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浙江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浙大师生踏上了西迁的征途。他们穿越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至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

在湄潭，浙江大学不仅保持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还积极与当地社区互动，促进了地方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浙大师生的到来，给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县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和进步的浪潮。他们在湄潭县建立了贵州省第一个拥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并举行了西迁后的第一次全校运动会，引起了巨大轰动。

在湄潭的七年里，浙江大学的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在此期间发表了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文。生物系的谈家桢教授也在湄潭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并搞清了其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同样在国际遗传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浙江大学的西迁不仅是一次学术的迁移，更是一次文化的长征。在湄潭，浙大师生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和传播。他们的努力不仅在当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且对后来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1944年10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西南之行中，来到了湄潭。10月25日，应中国科学社浙大分会的邀请，李约瑟博士在湄潭文庙与当时在这里的浙江大学的科学同仁们进行了交流，并拍下了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也成为了今天我们回忆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办学那段历史的珍贵回忆。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在中国科学教育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领导浙江大学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竺可桢的带领下，浙江大学在湄潭不仅保持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还积极参与当地社会建设，如改良农业技术、推广教育等，对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竺可桢本人也在湄潭期间继续进行气象学研究，并且鼓励学生和教师们坚持学术追求，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谈家桢，中国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他在苏州东吴大学主修生物学，并于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他在浙江大学任教，并在抗日战争期间随校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在那里，尽管条件艰苦，谈家桢仍致力于遗传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包括发现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他的研究为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了重要证据。

罗登义，著名的生物化学和营养学家。1940年初，罗登义教授随浙江大学农化系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并在那里工作生活了7个春秋。在艰苦的西迁办学条件下，罗登义教授对170多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他发现了生长在贵州山间的刺梨极富营养价值，尤其是维生素C和维生素P的含量极高，被誉为“维C、维P之王”。

罗登义教授不仅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突破，还积极推广刺梨的营养价值，帮助解决了战时民众和抗日将士的营养缺乏问题。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并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所记载。李约瑟甚至将刺梨以罗登义教授的名字命名为“登义果”，这也标志着刺梨首次走向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罗登义教授继续留在贵州，致力于农业生物科研事业和人才培养。他在贵州农学院（后更名为贵州大学农学院）担任院长，白手起家兴建校舍，建立了农、林、牧等学科体系，为国家和贵州本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农业科研人才。

照片中，坐在谈家桢教授左边，桌上放着礼帽，戴着眼镜的是王琎教授。他是我国近代分析化学的奠基人。当时李约瑟在会上对王琎教授在中国古代化学史上的贡献大加赞赏，其研究成果对李约瑟后来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了重要帮助。

照片左侧手摸着下巴的是贝时璋教授。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浙江大学西迁湄潭时，贝时璋作为生物学系的重要成员，带着仪器和资料，历经艰辛，最终抵达湄潭。在这里，他不仅要应对物资匮乏、生活条件艰苦的挑战，还要确保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

在湄潭期间，贝时璋在一次野外考察中发现了丰年虫，这一发现为他后来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尽管条件艰苦，但贝时璋仍然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和资源，对丰年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照片中握拳的是王葆任教授，著名的高分子化学家，当时任浙江大学教授兼化学系主任。在湄潭，王葆任和他的同事们面临着极其艰苦的条件。他们以破庙陋室为栖身之所，以桐油青灯相伴，以简餐淡食果腹。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王葆任和浙江大学的师生们仍然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照片中身穿白色长衫的是王淦昌教授，著名的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被誉为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在湄潭期间，王淦昌教授不仅在教学上倾注了大量心血，还在科研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他利用养病的机会撰写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一文，该文后来被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对后来的中微子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上照片均为“爱历史”后期高清上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