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晋祠之铭并序》碑是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现存于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内贞观宝翰亭，是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写的一篇政治抱负与抒情相结合，溶史学、文学，书法艺术于一体的丰碑巨碣，其政治思想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唐太宗李世民创新治国理念的集中体现，代表了唐朝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发掘和阐述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宣传和弘扬古文物背后所蕴含的核心价值和时代内涵，是广大历史研究者应该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让深藏在禁宫里的文物活起来；让陈列在广袤大地上的地上文物古迹，书写在古籍里的历史文化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更好的，正能量的精神食粮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让文物活起来，其实质就是让文物内涵中的价值活起来。传统意义上我们谈到文物的价值，首先想到的是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技术价值，也称之为文物的“三大价值”，但是文物更高层次以及更重要的价值是超越传统三大价值的内在价值即蕴含在古文物背后的核心价值及时代文明，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祠博物馆内现存有历代碑碣400余通，这些碑碣自北齐到近代，历代相续，记录着晋阳大地的历史文化脉络，其中《晋祠之铭并序》碑是唐太宗李世民在晚年的得意之作。镌刻完成以后，其拓片即作为国家珍贵的礼品赠与各国来宾或使者。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父子从晋阳起兵三个月后攻入长安，从晋阳出发前，李渊带着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刘文静，裴寂，武士彟等曾经跪在唐叔虞祠门前祈求唐叔虞能护佑他们李家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且助他们李家一臂之力。结果征战过程比予料的要理想的多。能建立大唐王朝，李世民视晋阳为宗祖之地“王业所基，国之根本。”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对晋阳高度和准确的定位。并且先后在晋阳设“北都”、“北京”，历史进一步说明中国古代最早的北京城是晋阳古城，所以晋阳古城成为当时全国的三大都城之一，唐太宗李世民在晋阳度过了其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也是最幸福的时期，因为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晋阳古城也成为李唐王朝的发迹之地。同时也被古人称之为“龙潜之地”！
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戎马，身经百战而且是大获全胜，为大唐盛世的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晚年还带兵四征高句丽族，为古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稳定消除了极大的隐患。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返回京城长安的途中故地重游，而且是征讨高句丽族大获全胜的前提下感慨万千，在当时的唐叔虞祠（也就是现在的晋祠）内写下了该流芳千古的《晋祠之铭并序》。
《晋祠之铭并序》是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御制御书于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正月二十六，同年上石立碑。贞观十九年冬月唐太宗李世民重归阔别二十多年的古唐国发迹之地，也就是晋阳古城，那是感慨万千，内心里有很多话想对晋祠抒怀，亲率文武群臣重新拜谒唐叔虞祠，次年正月亲自撰文，并且丹书于唐叔虞祠内堂上，留下了他晚年政治思想与文学及书法艺术成就的丰碑巨碣，行文襙美姘丽，行笔遒径有致，单单一个“了”就30多种变化，行书技法以及特点了然纸上，书写的背后蕴含着唐太宗李世民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历史使命系唐代文明的集中体现，其文学、历史、书法艺术价值被誉为仅次于东晋大书法家王義之《兰亭集序》后的又一文笔俊逸的行书杰作。
