后，古蜀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是否会发生改变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一方面，秦国统治下的古蜀地区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秦国在这里修建了大量道路和水利设施，使得这里的交通和农业得到了极大发展。这些变化无疑会对古蜀民众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古蜀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是建立在实际生产生活条件上的，并不是简单地由政权本身决定的。

因此，在秦国统治下，只要秦国能够继续改善古蜀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就有可能得到古蜀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在古蜀地区，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是建立在实际生产生活条件上的。只有政权能够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才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开明氏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族，并成为古蜀地区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华阳国志·蜀志》

《秦本纪》

《舆地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