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90年代，河南当地许多村庄掀起了一股“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风潮，在这股风潮的“蛊惑”之下，当地村民中少至十几二十岁的青壮年上至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纷纷加入卖血大军，跑去血站卖血浆。

尤其是一些较为贫困的村庄，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参与其中，毕竟卖一次血能赚四五十元，这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

然而村民们并不知道这些所谓的“血站”大都是没有医疗资质的非法机构，就这样，艾滋病病毒悄无声息地在卖血的村民之中蔓延开来。其中艾滋病疫情最为严重的还属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全村近3200名村民之中有近700人感染艾滋病。

村民马深义一家五口人之中仅有大女儿马宁宁幸免于难，二女儿马荣与小儿子马占潮由于母婴传播一出生就携带HIV病毒。

2001年冬天雷妹病情极速恶化，没能熬到第二年便撒手人寰，留下丈夫马深义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

马深义和孩子们

马深义与妻子雷妹都是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的原住民，两人年龄相仿，在临近谈婚论嫁的年纪时通过村里的媒人介绍认识。

在相处过一段时间后，两个人对彼此的印象都不错，父母也都同意这门亲事，就这样马深义带着一套为雷妹量身定做的新衣裳和八百块钱彩礼将雷妹娶回了家。结婚后两人感情一直都还不错，婚后一年两个人的大女儿马宁宁出生了。

那时，村里头的人都被高呼着“快速致富，献血光荣”口号的血站忽悠着跑去卖血，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村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背后存在的巨大风险，还一直相信着卖血有益健康的谎言。

看着许多村民卖一次血能赚上四五十元的“巨款”，马深义和雷妹也心动了，随即加入了这个大队伍。那时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卖血”让这个他们的小家至此之后永远都笼罩在了艾滋病的阴影之下，无法脱身。

雷妹

上世纪80年代时，我国各大医院所使用的血浆、白蛋白等血液制品大多都是从德国、澳大利亚等欧美国家进口的。

由于80年代末期许多欧美国家都爆发了艾滋病病毒，医院为了保证病人健康开始禁止或限制进口血液制品进入国内，但许多危重症疾病都需要进行血液透析。

在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之下我国于90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建设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一时之间血站的发展进入了高潮。

无论是医院还是一些与医疗毫不相关的单位都纷纷建立起了血站，那时光驻马店地区就有33个经过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血站，甚至就连上蔡县县医院门口都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的宣传口号。

献血站

血站随着发展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卫生厅和公安厅开始大规模打击泛滥成灾的血站，这些官办血站被迫停业。

然后，在卖血所带来的巨额利润的驱动下，一些私人血站和血液制品企业开始在各大村庄偷偷建立单采血浆站点从事非法采血活动。村子里的村民们为了多赚些钱，有的甚至一天跑去六七个不同的血站卖血。

最为可怕的是这些非正规血站不仅采血器械未进行消毒，许多人共用同一个针头，并且“血站”为了节约成本舍弃了较为安全的“全采”方式选择了成本低廉的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的采血方式。

“单采”这一采血方式在操作过程之中具有极高的风险，若是同一批卖血者之中出现一个病毒携带者，那么与他一起的卖血者很难幸免于难，艾滋病病毒也就这样在卖血的人群之中传播开来。

采血

由于当时艾滋病刚刚传入我国，关于该病毒传播的知识科普力度较小，而且卖血者大多是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贫困农民，传染疾病方面的知识相对匮乏。

再加上艾滋病的潜伏期较长，平均需要五到六年，即使有些轻微的不适之处，大家也不会往这个方面思考。

然而，村民们不知道是当地卫生部门早在1993年就已发现卖血人群之中有许多人已经感染艾滋病，只是当地部分不作为的政府官员害怕承担责任选择了将此事掩盖下去，知情不报。

就这样，当地的卖血村民一直处于毫不知情的状况之下继续卖血，有的人家甚至一个月去卖十几次，一直卖到了1998年年底才停止。

在这期间艾滋病病毒一直在卖血村民的体内暗流涌动。

卖血

直到1999年6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在听闻文楼村前来该医院学习的医生说起，他们当地不知为何许多青壮年原本身体素质很好，却在短时间内得了怪病，经常发烧与持续腹泻，没过多久就发病身亡了。

但至今也不知究竟是为什么。桂希恩教授听到这里心里顿感不妙，这些症状与他在美国进修时遇到的艾滋病患者很是相似。

于是，桂希恩教授来着两个学生和一些艾滋病病毒检测试剂匆忙赶往文楼村为当地村民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让他吓了一跳。

