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中国画的“山水”相对西画的“风景”而言，两者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承载着本民族更多广博丰厚的“隐喻”、“诗性”和“哲思”的人文内涵。

山水画在我国千年绘画传承发展的长河里一直扮演着主角——历朝历代被推崇公认的代表人物均以山水画家为主（而西方一直以人物画为主）。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背后其实无不蕴含着诸如“以物励志”、“以境养心”、“触景生情”，或是“以丘壑抒胸怀”和“林泉高致”等等祖先的哲思导向和人文积淀。这种人与自然、文化、艺术四者间如此紧密、和谐地联结并完美彰显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之林中无疑是唯一并至高的。

中国的山水画自五代、两宋至元代业已登峰造极，而明、清两代数百年却被世风困囿、衰萎于前人之蕃篱——笔墨甜俗而庸懒，技法陋陈而僵滞，意境苍白而虚无……总之，那种既程式化且教条化的艺术形态，已被后人广为诟病（而恰恰在此消彼长的定律下，花鸟画倒是脱颖而出了几位旷世奇才）。

由兴盛转而衰落，究其根本，初前三四百年的山水画鲜有本章可寻，画人唯有以自然风物为师，潜心揣摩，悉心领悟，自成体系后方可成为楷模而流芳后世（前些年我去太行山荆浩隐居地采风写生时对此感触颇深）。而后之五六百年，则因为有了大量前人存遗的本本，惰性地依样画葫芦在所难免，闭门抄袭蔚然成风，当年的人们都时尚般地浸淫于前人之衣钵，“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纷纷“东施效颦”，于是便一个个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前人的“小妾”或甘为“奴才”……

直至上世纪中叶，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有一大批从旧社会走进新时代的山水画家，他们正是在新兴的主流价值观的感召下，时不我待地焕发出了艺术青春—如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还有钱松喦、宋文治等等，都纷纷背起行囊，走出画室，上山下乡，跋山涉水，直面祖国大好河山、人文遗存和革命圣地。通过实地的采风、写生等不同形式，先后提出了“与古人血战”、“待细把江山图画”和“为山河立传”等学术主张，随后以各自超群的才情和能力，立竿见影地创造出了一大批极富民族特色又颇具时代特征，并足以树碑立传的精品力作，致使当年业已沉寂了五六百年的山水画坛，刹时风生水起而令世人刮目……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老前辈已经先后离我们而去，他们生前呕心沥血的艺术精华已逐渐被人们淡忘或视而不见（除了其固有的货币价值之外）。因为今天的我们正在经受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荡涤考验—原本的价值已被扭曲，原来的标准正被异化，原有的底线却被突破—人们开始因浮躁而失去信仰，因趋利而失去诚信，因贪婪而自甘堕落……在一个被忽悠得颠三倒四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又何来独善其身？我们是否已在不经意间将前辈的优良传统给淡忘了？玩丢了？今天除了权力、地位、金钱，还有几人真正地“志存高远”、“青灯黄卷”而“厚积薄发”？今天的人们就这么将岁月蹉跎掉而不去担当？以后我们又有什么脸面去正视前辈的在天之灵？又拿什么向我们的后人作个正面交待？辗转反侧不禁让我愈加惆怅……

然而当下，最令我忧心的是我们业界的主观意识和生态环境——画山水的人，往往将自己封闭在一个个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聊以度日，人生所有的欲望都在其中被满足。哪怕偶尔外出，也只是象征性地“走马观花”或“到此一游”罢了，回到画室依旧“老方一帖”地周而复始。如今中央号召大家“走基层”，对我们业界来说尤为及时和必要。也只有等到大家的自觉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真正地去“亲山爱水”，我们山水界才真正有救、有希望了。

我自上世纪70年代和“写生”结缘，至今算来已近40年。由近及远，从南至北，九州方圆凡是向往的地方已然载入了自己的写生册中。无论用铅笔、炭笔、钢笔，也无论用水墨、浅绛或重彩等不同形式，汇总累计已不下两三千帧之巨，今天能将其中遴选出的200余件付梓面世，聊以慰抚几十年为之付出的心血和艰辛，也权作以往艺术征程上阶段性的一次小结。

通过几十年不间断的写生，总结了如下几点感悟：

写生——前人启示我们要认真地去“模山范水”，严肃地去“师法自然”，虚心地去“师造化”；

写生——如同我们的身体要不间断地补充养分，使肌体持续拥有活力和朝气；

写生——能让笔墨技法不断有所创变，表现能力不断增强；

写生——能使我们对大自然逐渐领悟、懂得敬畏，以自然为师；

写生——是人与自然的真诚沟通和交流，至高境界是让你“胸怀丘壑”而“放眼世界”。

此序此集，真心诚意地敬请业界同仁点拨为感。

孙永

2011年立冬于杭州屏峰山下坐卧山房

孙永，1957年生于浙江杭州。1981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山水画硕士研究生班。曾任浙江画院院长、浙江省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为一级美术师、浙江省美术家协会顾问、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浙江省陆俨少艺术研究会会长、浙江省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