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曹”、郭璞等名家之后，所谓的“游仙诗”，渐渐变成一门冷门题材，可以这样认为，晋朝之后此后若干百年，醉心于这一诗体、且真正卓有成就的诗人，简直就是凤毛麟角。
唐朝时有位肥硕的诗人，身体胖到连水牛都载不动，偏偏不信邪，一门心思创作灵动飘逸的游仙诗，乃至于开创了以绝句写游仙的先河。
为了与前人区分，该诗人创作的这类诗又被称作“小游仙”。后世学者还做过专门统计，两宋以来，文人们创作的以“小游仙”为题的诗歌不过区区十余首，元朝时这一数字是四十余，但此诗人仅凭一己之力就完成了九十八首。他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其名气与实力又是极其不对等的。即便是在诗人的家乡桂林，听闻他诗名的人也屈指可数；至于在文艺圈，文人对诗人的评价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爱他之人把他夸上了天；厌恶他的人，恨不得用恶毒的字眼评价之。这位偏小众却又容易引发争议的诗人，周身上下可谓充满了谜团。
五代 阮郜 阆苑女仙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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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名曰曹唐，广西桂林人氏。唐朝时桂林之地相对狭窄逼仄，整座城池为山水所绕，呈现出一派“千峰环立，一水抱城”的风光。也许，正是丰沛的山水资源方才滋养出中国诗歌史上这位最著名的游仙诗人。
他的诗歌中，往往带着一股灵动的气质，譬如曹唐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之一：
不将清瑟理霓裳，尘梦那知鹤梦长。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玉沙瑶草连溪碧，流水桃花满涧香。晓露风灯零落尽，此生无处访刘郎。
五代 阮郜 阆苑女仙图局部
该诗中的“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两句写得尤其好，清代有位文人甚至说，纵然李商隐的《无题》诗写得千娇百媚，但论起灵动飘逸、缥缈销魂，却是大大不如曹唐的作品。
在各类传说故事中，据说，那两句诗不但被两位艳丽的仙女所“剽窃”，还间接断送了曹唐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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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成此诗不久，某日忽然听到有两位妇人吟诵，曹唐听闻后跑将出去，却发现那两位妙曼的女子早已不见；又过了几日，曹唐在寺庙与某僧人攀谈时说起此事，僧人惊异地说道：“两日前，有个少年来访，少年怀揣一卷碧笺，碧笺上写的正是此诗。”言毕，果真将诗出示于唐，曹唐看罢表情颇为惘然，数日后，竟卒于佛舍之内。
以上的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很多人看来，曹唐诗歌中的“灵气”之外，的确还带着一股子邪魅的“鬼气”，而“鬼诗”二字亦是其好友罗隐对曹唐诗风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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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朋友的调侃，曹唐当然也会反唇相讥，他于是评价罗隐的“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两句诗为“歌女诗”（原文是“女障子诗”，彼时“南人以歌姬为女子”；再者，罗隐的这两句诗据说最初题写在屏风上，故云）。
须知，罗隐为人要比曹唐狂傲得多。《唐才子传》却批判那些否定罗隐的人，说他们是“齐东野人，猥巷小子”；但在曹唐本人的章节中，单就他讥讽罗隐这件事，又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论：“负良友，承轻薄子之名，乏藏疾匿瑕之量。如此，功业未见其超者矣。”这显然是在批评曹唐的人品低下。
