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3日，下午4点多钟，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和顺派出所管内的一条街道边，几个小男孩在开心地玩耍着。6岁的小可心像一头顽皮的小鹿灵巧地躲闪着小朋友们的追逐，不停地笑着、叫着。
晚饭的时候，小可心没有回来。
睡觉的时候，小可心仍然没有回来。
小可心的家人四处寻找，不见小可心的踪影。
全家人在寻找、焦急、煎熬中度过了一夜。
11月4日一大早，小可心的父母急匆匆闯进二道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报案。孩子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刺痛了侦查员的心，宋副队长一边详细询问情况，一边派人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分局主管刑侦的卢峰副局长。
卢副局长接到报告后，顾不得吃早饭，赶到刑警队。这个年轻的指挥者先后当过民警、派出所所长、预审科长、刑警队长，富有刑侦工作经验。他通过对侦查员叙述的情况分析，认为这决不是一起简单的儿童失踪案，在这背后一定隐含着报复、图财等罪恶的勾当。他的判断与刑警队员的想法不谋而合，一致认为，此案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小可心被人绑票；
第二种，小可心被人拐卖；
第三种，有仇针对小可心的报复。
而且属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要大，因为孩子是在自家门前被人领走的，孩子的奶奶岳淑芳开个体食品加工厂，手中有点钱。
鉴于以上分析，卢副局长决定：上报市局，通报各分局、派出所注意有无捡拾儿童；秘密在失踪者家附近走访调查；安排家属配合公安机关寻找；用技术手段控制有关部位，注意及时发现家中、单位与此有关的电话、电报、信件。
果不出所料，11月6日一大早，刘家收到一封信：
蛋糕房老板：话不多说，鄙人的目的你一定知道，另（令）子还好，他绝对没掉一发请你见信后与(于）明天备好五万元现金，量不成问题，一律要一百元一张的，与（于）明晚10点送到东大桥桥头，自有人找你。
望勿报案，如发现有便衣，小心你那宝贝儿子，如果不发现意外，另（令）子自当平安返家。
信的末尾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只在信的背面写着一个大大的“杀”字。
可以说这封信印证了侦查员的推断，同时也加深了他们的忧虑，在这些穷凶极恶的歹徒手中，孩子的生命会有保证吗？
案情就是命令，确保孩子的安全，尽快破案成为全体参战人员的唯一目的。
市局副局长孟凡来亲自指挥，“11·3”专案组即时成立。刑侦智囊、破案能手、文检人员、技侦专家，各路人马相继赶到了远离现场不引人注目的临时指挥部——杨家店派出所。
一个由市局刑警大队、四处、一处、二道分局组成的联合专案组拉开了秘密破案、尽快解救被绑架孩子的序幕……
11月6日，经过一上午的紧张讨论、研究，专案组制定了当晚在东大桥秘密设伏的行动方案。当晚8时，全体参战人员悄悄在东站派出所集结。市局局长彭祖尧亲临第一线慰问全体干警，听取当晚行动计划的报告，指示参战人员“对象未出现前一定要注意隐蔽。”
老天似乎也想考验侦查员，当天下午气温骤降，晚上已降到零下20多度，东大桥下昔日缓缓流淌的河水匆匆结了冰。桥上东来西往的各种车辆亮着刺眼的灯没命地跑着。桥头几盏昏黄的路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9时12分，一组组便衣侦查员无声地隐入寒冷的黑夜中，消失在静静的伊通河畔。两辆出租车相继在大桥两边“抛锚”……
10时整，一辆乳白色出租车在桥头停下，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蓝色羽绒服、戴八角帽的老人，手里提着一个棕色人造革兜，里面装着五万元钱。这个送钱人是被害人小可心的爷爷刘树峰。
老人在桥头踱来踱去，不时看看表，30分钟过去了，没有发现任何情况，每个人的心都很焦急。
突然，一个穿黑皮夹克的男青年在桥头出现，向老人身边靠去。顿时，几十双目光齐刷刷向桥头射去，几十颗心到了喉咙口，此时此刻，仿佛空气都凝固了……
