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一统是大一统的核心内容。司马迁在《史记》中阐明了政治大一统在中华民族有深远的历史传统，而在他所建构的历史系统中，黄帝正是大一统秩序的缔造者。
《五帝本纪》开篇记载了神农时期混乱的统治秩序，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政治的乱局影响最大的是百姓。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黄帝结束乱局，奠定了稳定的国家秩序。先秦文献中大量的黄帝战争故事，反映了大一统政治局面的来之不易。在众多材料中，司马迁有选择地记录了两场战争的细节，为世人揭示了大一统政局的缔造过程。一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面对“欲侵陵诸侯”的炎帝，黄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在这场战争中，黄帝不仅讲求武力征伐，而且充分运用道德感化。“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是黄帝施行德政以获取百姓支持的具体方式，“修德振兵”是黄帝讨伐炎帝的基本方略，“得其志”是战争的最终目的。二是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面对“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的局面，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黄帝对蚩尤的战争主要依赖的是“征师诸侯”，战争的最终目的是“禽杀蚩尤”。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两场不同性质的战争。按《国语》《新书》等文献记载，黄帝与炎帝为兄弟，同出于少典氏，炎黄之战是部族内部战争，因此黄帝一方面采用武力讨伐炎帝叛乱，另一方面通过修德获取百姓支持，最终的目的是使其臣服。相较而言，蚩尤则属于外部敌人，黄帝依靠诸侯之师，最终要将之彻底消灭。这两场不同性质的战争指向了威胁大一统的内外两种因素，展示了不同的斗争经验。在此基础上，黄帝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基本地理版图，他“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在这一地理范围内施行了有效的中央统治。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明确记载：“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为了维护国家的大一统，黄帝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万国和”的稳定政治局面。黄帝之后，颛顼、帝喾、尧、舜继承了黄帝的政治遗产，使得大一统的国家得以不断巩固，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记忆。
黄帝与文明制度
司马迁认为，黄帝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而且创立了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使得中华民族很早就走向了文明。据《山海经》《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记载，律吕、书契、衣冕、服牛、车驾、舟楫、弓矢等器物，乃至蚕桑、算数、医方、历法等文明的创制，皆可归于黄帝及其臣属。《五帝本纪》中也记录了黄帝时期的制度建设。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在游牧的情况下，黄帝命士兵周围环绕为营垒，其实就是后世军营中辕门的来源。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则表明此时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设官与监察制度。黄帝时期“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涉及山川封禅制度和推算日辰历数。对此，《封禅书》有更为详细的记载：“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黄帝选贤任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则反映了天文星象的历法制度、养生送死的礼仪制度和农业、牧业、水利、矿产等经济制度在黄帝时期的萌生。不仅如此，黄帝时期“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表明当时已经十分重视社会风俗教化，劝勉百姓养成勤俭节约的美德。这些制度基本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黄帝时期制度建设的成就。儒家文献中有“黄帝三百年”之说。《大戴礼记》载宰我问孔子：“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孔子回答：“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黄帝三百年”并不是说黄帝活了三百年，而是指他的文明建设与制度教化能够影响三百年之久。《白虎通义》言：“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元代学者胡一桂曰：“至黄帝之世，实为文明之渐。”
黄帝与血脉认同
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曰：“太史公记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五帝本纪》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后世或居中国，或居夷狄。司马迁记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尧为帝喾之子，舜为黄帝九世孙，“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从血统上阐明颛顼、帝喾、尧、舜等帝王皆为黄帝后裔，乃至夏、商、周三代始祖皆可追溯至黄帝。夏的始祖禹为“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商与周的始祖都为帝喾之子。至于秦，《史记》也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这样，黄帝便是历代帝王之祖。不仅如此，在《史记》的话语系统中，“蛮夷”之国同样是黄帝的后代。楚国先祖出自帝颛顼，东越国先祖可由越王勾践追溯到“禹之苗裔”；南越王尉佗姓赵，而赵氏与秦同姓，亦可溯源至黄帝；《西南夷列传》载，滇王庄蹻“故楚庄王苗裔也”；《匈奴列传》也载，“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中原与周边不同族群在血统上共祖黄帝，没有所谓的“夷夏之防”，由此形成了天下一家、家国一体的系统，消弭了不同族群间的矛盾，从而在种族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心理基础。
司马迁认为，黄帝最先推动了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形成，奠定了万世常存的制度文明，生生不息的民族共同体也由此孕育。这一观念伴随着《史记》的传播，在文化史上影响深远。正如于右任在《黄帝功德纪》序言中所言：“黄帝公孙轩辕氏，实吾中华民族之元祖，吾中华民族有此生息昌大之疆土，有此博大悠久之文化，有此四千余年震烁世界之历史，翳维黄帝，为国族之神。”《史记》以黄帝开篇，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影响深远。以黄帝为祖先的古今祭祀，在凝聚人心、加强团结、传承文明、民族复兴等方面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28日第2922期
作者：刘彦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