他第一次仅仅检测了五个卖血村民，其中就有两个携带艾滋病病毒，在这之后，他利用一个星期时间迅速展开了对于整个文楼村村民的检测，果不其然情况十分严峻。

桂希恩

他立马赶往北京将调查报告送到了时任主管卫生方面的李岚清副总理手里面，至此，河南当地的艾滋病病毒才公之于众。

在国家卫生部门的大力督促之下，河南省多地开展了艾滋病病毒检测。最终的数据结果十分惊人，马深义与雷妹所在的文楼村可以说是整个河南省艾滋病病毒最为严重的地区。

村里参与卖血的人中近半数都已感染艾滋病，多次卖血的马深义与雷妹也没逃过这一劫。

坏消息接踵而来，马深义与雷妹共同孕育的三个孩子中除了在夫妻二人开始卖血之前出生的大女儿马宁宁逃过一劫，二女儿马荣与小儿子马占潮都是在夫妻俩已经感染艾滋病但又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孕育的。

因此，这两个孩子由于艾滋病在妊娠过程之中通过母婴传播导致其一生下来体内就携带艾滋病病毒。

除此之外，马深义的父母和大哥以及雷妹的哥哥们也都被查出患有艾滋病病毒，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瞬间，马深义和雷妹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马深义

艾滋病作为一种慢性全身性疾病，不同的患者由于自身免疫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临床表现与发病时间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有的患者短短几个月就会发病，有的患者的潜伏期最长可达二十余年。

不过一旦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即使没有自觉症状，其全身免疫系统也会一直持续遭到艾滋病病毒的破坏。

这一状况同样在马深义与雷妹夫妻二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同一时间确诊的两人临床表现却是天差地别。

丈夫马深义除了轻微的腹泻之外还尚未出现其他症状，平日里还能干一些较轻的农活，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反观雷妹则病情发展十分迅速，仅仅几个月时间就从最初的浑身疲软发力、体重有些减轻演变为胸闷气短、呼吸急促、持续性腹泻乃至便血等严重症状。身体不适的她每日只能躺在床上，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

马深义和孩子们

雷妹每天唯一的运动就是让丈夫把她扶下床，跪在烛台向神灵祈祷希望他能放过他们的这个家，他们已经为了自己的贪心受到了很多惩罚。

马深义一家的家庭条件本就不太富裕，要不然当初也不会跟着村里人一同去卖血，那个时候河南地区还没有实行免费治疗的政策。

一家人最多能拿到政府时常会针对艾滋病患者发放救济与专项资金补贴，但这对于昂贵的治疗费用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罢了。

所以雷妹很少有机会服用相关治疗药物，平日里只能依靠文楼村村西的卫生服务站每周提供的几次免费点滴服务来缓解一下病痛，实在难受的时候只能硬生生地熬着。

马深义给雷妹喂水

病痛不仅给雷妹的生理层面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同样也给她造成了痛苦的心理层面的折磨。

雷妹每日看着自己日渐虚弱的身体，她时常想着与其过着这样痛苦的生活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什么都不用再管了，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那三个还未长大成人的孩子。

2001年夏天，雷妹的哥哥病情恶化不幸离世，哥哥的去世让雷妹再次迎来了沉重一击，雷妹内心越发地恐惧，她不知道自己何时也会走到死亡这一步。

秋分时节，一直被痛苦所笼罩的马深义家终于传来了一个久违的好消息，今年马深义种植的玉米收成很不错大概能卖个七八百元，这些钱虽然不多却也能够缓解一下家中的经济困境。

雷妹

可惜好景不长，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雷妹的病情再一次迅速恶化，吃不下任何东西，一天下来只能喝几口奶粉维持生命。

雷妹短短两个星期体重就掉了20多斤，整个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雷妹的精神状态也很不好，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时连自己的亲人们都认不得了。

这可愁坏了马深义，别人家里都在和和美美地过着中秋，自己家的妻子却成了这般模样。看着雷妹日渐虚弱的身体，马深义十分心疼，却无能为力，他只能每天拉着板车带雷妹出去晒晒太阳。

2001年年底，雷妹终究没能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死在了诊所的病榻之上，丢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人世。

雷妹是睁着眼睛离开这个世界的，无论丈夫马深义怎么用手拨都无法合拢她的眼睛，或许她实在放心不下孩子们，想再多看看他们。

雷妹

面对雷妹的死亡，孩子们的反应截然不同，九岁的女儿马宁宁知道母亲再也回不来了，抱着父亲大哭起来，四岁的二女儿马荣年纪尚小还未明白死亡究竟是什么。

直到雷妹去世半个月时她还每天晚上缠着马深义问道：“爸爸，我们今天晚上不去村西头的诊所里接妈妈吗？”最小的儿子马占潮那时已经学会了叫爸爸妈妈，可惜的是雷妹再也没有机会亲耳听到这声妈妈了。

最令人心痛的一件事就是雷妹直到去世之前都没能留下自己的一张照片，摆放遗照的地方只能用一张写着雷妹名字的纸张代替，令人唏嘘不已。

雷妹死后，马深义拿出卖玉米钱中的一百五十元为妻子买了一套寿衣，他知道雷妹一直是一个十分爱美的姑娘，但是这些年家里条件不好她很少有机会为自己置办一套漂亮的衣裳。

他希望一直以来跟着他受苦受累没能过上一天好日子的妻子能体体面面地走完最后一程。从此之后，全家上下只剩下三个孩子与父亲马深义相依为命了。

雷妹的牌位

2001年年末，雷妹去世后，三个孩子便成为了马深义最大的牵挂，也成为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妻子刚刚去世那年，三个孩子还都很小，最大的女儿才刚刚满九岁，孩子们根本就离不开家长的照顾。

