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学界对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的原因进行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东汉定都洛阳的主要原因是东汉初年关中残破、经济没落而洛阳则为天下之中，经济发达，又是光武帝的后方根据地，同时光武务实性格也使其无西进之心等。这些让人们对东汉定都洛阳的原因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但东汉定都洛阳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尚未引起关注。光武帝都洛除了以上所说的一些原因外，还表现在刘氏汉室比隆周室的夙愿、东汉王朝吸取西汉迁都的教训以及光武帝本人宗室阴影下内心的焦虑与抗争等。

西周初年定都洛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山东地区，但在建构中，却通过天下之中的逻辑赋予了洛阳都城神授的神秘色彩，作为都城的洛阳也因此深刻地反映了周王朝仁德天下的统治思想，这种统治思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随后出现的成康之世的印证下不证自明。因此，定都洛阳盛世再现也便成了此后统治者自我期待的比附想象。

《史记》载：汉五年（前202年）五月，“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同书卷九十九《刘敬传》中详细地交代了刘邦欲都洛阳的原因和刘敬对刘邦的劝辞，“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而娄敬则认为作为都城洛阳与关中有着根本的不同，洛阳是“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这是与依靠地理险阻而取胜的关中的一个最大不同。而刘邦取天下与周室也不同，周以仁德得天下，刘邦则是以战取天下，所以周可以定都洛阳，而汉则不可。“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後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从娄敬与高帝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高帝欲长都洛阳的原因是比隆周室，然而以武力取天下的刘邦也只能无奈地离开“无德则易以亡”的洛阳而选择西都了。

高帝当年欲都洛阳而不得的无奈到了东汉光武帝时则不复存在。光武帝以行政的手段将西汉争论不休的德属确定为火德，这对东汉初年“汉家尧后”、“伐秦继周”的社会思潮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西汉末年的刘歆为了为王莽的篡位提供舆论支持而创设了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将之前只有四个朝代一个轮回的五德终始说延展到十四朝三个轮回，其中共工氏、帝挚、秦王朝皆因失其序而为闰统，这样汉就成了唐尧之后，在五德循环上跨越秦朝直接上继周朝，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汉承尧运”与“伐秦继周”的社会思潮。

在“赤帝后，次代周”的符命宣传中，在人心思汉的社会环境里，“伐秦继周”的社会思潮逐渐复兴了人们比隆周室的希望，以中兴刘氏王朝为己任的光武帝对此更是充满期待。最为重要的是光武帝与高帝得天下异而与周则略同。虽然光武帝也是通过大战小战而得天下的，但是太学生出身的光武帝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的是一个彬彬有礼、充满仁义的儒者形象。

刘秀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于是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在与更始诸将的对比中，刘秀及其僚属动皆中礼的形象在民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是对刘秀中兴汉室的最大期待，也预示了各地起义队伍在臣民心目中的亲疏倾向。这是刘秀第一次在民众面前的公开亮相，但其儒雅的形象却深入人心，这为其后来征战天下定都洛阳植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儒雅的形象不仅表现在皇帝一个人身上，在光武诸将身上，这种儒雅气质也多有表现。东汉君臣身上的这种儒雅气质，建构了一个德行仁厚的王朝形象，按照娄敬的分析，东汉初年的政权统治应当属于有德者，则其定都洛阳也“易以王”。光武帝定都洛阳，不仅仅是完成了高帝当年欲长都洛阳，比隆周室的愿望，同时也是对“伐秦继周”思想的一个巩固和推进，它对后来论都之争中社会舆论一边倒地支持东都的情况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刘邦西迁长安，看重的正是关中的地形险要，而这种看重则是基于对山东强族的防范，山东强族的势力范围在关东之地，因而不愿都城西迁长安，这种矛盾的存在正是刘邦迁都的主要原因。出于军事上战略利益的考虑，刘邦“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但是迁都长安后，刘邦又面临着“北近胡寇”的威胁以及山东“六国强族”随时有可能兵起的风险，事实上，刘邦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韩信、彭越相继谋反。同时，关中经过战争的破坏，人口锐减，人丁稀少，基于此，刘邦采取了娄敬的建议，“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以率以东伐”，并使娄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人。

