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从中国南渡新加坡的华人，当中有不少来自福建省金门县，他们凭着努力致富，成为早期新加坡杰出企业家和社会领袖，比如新加坡公共巴士先驱郑古悦。
郑古悦白手起家，成为早期新加坡一代殷商之时，他不但富而好礼，热心公益，更在七七事变后，与其他侨领积极投身于抗日募捐筹款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发起成立“新加坡华侨集体鸣冤会”，调查日寇侵略罪行，为惨死日军屠刀下的5万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冤魂伸冤。
谁还记得郑古悦？
金门县风光
对于祖籍福建省金门县的已故新加坡侨领郑古悦，除了一些侨社组织及文史学者，知道其名号的不多。
我们一直说“下南洋”历史，长期以来，新加坡就是南洋的中心，一百多年以来，新加坡华人对近现代中国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祖籍福建金门的郑古悦（1880-1957），8岁丧父,，1902年，时年22岁的郑古悦，渡海南下新加坡谋生。最开始时，他只能在当地做杂工，每月薪资仅2元，但每年会将省吃俭用存下来的18元寄回金门老家。
8年后，有了一点积蓄的郑古悦，开始白手创业，从事进出口贸易，后又开设郑古悦巴士有限公司，成为新加坡公共巴士先驱。在新加坡短短20多年间，郑古悦成了新加坡本地巨富。
新加坡金门会馆
郑古悦除了在新加坡创办郑古悦公共汽车公司，还创设源成兴公司、顺源公司、益成兴公司、振裕成公司。
富而好礼、热心公益的郑古悦，是新加坡有名的慈善家，也是新加坡侨社及本地宗乡会馆——新加坡金门会馆等侨社团组织的领袖人物。
支持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的郑古悦，是南洋的同盟会成员。爱国的郑古悦，在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就与当地侨领一起，投身于抗日募捐筹款活动。1941年，郑古悦参加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并担任总会的保卫团主任。第二年，日寇侵占马来亚，新加坡局势恶化，郑古悦不得不离开新加坡。日本投降后，重返新加坡的郑古悦，除了恢复生意，更积极活跃于华社的各项公益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郑古悦还与同为金门籍的许允之等，于1942年6月2日发起成立“新加坡华侨被日寇检证及杀害集体鸣冤委员会”，郑古悦任主席，副主席为杨缵文，正副总务为庄惠泉和黄奕欢；委员包括李振殿、梁元浩、郭珊瑚、曾心影、苏孝先、洪永安、潘醒农、蔡晖生、林明芳、张芹生、孙炳炎等，共计37人。
1942年，日军侵占新加坡，对华侨展开惨无人道的种族清洗
这是日本战败投降后，新加坡民间向日寇讨还血债的一次正义行动！郑古悦等成立“鸣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调查日本侵占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时期华侨所受生命财产损失，并搜集证据供审判日本战犯法庭参考。他与其他委员会成员四处奔波，极力呼吁，终于成立军事法庭，于1947年3月10日开庭审讯日本战犯。
据悉，日军警备司令河川中将、执行大屠杀计划的日本宪兵队长大石大佐，被军事法庭处以绞刑，其他帮凶如西村中将、横田大佐、龙中佐、大西觉少佐、久松大尉等5名战犯，被处以无期徒刑，为惨死日军屠刀下的冤魂伸冤。这些侵略大马及新加坡战犯受刑当日，郑古悦、庄惠泉等受邀临场监刑。
二战中的新加坡战役，据“鸣冤委员会”搜集的证据，共有五万华侨上了日军屠杀的“检证”名单。1942年2月15日，当英军扬着一面白旗驶向日军司令部时，新加坡这片土地便进入了长达44个月的日本血腥统治时期。恶名昭彰的“大检证”，更让新加坡华人、华侨历尽劫难。当时，日军宪兵队司令大石正行大佐将整个新加坡市区划分为5个检证区进行封锁；2月18日，从第2宪兵队接到命令开始屠杀行动计划起，表面上是3天，实际上罪恶的“大检证”一直延续到三月初，大约5万名华侨被屠杀；至于到底多少华人殒命于这场日寇屠杀之中，至今仍是一个谜。
新加坡公共巴士先驱郑古悦之往事
郑古悦公共汽车公司、新加坡金门会馆主席郑古悦
郑古悦，1880年出生于福建省金门县浯坑乡（今吴坑），他8岁丧父，11岁入私塾就读。1902年，时年22岁的郑古悦，渡海南下新加坡谋生。
初来乍到，郑古悦在俗称“源顺街”（今称“直落亚逸街”）的源成兴九八行做杂工，每个月仅有2元微薄薪水，一年也就24元。郑古悦平均一个月仅花5角钱，到了年底，就将一年省吃俭用省存的18元寄回金门老家。