村里像马深义这般年纪的青壮年在农闲都去外地打工赚钱了，马深义只能呆在家里，一家四口平日里就靠着几亩地的收成以及政府补贴和每个月一位香港好心人给他寄500块钱艰难度日。

这些钱马深义从不敢多花，每一笔都是精打细算着用除了吃药看病和给孩子买奶粉和学习用品外，能省则省。

2004年之后，马深义所在的文楼村的艾滋病病毒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河南省各级政府及领导的高度重视，艾滋病病人的救治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马深义

河南省省委及河南省卫生厅开展六个一帮扶工程，九名领导干部响应国家号召进驻文楼村协助文楼村建立和完善艾滋病感染者的防治救助机制，向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治疗药物等“四免一关怀”的服务。

在这样的政策扶持之下，文楼村的艾滋病感染者可以凭借艾滋病诊断卡享受免费打针与免费用药等福利，像马深义这样家中有多位感染者的人一个月能省下不少钱。

马深义的二女儿与小儿子虽然从出生以来就携带HIV病毒，但在按时吃药、按时打针等积极治疗手段的帮助之下，两个孩子除了比一般健康孩子容易感冒和吃坏肚子外并没有任何显著的变化。

2006年年初，马深义的情感生活也有了一些变化，他找了一个新的老伴。

马深义和孩子

这位新老伴也是文楼村的村民，和马深义的家就隔了两排房子远，她的丈夫和马深义的妻子雷妹一样死于艾滋病病发，自己也是因为卖血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过日子。

马深义的新老伴身体状态还不错，很能干活，平日里都在内蒙做清洁工，她的孩子也在广州打工，两人只有过年时那两个月能够见上一面。

两个人在一起的事情孩子们都知道，有时两家人也会坐在一起聚一聚，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分开过的，毕竟自己的孩子自己带是最好的，马深义也不愿意因为自己家的事情拖累了别人。

2008年，马深义的大女儿马宁宁初中毕业了，没有考上高中的她和姑姑一起前往广州一家工厂打工，每个月能有1200多元的工资到手，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了不少。

马宁宁小时候

就连马深义最小的儿子马占潮也到了上小学的年纪，马深义白天也有了更多空闲的时间，他拿出积攒已久的积蓄购买了一辆电动车，有时开开摩的赚点钱贴补家用。

这些年马深义感到最为愧疚的就是大女儿马宁宁的婚事了，马宁宁的两段恋爱都因为弟弟妹妹和父亲是艾滋病患者最终也无疾而终了，这也成为马深义最大的一块心病。

原本马宁宁和之前交往过的两任男友感情都还不错，但男方父母在得知马宁宁家中的情况之后都望而却步，不同意儿子与马宁宁继续交往。

马深义觉得是自己把女儿拖累了，但女儿总是主动安慰他这门亲事不结也好，省得之后麻烦更多。

2012年的时候，马深义家中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大女儿马宁宁出嫁了。男方家住在离文楼村不远的王营村里，男方在知道马深义一家的情况之下并不介意，欣然同意了这段婚事，马深义对这个女婿也很满意。

马深义

婚后没多久，马宁宁就和丈夫一起去北京开了一家小店在那里做生意，回家的次数也不多，只是偶尔打电话报报平安。

二女儿马荣由于常年生病请假耽误了不少课程，成绩也一落千丈，在读完初二之后选择了辍学，和同村的一名女孩去上蔡县的一所美容美发学院学习，想着毕业之后在县里开家美发店。

可惜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开学没多久后，班主任在得知马荣患有艾滋病后劝她换一个专业就读，毕竟理发时很容易割破手，要是将艾滋病病毒通过血液传播给其他顾客就麻烦了。

之后，马荣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决定去退学，在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去大姐马宁宁在北京的小店里帮忙。

马深义与孩子们

2014年，马宁宁和丈夫离婚了，她没有选择回家而是留在了北京继续打工，妹妹马荣也和她待在一起。马深义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会离婚，他也不敢多问，只是经常打电话给马宁宁希望她没事的时候能够常回家看看。

到2016年时，马宁宁已经一年多没有回过家了，马深义打电话去问的时候，女儿回答他说：“爸你好好的就行，我在这边也挺忙的，没什么事我就不回去了。”本该热闹的春节，家里头只剩下马深义和小儿子马占潮相依为命。

2017年年底时，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长达12年回访的马深义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们，孩子们已经长大了，就连小儿子都16岁了，他们不希望自己每年都要重新揭开自己的伤疤，希望能够摒弃痛苦的记忆好好过日子。

在这之后，马深义一家也没有新的消息传出了。

南方人物周刊：从2004年起，我们每年都会回访这个因卖血染上艾滋的家庭

南方人物周刊：马深义：失妻十年

陈为军导演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

贵阳日报：刚到中国的桂希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