《晋祠之铭并序》碑身高1.95米，宽1.2米，厚27厘米。序文1003字为姘丽体，铭文200字，共计1203字，28行，每行44字或50字不等。行文“朗朗上口，铿锵有力，纵横自如，文学盘古，修辞考究，用典丰盈，气势恢宏！”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责任感、节奏感、和韵律感，显示出一代英明帝王的智慧胸襟和博大胸怀和气概！
《晋祠之铭并序》的主题思想是通过宗周政治制度和晋侯唐叔虞建古唐国的历史轨迹，表明了灭隋建唐的必然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以达到宣扬唐朝之文治武功，努力去巩固政权之目的。
唐太宗李世民在序文中用160个字总结了周王朝国祚长久，以仁义之师，道德之师治国为主，以分封世袭禄位为辅，从武王建国到赧王灭国历经37代，国祚791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享国最长的一个王朝。
首先，唐太宗李世民在文章中开篇就将周王朝国祚长久的根本原因归纳为：“资？亲以作辅，分圭赐社，实茂德之汐居。”他认为之所以周朝执行了分封世袭制度，才使得周朝国运绵长。
其次，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周朝国运长久的根本原因是实行了周公制定的“敬德保民”的政治纲领。在序文中唐太宗李世民提出“经仁纬义，履顺居贞”的观点，他强调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要给老百姓物质利益，要让老百姓有“活头”，依法治国与以仁治国方略要相互结合，当政者行为做事要遵守道德，谨慎小心，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必须做到表率以儆效尤，“顺”即解释为小心谨慎的“慎”。
唐太宗李世民在文章中强调了周王朝分封世袭制度，这也是唐太宗执政期间的一贯主张，他的分封思想从他登基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产生。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以国运长久与分封世袭制度等问题邀请一批重要大臣进行讨论，以魏征为主的部分大臣持坚决反对态度，但是支持该观点的人还是大多数，因此唐太宗在贞观七年正月正式颁布旨意，加封、分封异母兄弟和自己的儿子为某某王爷或爵位，而无封地，直到贞观十三年再次颁旨，宗室群臣袭封刺史，进一步完善了分封世袭制度。”这样的只有爵位，而没有实际封地的做法历史上堪称一绝！”形成“籓镇割据”的基础是有了自己的地盘，而没有地盘“籓镇割据”就没有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分封不仅限于宗室子弟，也包括元老功臣比如说长孙无己、萧楀、李绩、马周等七大功臣都在分封之列。但长孙无己、马周深知位高权重，即使小心谨慎也难免树敌而招来杀身之祸，也始终反对分封世袭制度，唐太宗李世民素以“从谏如流”而称世，所以这场旷日已久的争论最终以皇帝“诏停让步”而结束。
唐太宗李世民所执行的分封世袭制度是以唐朝国祚长久为出发点，他认为周王朝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分封制度是国祚长久的根本，是维系周王朝近八百年统治以及君臣关系的纽带，另一方面唐太宗却忽略了周王朝后期王室式微，诸侯割据，政局混乱，政令不出宫门的悲剧。这就是“尾大不掉”成语的典故。
分封世袭制度虽然诏停，但是唐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未达到国祚长久的政治目的，他希望通过分封世袭制度来，一，可以安抚那些有功之臣。二，可以让他们死心塌地去捍卫国家。三，可以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的局面。这样“一举三得”事情谁不愿意做呢？为此，唐太宗李世民在《晋祠之铭并序》文中将分封世袭制度做了深刻阐述：“走兴邦建国，资？亲以作辅，分圭赐社，实茂德之攸居”。唐太宗李世民以周朝的成功经验为例，概括了周朝首先以分封得益于血缘关系为传统纽带，其次得益于以周礼为核心的道德教化体系。足见唐太宗李世民为巩固大唐的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殚精竭虑。唐太宗所执行的分封世袭制度虽然没有持续多久，却成为唐中后期籓镇割据的诱发因素，因为单封爵位，而没有封地的做法被后人窜改，也为“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尾大不掉”的历史经验教训没有引起唐高宗等人的足够重视。关键的问题是中央的高度集中权力受到威胁，令行禁止形同虚设，加速李唐王朝从举世瞩目的大唐盛世逐步走向衰败，进而导致唐王朝走向灭亡之路。
《晋祠之铭并序》见证了唐太宗李世民为江山社稷励精图治，呕心沥血，通过自己不懈努力开创了“贞观之治”之经济繁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之大好局面。同时也告诫后人，一代明君专注于分封世袭制度所形成的“籓镇割据“隐患的历史教训。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历史上有名的“太原公子”，其最初的政治活动就处于晋阳大地，他本人对晋祠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着特殊的感情。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世民跟随父亲李渊来到晋阳古城，李渊任河东抚慰使被隋炀帝派到晋阳来抵御北突厥侵扰。李世民在晋阳大地广结天下豪杰，也充分体现出李世民的政治思想、政治抱负和御人之术，尤其是其卓越的军事天才以及其独特的用人之道还有他出类拔萃的文学天赋，因此才有了“太原公子”之美称。