然而，西汉的这种迁徙政策是以损害王公和诸侯的既得利益为代价的，毫无疑问，它遭到了诸侯们的强烈反对，到了文帝时，“各诸侯国与中央争夺民户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正在加紧策划叛乱的关东各国诸侯是绝不容许自己的剥削对象和兵力来源移入中央政权直接统治区的”。这对中央的统治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造成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紧张。

这种人口迁徙政策的执行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人为地造成了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的不平衡。刘邦大量迁徙人口进入长安，直接的后果就是粮食供给的问题。虽然三辅也是一个土地肥厚的产粮区，但是人口和本土供养能力之间的比例还是严重失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不得不从外地征调大量的粮食入关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另外，根据京师仓的考古发掘，也证明了粮食问题确实是定都长安最头痛的问题。

京师仓模型

京师仓的遗址在今距西安130公里处的华阴县，是过去黄河、渭河、洛河三河的交界处，从出土的遗物和遗迹上可以“断定京师仓修建年代应在西汉中期武帝时”，“下限在东汉初年应该大致不误”。京师仓修建就是为了解决长安的粮食供给问题。和京师仓配套的工程是漕渠的开凿，但由于渭河泥沙过多，大约在宣帝时漕渠已经很不好使了，这就直接限制了京师仓对长安的粮食供给。这种人口的过分集中和粮食主产区的分离所造成的矛盾在京师仓的修建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京师仓一到东汉定都洛阳即被废弃则足以表明这个矛盾在西汉时期的尖锐程度。

到了东汉，诸侯尤其是山东大族的力量已经不再是中央统治的威胁，因此，在刘秀看来，西汉人口迁徙这个事件的性质便被定性为应当予以避免的教训而非可资借鉴的经验。基于对刘邦定都长安所造成的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人为地造成的不平衡关系认识，也是促使光武帝都洛的原因之一。

西汉末年，各地起义军都是打着兴复汉室的口号起义的，刘秀同样也是如此。尽管在后来的血统追溯上，刘秀确实是宗室子弟，但刘秀和西汉的王室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经济关系或亲戚往来了，刘秀微时，宗室的背景也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帮助。因此，及其登基称帝，他对刘氏宗室的感情并不是像表面那样充满亲切感。他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在历史上取得独立存在的资格，但其起义初期中兴刘氏的口号又给他留下了无法摆脱的原罪，这种焦虑的心理在他对西巡长安和南巡南阳的不同心态中有着鲜明的表现。

刘秀

将西巡和南巡时光武帝的表现进行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刘秀对南阳和长安的态度，在南阳他的表现较为随和，而在长安他的表现不免谨肃，盖其于南阳则性情使然，于西都乃礼制所然。建武六年（30年）、建武十年（34年）、建武十八年（42年）光武帝三次西幸长安都是因为战争路过，即使是建武五年（29年）“幸沛，祠高原庙，诏修复西京园陵”，也是在回兵途中顺道拜祭。光武帝在西都拜祭先祖时，礼仪威严，声势显赫，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凝重感；而在南阳的刘秀则谈笑自若，舒适自得。

建武十七年（41年）“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刘秀借助皇室贵胄的身份起于乱兵之中，这种皇室身份的号召力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其得天下都洛邑后不得不继续维持，从而保证其权力来源的正统性与合理性，这是其不得不西巡的理由；而南巡则是故园家思的真情流露，在刘秀的情感认同上，他的故乡在宛而不在长安，“礼制”和“情性”的分离中昭示了光武帝西巡的程式化和南巡的亲切性。兵起于南阳的刘秀对南阳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而借助皇室贵族称谓夺得天下的刘秀对西都则有着本能的敬畏和制度延续表面一致性的追求。

因此，光武帝定都洛阳，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摆脱身处长安时被刘氏宗室身份所困扰的焦虑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光武帝都洛也是对宗室阴影下焦虑心情的一种无声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