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豪年原是浙江J狱民J，1990年学校毕业参加J狱工作，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其曾于2010年前后担任J狱刑罚执行科负责人。2021年2月8日，杭州临平检察院以韩某龙不符合减刑条件被湖州中院裁定减刑为由，对李豪年批准逮捕，3月8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9月23日《起诉意见书》以“徇私舞弊减刑Z”移送审查起诉，2023年8月4日，被杭州临平F院以（2022）浙0113刑初1号以“滥用职权Z”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上诉后，杭州中院于10月19日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J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依法承担对Z犯减刑报送材料、提出减刑建议的职责。F院必须有三名以上F官（法律专业人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裁判。在本案中，李豪年根据J狱的决定向F院报送韩某龙等人的材料和提出减刑建议。F院审理后裁定对韩某龙等人的减刑。既然是建议，有可能建议正确，也可能建议错误，并非决定，也不至于造成后果。那为何事情却由李豪年承担？这符合常识吗？J狱民J只要没有捏造事实，伪造材料，即使认定事实错误，也不会改变事实的客观状态，更不会使F官陷入错误认识，没有任何法律禁止J狱“对不符合减刑条件的Z犯报请减刑”，J狱对“不符合减刑条件的Z犯报请减刑（建议减刑）”的行为依据哪条法律是违法的？

Z犯的减刑，首先由分监区收集、整理材料，审查认为符合减刑条件的，合议后报送监区，监区审查认为符合减刑条件的，合议后报送J狱刑罚执行科，刑罚执行科审查认为符合减刑条件的，与法制科同时向J狱评审委员会报告审查意见，评审委员会通过的，公示期满后向J狱长办公会报告，J狱长办公会决定报请减刑（建议减刑）的，报送F院，Z后由F院立案审查、合议庭审理决定是否减刑。J狱民J的审查认定的事实只是J狱决定是否报请减刑的参考依据，F官审查认定的事实才是F院是否裁定减刑的依据。

滥用职权Z是后果犯Z，湖州中院撤销当年对韩某龙减刑裁定书的“更正裁定”，明确认定韩某龙的违法减刑结果是“本院认定事实错误，裁定不当”造成的，这是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难道湖州中院“更正裁定书”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

在本案中，韩某龙的重大立功材料均是公安机关提供，对韩某龙的减刑，有公A民J、J狱民J、J察官、F官等众多人员参与。并非李豪年一人所为，如果李豪年构Z了，那么所有参与人是否均构Z？所有环节审查的是同一卷材料，起决定作用、责任重大的法官，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唯独李豪年被判刑，这又是何道理？

《浙江省J狱提请减刑、假释狱政管理（刑罚执行）部门审查记录》完全、充分证明减刑材料是另外民J审查，并非李豪年审查，原始书证的证明力远远大于言词证据，且利害关系人的口供更是不可采信。判决书、裁定书凭什么证据认定是李豪年审查的呢？难道部门负责人必须为下属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依据是什么？配备其他工作人员的意义何在？难道F院的院长必须为所有的冤假错案承担法律责任？作为部门负责人的李豪年只是在“科室意见栏”代表科室签字而已，这是其工作职责。

李豪年世代农民，历经幸苦通过高考跳出“农门”，十分珍惜这份职业，检察机关调查也证实李豪年与韩某龙没有任何瓜葛，却因无妄之灾丧失工作，名誉受到了极大损失，生活也被彻底打乱，是否太过于冤屈？判决书认定了无Z的事实，却判李豪年滥用职权Z，是否太过不公？身为公职人员却无处申冤，是否太过可悲？我们深知，法律是严谨的，它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推诿与逃避。但我们也同样相信，正义是应该被追求的，它不应该被任何形式的制度漏洞所掩盖。渴望能够有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声音被听见，让审判都是公正的。时至今日，李豪年仍然在努力，只想要一个公平一个正义。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尊重事实和法律，为合法履职之人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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