《资治通鉴》中记载：隋朝末年，李世民在晋阳大地分析、了解了群雄异起的形势后，三次上劝父亲李渊起义反隋，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因李渊征讨突厥失利，隋殃帝准备兴师问罪，在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人设计的“阳谋”之下，李渊迫于当时的形势，只能听取劝谏毅然举起了反隋大旗。因李世民的“晋阳三谏”，李家才会“晋阳起兵”，建立起大唐王朝；才会有二百八十八年的国祚；经过唐太宗李世民的励精图治开创了赫赫有名的“贞观之治”，“太原李公子”不仅足智多谋，而且是知人善任，并且能够审时度势把握发展机遇。在《晋祠之铭并序》中揭发了隋殃帝的残暴统治，以及劳民伤财才导致人神共愤，各地纷纷出现农民暴动，而只有李家父子为了保护老百姓，开仓济民，安抚老幼，起兵反隋夺取天下，为自己的正义之举找到了非常正当的理由。
“太原公子”一词也因李世民而成为封建皇族中最理想、最有出息皇子的代名词。至今太原市晋阳古城一带民间还流传着李世民在狱中与刘文静坐论天下大势，在“晋阳宫”结交宫监裴寂，与刘文静，裴寂，武士彟等结成战略统一联盟，起兵前设计铲除隋殃帝派在李渊身边的奸细高君雅，王威的传奇故事。
唐太宗李世民怀着对晋祠的深厚感情，并且赞叹晋祠的建筑：“金闕九层，鄙蓬莱之已陋，玉楼千仞，耻昆周之非奇，落月低于桂筵，流星起于珠树。晋祠丛山，悬崖百丈，蔽日交径，绝岭万寻，横天耸翠，碧雾紫烟，郁古今之色，玄霜绛雪，晈冬夏之光，晋祠泉水，日注不穷，类芳？无绝，年彻不溢，周尚德之诚盈”。文中用浪漫与写实相结合的描述手法，把晋祠的自然风光赋予了人格化的意境，并借晋祠的山水抒发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情怀。
《晋祠之铭并序》文中并没有提到周室晋侯唐叔虞的名讳，在纵论周王朝享国长久的历史经验时则以“神明”隐喻姬虞，将唐叔虞的形象提升为“神明”之高度：“神理幽而蘼究”，希望借助神明的护佑以巩固唐王朝的统治。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强调报答神明如果以珍饌交愈，锦缎金玉便极其鄙庸，而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召彼雨师，弘嘉惠泽，命斯风伯，扬此清尘，即报答神恩，惠泽于民。
《晋祠之铭并序》是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期的政治纲领及宣言，文中表达了唐太宗李世民以隋灭亡的历史教训为鉴；以人民富足为本；与民休养生息的利国利民之措施及治国理念。也是唐太宗李世民一贯坚持的“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理论的完美诠释。
“以人为本”是历朝历代当政者应该重点关注的实际问题！试想一个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老百姓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它的国祚不言而喻！唐太宗李世民在文中借景抒情，用多处华丽的辞藻去描述晋祠的景色，宣扬和抒发了自己的真实情感，文中追搠到古代唐叔虞在“助隆宗室，为春秋五霸之一晋国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之丰功伟绩”，赞扬了其“经仁纬义，履顺居贞”之美德，说明其“餘风未泯，遗列犹存”的原因是因为推动了“德乃民宗，望惟国范”的政策。以唐叔虞的美德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政治主张。
“贞观之治”在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期间为大唐盛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其鲜明的政治观点和治国方略为唐王朝的高度文明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政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意义极其深远。
《晋祠之铭并序》是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高度概括与总结，也是一部真实版的“贞观政要”，一部《晋祠之铭并序》即是唐代文明的理论体系，也代表了唐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是人民生活水平达到温饱或者是富足，社会才能和谐稳定，经济发展才能够繁荣，从而拥有自己超强的军事实力来保护国家；保护民族；保护人民，从而达到“四海宾服，万邦来朝”之国家大格局。
作者：王恭建
2019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