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繁城之下》编剧、导演王铮在第二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上的演讲）

我是一个业余的编剧和导演。

这个“业余”不完全是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更重要的是，我都不是从行业系统里成长起来的。

我从来没给别人写过剧本，也没进过别人的剧组。通常情况下，我跟别人说我是业余的，是想表示谦虚，告诉大家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但我从别人的眼神里发现，他们觉得我是在凡尔赛。

有一个词叫“DIY”，是指一个素人自己动手做一点有专业性、技术性的事儿。

我原来以为拍剧、写剧本是DIY，但后来发现不是，因为真正的“DIY”花的是自己的钱，而我花的都是别人的钱。

作为一个业余的编剧和导演，自学是重要的成长途径。拿写剧本来说，我买过很多教人写剧本的书，其中有一本，是所有编剧都看过的，罗伯特·麦基的《故事》。

这本书有很多版本，每个版本我都会买，因为关于书，我有一种幻觉，买到了就是学到了。

麦基曾经说过，每一个故事都是对世界的隐喻。

一开始，我以为麦基是在给创作者提要求，让你把故事讲成一个对世界的隐喻。

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其实麦基是在告诉我们故事的本质：一个故事不管讲的是什么，不管讲成什么样，最终必然成为对世界的隐喻。

换一个说法，即使今天我怀着功利性讲一个故事，这里面充满了投机、迎合，完全没有一点真诚，就算是这样的故事，也会暴露我对世界的真实看法。

所以，我就有了一个推论：如果我眼睛里的世界是贫瘠的、庸俗的、肤浅的、无聊的，我讲出的故事也一定是贫瘠的、庸俗的、肤浅的、无聊的。

这个推论让我非常担心，我不是很确定我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于是我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每个人都通过镜头观察世界，比如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中年男性，每天为了生计疲于奔命，蝇营狗苟，陷入很多世俗的烦恼中，会戴着什么样的镜头看世界呢？

我觉得会是GoPro。大家知道这是一种超广角镜头，有非常大的景深和视野。

戴上GoPro以后会怎样呢？

基本上，我早上一睁眼就会有海量的信息涌入我的视野，人、景物、事件、声音，嘈杂纷纭，让人头晕目眩。

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会吸引我的注意力呢？无非有两种。

一种是离我非常近的，因为它离我近，所以会占据比较大的视野，会吸引我的注意力。这个“近”，既是心理上的近，也是物理上的近。

它可以是我那块手机屏幕上的信息，比如，手机里突然来了一个短信，我点开一看，是信用卡账单。

还有伴侣哀怨的眼神，老板阴晴不定的脸，包括洗澡时低头看自己日渐发福的肚子。

这就是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其中一种。

还有一种是非常戏剧化的东西。比如哪儿撞车了、着火了、打架了。因为生活过于贫瘠无聊，所以，戏剧化的东西都很容易吸引到我的注意力。

这样，我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我只讲两种故事，一种非常庸俗，一种非常狗血。这让我很绝望。

所以我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这个镜头能不能换，我是不是生来如此，我是不是天生就戴着一个GoPro？

所以我开始回忆童年，我意识到我不是生来就戴着一个GoPro。小朋友个子那么小，没有那么远、那么广的视野，他离大地很近，对世界充满好奇，会关注很细微的东西，很仔细地去观察。

所以，小孩子戴的是微距镜头。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景，相信每个男孩子都会有一块暑假的草地。某一天，你找不到自己的小伙伴，只能一个人玩了。在那块草地上，你可以自己兴致勃勃地玩上半天，你可以拔野草、捉虫子。突然，你看到了一只癞蛤蟆，你会用树枝敲打它，想让它鼓起来。

如果你能捡到一个蝉蜕，那感觉就像捡到一个珠宝一样，它非常精美，又非常脆弱，但因为鼓起来的复眼和巨大的挖掘肢，它看起来非常凶猛。

它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如果用我们影视的术语来说，那就是影视奇观。找回微距镜头以后，这个世界上就有很多奇观，也许可以说，这个世界奇观遍布，只不过有些奇观非常微观。

前些日子我的公司搬家了，搬到一个园区里，那里有很多高大的杨树，我在其中一棵树上又捡到一个蝉蜕，拿在手里看了很久。

其实，现在我对蝉蜕已经司空见惯了，没有好奇心了，我甚至能够说出它的品种，根据它复眼的位置和体型大小看，它应该是一只蒙古寒蝉。

那为什么我还要把它拿在手里看这么久呢？就是因为我，一个普通的中年男性戴着GoPro，当我在凝视一个蝉蜕的时候，我在凝视什么呢？

我觉得我在凝视回忆。

这个环节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主题。我是一个业余的编剧和导演，所以，我也很难从一个专业的、行业的角度去探讨，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探讨。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镜头，各种各样的焦段，各种各样的成像效果。创作者的多元化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镜头，找到自己和世界的焦距。

【演讲/王铮  整理/云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