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为何不能反腐成功，最大原因在于皇帝根本无意反腐，所谓的反腐不过是打击官员的手段，进一步来说想，就是用贪官反贪官，最后反贪官的也没有好下场。

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朝东魏第一权臣是高欢，西魏第一权臣是宇文泰，而高欢与宇文泰是死对头。公元537年九月，东魏行台郎中杜弼跑去找素有活曹操，东魏第一权臣，丞相高欢要求反腐倡廉。高欢听过之后就对杜弼说，现在不能反腐，还不是时候，我还得纵容他们去贪，当然，对于像你这样的好官我也一定会重用。杜弼对此不解，于是高欢就讲了如下这番话语。

首先官员们贪污受贿这些事儿，都是平常事，已经形成陋习和惯例，我都知道，但这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现在也不是时候。我如果现在严厉反腐，他们一旦逼急了，完全有可能逃到西魏宇文泰那里，对于这些官员来说，留在东魏，还是去往西魏，两可之事，哪边利益更大，便留在哪边。对于他们的操守我并不看好。为了稳定政局，我只能睁一眼闭一眼。

而南边的梁朝被天下读书人尊为正朔，萧衍正在弘扬佛法，以德行来感化天下，用正朔来招揽人心，我现在肃贪，会有不少心向南朝的读书人会投靠萧衍，对比之下，官员腐败根本就不叫事，人都走了，国家还怎么运行和壮大。不过我不是不反，不过是时候未到。你说的事情我都记下了，咱们还是要等一个更恰当的时机。杀猪都在年底，哪有中秋时节杀猪的。

但高欢还有一个原因未说，就是他作为权臣，如果反腐过度，势必让反对派联合起来，这将严重危及高欢的统治基础，毕竟此时高欢政局还不稳定，外面还有宇文泰。但高欢的理论显然没有说服杜弼，某日，杜弼又对高欢提及，那些功勋权贵不缴纳国家税赋，造成老百姓负担过重。

高欢没说话，带着杜弼走出朝堂，来到校军场演军，面对三军肃杀之气，文官出身的杜弼吓得够呛，半晌无语。高欢事后又把杜弼带回朝堂，就又对杜弼又说出一番道理。

高欢道：“你作为文官，只看到了这些武将偷逃国家税赋税银，但你没有看到他们征战沙场，百死一生，我也知道他们当中有人胡作非为，欺男霸女，但我现在还需要他们给我干活，我要取他们的大节，怎么能像要求普通人一样要求他们呢？你现在能够和我坐而论道，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保护。等日后天下承平，我自然会一一收拾。杜弼听后，连连点头。

高欢的意思就是，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正是用人之际，我还得靠他们打仗建功，相比而言，贪污不过是小问题。再就是，惩治贪腐属于另一条战线的搏杀，惨烈程度更甚于真实沙场。反腐这事儿还真要从长计议。

公元544年，天下已定，高欢彻底控制朝局了。贪官也养肥了，高欢觉得时机成熟了，决定打击反腐，这事他让儿子高澄来操持这事儿。之所以如此，一是锻炼儿子的能力，二是自己在后面，可以作为缓冲和兜底。毕竟要惩治的，好多都是一路走来的老伙计。他自己下不了手。至于操盘手，高欢没有让杜弼主持，因为高欢觉得杜弼过于书生意气，不懂变通。

高欢让让吏部郎崔暹担任这个反贪操盘手，辅佐儿子干这件大事。崔暹出自博陵崔氏，世家子弟。品行端正，克己奉公，自身底色很清白，的确是反腐的合适人选。但崔暹不愿意，因为他知道，反腐这事出力不讨好。反到最后，如果杀伐过重，高澄必然拿他开刀泄愤。他几次求高欢另选他人，但高欢不许。让他安心辅佐世子。

万般无奈的崔暹只好当这个冤大头了。崔暹的第一个目标是当朝宰相，尚书令司马子如。司马子如是高欢的义弟，与高欢一块起事当兵，拥有公司创股票，此人立功无数，但又贪墨无数。崔暹收集好证据，上书弹劾司马子如。高澄便把司马子如抓进了监狱。不过几天，司马子如就服软了上书请罪，后经审理，司马子如被抄家罢官。随后其他勋贵被处死或被贬官者无数。但高澄的反腐效果并不明显。因为被打击的都是元老重臣，因为这些人的存在阻碍了高澄的上位，打击元老重臣，就是高欢给儿子树立威望。这种有选择的打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魏“百官绝禄”。意思就是朝廷从来不发俸禄，官员生活完全依靠自理，如果不贪只能饿死。而贪腐就会被处死，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因此崔暹工作再出色也只能解决一些表象问题，治标不治本。这场运动之目的是，可能并不是真地为了反腐，而是要借此打压老部下，树立下一代领导威信。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崔暹远见，高洋接受东魏孝静帝禅位时，杜弼表示反对，跑来劝谏阻止，气得高洋要死，一次借着酒醉把杜弼给杀了。

而崔暹下场也不好，当初反腐时，崔暹查过侯景。后来侯景造反，满朝都说是让崔暹逼反的。高澄便想杀了崔暹，给侯景示好，经太后说情才得以平安。高澄遇刺去世后，司马子如就上表诬陷崔暹谋反，高洋贬崔暹为中书监，几年之后，崔暹就窝囊死了，死后被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但这有何用，不过是卸磨杀驴。

崔暹去世时，高洋去他家里吊唁。高洋问其妻李氏，你很想崔暹吗？李氏回答：“原配夫妻自然很想”。高洋就说：“既然如此，那你就他一起去吧”。随后，拔剑斩下李氏的首级。算是给以司马子如为首的元老重臣出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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