男青年从老人身边走过，又回头看了一眼，慢慢走远了。
一场虚惊之后便是沉寂，无休止的沉寂。
不知什么时候，空中飘起了雪花，夜更深了，天更冷了，伏在地上的侦查员已被冻透了，饥饿和寒冷一起向他们袭来，他们只能坚持着。远处居民楼窗上映出的灯光相继熄灭了。时针指向1时，仍没有人来取钱，指挥部决定撤出阵地。
第二天晚上，继续在此设伏，仍然没有人来取钱。伏击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难道有人走漏了风声，犯罪分子不来取钱了？
10日一大早，小可心的奶奶在她开的东盛食品加工厂院内发现一封信，信中说，上次因事没去取钱，让食品厂姓靳的把钱送到南关大桥下。落款是“要钱不要命的敢死团”。
专案组重新调整了警力，在南关大桥下设了埋伏，为慎重起见，没有让靳一个人去，而是安排刘树峰和他一起去。然而这一次仍没有人去取钱，伏击再次失败。
虽然设伏失败，但整个侦破工作没有放松，各项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
11月11日，被害人家属收到了第三封信，让姓靳的当晚骑自行车沿长春至九台公路一直向前走，会有人找他要钱。信中说：“南关大桥的事，我很生气，你好自为之。”并威胁说要报复刘树峰的小孙子。
专案组认真地研究了这封信，大家认为这一次不能再让犯罪分子牵着鼻子走，在一条一百多公里长的乡村公路上根本无法设伏，必须改变工作方针，变被动为主动，引蛇出洞。
13日上午，专案组对这几天摸上来的10来个嫌疑人逐一排队，最后确定了3个重点嫌疑人：
王春东，男，19岁，在食品厂上过班，后来被辞退，熟悉厂内和刘家的情况，与孩子的关系好。
王金波，男，18岁，与王春东同乡，合租一房，有同案嫌疑。
靳利波，男，19岁，在食品厂上班，熟悉刘家的情况，是信中两次指定的送钱人。
最后确定王春东、靳利波嫌疑最大，因为经字迹比对，王春东的字体与恐吓信中的文字有相同的习惯性错误，专案组决定当晚秘密传讯王春东、王金波，监控靳利波。
当天晚上8时，按预定方案，侦查员将王春东、王金波带到东盛路派出所。在二人的住宅发现大量王春东书写文字和与恐吓信相同的稿纸，经鉴定恐吓信确为王春东所书。
王春东、王金波是双阳县奢岭乡人，一年前来到长春。王春东在东盛食品加工厂做临时工，王金波骑“倒骑驴”给各小卖店送蛋糕，虽然挣的不多，但总比在农村强。环境的熏染，使他们越发的羡慕起城市生活来，开始琢磨怎样能弄到钱。王春东开始偷食品，结果被开除。为了泄愤，为了金钱，他想到了刘树峰的孙子可心，他是刘家的命根子，绑走他，不愁刘家不出钱。
10月27日，他与王金波、靳利波商量绑架小可心敲诈刘家钱财，三人一拍即合，寻机作案。
11月3日下午4点多钟，王春东见刚从幼儿园回来的小可心正在自家附近和小朋友嬉戏，随即上前把小可心叫到跟前，说带他去玩儿。天真的孩子怎么会想到，这个常见面的东叔会对他下毒手。
王春东把孩子带到他的住处，小可心看没什么好玩的，便要回家。“你走，我上哪整钱去！”二王急忙抱着孩子出来，走到东盛二条的厕所内，王金波摁着孩子，王春东活活将孩子掐死。然后用大衣包着乘出租车到珲春街，将孩子的尸体扔到一个下水井内，仓惶逃回住处。
之后，王春东写了五封恐吓信，向刘家索要5万元现金。
迎着黎明的曙光，拖着沉重的步伐，干警们脸上没有笑容，只有倦容。他们痛恨歹徒的凶残，更为没能挽救孩子的生命而遗憾。
难忘那11个日日夜夜，他们几乎谁也没回过一次家，没睡一个完整觉，眼睛熬红了，身体消瘦了，胃病犯了，心脏病犯了，肾炎病犯了，没有人打退堂鼓，没有人叫一声苦。刑警队副队长徐刚的父亲病入膏肓，处在弥留之际，可案子正是关键时刻，他实在是走不开。案子破了，徐刚奔向医院，可是当他赶到时，老父亲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留给他一个永久的忏悔……
此时此刻，坐在那间戒备森严，连一只小鸟都飞不进也飞不出的监号里，那两个壮实的汉子时常因惊悸而冷汗淋漓，不论他们是闭上还是睁开双眼，总会看到一双黑亮的眸子像两柄犀利而带着寒风的剑向他们刺来。直到有一天，伴随着一声刺耳的轰鸣和瞬间的剧痛，一切才将了结。
寒冷的地狱、暴戾的魔鬼在等待着他们。
1993年8月，王春东和王金波被判处死刑；靳利波判处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