1910年，深受老板器重的郑古悦，成了源成兴九八行的股东，后于1912年自行创业，成立顺源公司，后于印尼的槟港设立经营分号。1921年，他又创办“益成兴”公司，在现今雅加达和泗水的吧城（Batavia）设立分号，经营爪哇咸鱼的生意。当年，他每天清晨4点钟，就要到十八溪墘的驳船码头进货，生意扩大后，第二年又在新加坡成立“振裕成”公司，主营从印尼各港口进口的咸鱼、鱼干等。
对于老一辈的新加坡人而言，让他们记住“郑古悦”名字的，是他所创立的郑古悦公共汽车公司。1934年，当时英殖民当局限制六座、七座的小巴士穿行市区，仅能在郊区运营，市区公共交通成了新加坡电车公司一家独占。当时，殖民当局还规划出十条线路，给巴士车公司经营交通业务。
郑古悦巴士
当年，一些华人合资组建了十家大型巴士公司，并以此十条线路作为运营基础，穿行于市区与郊区之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华人巴士公司中，多数是福清人、兴化人（今莆田籍）华人资本所控制，来自闽南籍的仅有来自金门的郑古悦巴士公司这一家。
到了1949 年，郑古悦巴士公司拥有大型巴士60余辆，是当时新加坡一带最大规模的华人巴士公司之一。
当年，福建金门人在新加坡出了不少巨富，比如大华银行已故主席黄祖耀的父亲黄庆昌，被誉为“砂劳越无冕之王”；比如与郑古悦同辈的王文达，是著名侨领王三龙长子，在新加坡，有王三龙、王文达、林德金父子、女婿三人命名的街道。
经商之余，郑古悦积极参与侨宗乡社团活动。1933年，郑古悦出任新加坡金门会馆副会长，隔年被推选为会长。从1934年至1938年，五次被推选为金门会馆会长，战后1948年再出任会长。
有一腔爱国情怀的郑古悦，早在1932年就参与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领导的筹赈中国难民委员会。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晚上，就在金门会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救济事宜。
1957年，郑古悦逝世的送葬队伍
1938年10月，为了支援祖国抗战，郑古悦参加由陈嘉庚、庄西言、李清泉领导的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此前还加入由侯西反领导的募捐队，投入抗日募捐及筹款工作。
1938年11月，新加坡福建会馆开会决定代募福建建设公债；当时，郑古悦、侯西反、陈文确（注：陈嘉庚族亲、陈六使的兄弟）和郭可济四人，分别受委为大小坡东西各区主任，领导劝募工作。第二年1月，新加坡闽侨各会馆演剧筹赈委员会，郑古悦当时与工作人员一起劝售入门票，筹款救国。
1941年12月底，陈嘉庚等华社领导受英殖民地总督之邀，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会址设于新加坡晋江会馆，协助英殖民地政府抗战。当时，时年61岁的郑古悦担任下设的保卫团主任，安排在每一条街道设立岗哨，负责维持治安及负责防空、救护等工作。
此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局势恶化，郑古悦不得不离开星洲，避难于印尼泗水。新加坡光复后，郑古悦与许允之等发起“日寇及检证杀害集体鸣冤大会”。1946年6月2日，在《南洋商报》提议下，以及全体新加坡华社的支持下，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华侨被检证及杀害集体呜冤大会”，当众推选37人组成“华侨被检证及杀害集体呜冤委员会”，并由郑古悦担任主席，这是新加坡民间及华人华侨为惨死日军屠刀下的五万冤魂伸冤的正义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于1947年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郑古悦受委为报社主席，其政治倾向也是不言而喻的。1957年1月30日，郑古悦辞世，享年77岁，葬于咖啡山的福建公墓。
勿忘国耻！今天分享一下新加坡公共巴士先驱郑古悦的一些事迹，也在于重温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全民族抗战那一段历史片段，每到国家、民族命运前途转折的重要历史关头，绝大多数华侨华人总是能作出正确抉择，家国情怀，同仇敌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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