辛文房之所以给出不同的评价，并非两位作者的人品有多少差异——这也是后世不可考的，盖因为二者的作品与成就实在有云泥之别。《唐才子传》认为罗隐的学问与作品是没得黑的，“以其事业非不五鼎也，学术非不经史也”；至于曹唐的诗歌，书中虽没有给出直接评论，想必是认为曹唐是俗不可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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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唐年少时有过学道的经历，便是道家赋予了他“志趣澹然，有凌云之骨”的特性；但遗憾的是他的“俗”，亦可以从其信仰中找寻原因。
由于唐朝很多皇帝钟情于道教，彼时，求仙学道渐渐成为一种风尚；而书生们追求道家，与其说是时尚，不如说他们认为那是一条通向仕途的捷径。唐末文人高彦休曾说：“以道举入试者岁岁有之。”这句话既指代“道举”是唐朝考试的一个门类，亦点明了当年读书人学道的目的，早已不再纯良。
五代 阮郜 阆苑女仙图局部
具体到曹唐本人。古书中说他：“初为道士，工文赋诗。大中间，举进士。”可见，其身份转变得那叫一个浑然天成。
除了信仰不纯粹，曹唐之俗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原本是写“游仙诗”的，但“悲催”的是，不同于前朝，唐代诗人笔下的“仙”的范畴变得宽泛了许多，凡是美丽的女子——即便是妓，也可以称之为“仙”。
譬如，刘禹锡写过的一首诗：
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鹭振，歌响杂莺啼。
唐朝之前，这种将“妓”与“仙女”并列的写法，是不那么多见的，唐朝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更恐怖的是，彼时诗人笔下的“游仙”或者“访仙”，有时候竟成了狎妓的雅称。比如这一首诗：
春暮花株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刘郎不放归。
该诗的诗题名曰：《题王苏苏窗》。从诗题可知，诗人的访问洞中仙子之举，实为他狎妓的暗示。
曹唐诗歌的格调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他是被王安石认定为“但取一二首，而不可读者”的诗人，王安石一共收录过曹唐的两首诗，其中之一是这样的：
年少风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汉金吾。闲眠晓日听鶗鴂，笑倚春风仗辘轳。深院吹笙从汉婢，静街调马任夷奴。牡丹花下钩帘畔，独倚红肌捋虎须。
对于该诗，王安石的评价是：“此不足以书屏障。” 荆公的潜台词大概是，可千万别笑话人家罗隐写的是“女障子诗”了，曹唐的作品甚至不足以写在屏障之上。
曹唐的“游仙诗”极有可能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后世学者云：“游仙诗郭璞始著五言，曹唐易以七言。其体与竹枝相近。”据说，“竹枝体”由巴蜀之地的民歌演变而来，后来才渐渐演变为一种文人的诗体。也许，在文人阶层看来，曹唐的“游仙诗”可能也就略等同于民歌。
现代学者施蛰存则笃定地说，曹唐的“游仙诗”就是给当时的民间艺人准备的唱词，他的诗与神仙故事的发展是相互配合的，往往讲一段故事，再唱一首诗，其形式一如今天的评弹。
可见，曹唐非但不会“学术非不经史也”，其本身俗不可耐的标签，恐怕想摘也摘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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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施蛰存的思路，似乎便能解释得通很多疑问。譬如，为何宋朝时“小游仙诗”数量如此之少？并不是说彼时的文人水平不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就说唱的作用而言，词这一新兴的文学形式出现了。
由于词的兴盛，五代以及两宋期间，响应曹唐、致力于“小游仙诗”创作的诗人，数量寥寥，难成风气。及至元朝末年，才终于迎来一次“小游仙诗”的创作小高峰。
正是因为其影响力有限，除了偶尔的批评，文人对曹唐的评价，往往是点到为止的赞美更多，譬如宋代笔记《北梦琐言》云：“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唐音癸签》曰：“调颇充伟。”……
到了清朝时期，写作“游仙诗”的诗人一下子就变得蔚然可观了，受曹唐的启发，他们还进一步创新，发展出来了所谓“女游仙”、“反游仙诗”等等题材。
彼时文人以学习他为荣耀，将曹唐的作品视为圭臬，有的人说道：“曹唐小游仙独有千古，要须尽读熟知，则造句措辞自无涩笔。”一个叫查为仁的文人，甚至将曹唐的文字高举到与杜甫的作品相提并论的程度，他说过：“咏物诗历来有两种，一种是写意，以少陵为正宗；一种是刻画，李商隐、曹唐等是其中代表。”
当然，也许正是大受欢迎的缘故，赞美与诋毁曹唐的文人，同时变得多了起来，并且大有分庭抗礼之势。
鉴于曹唐的诗歌在市井流行的特点，有人批评他犯了“格殊凡下，烟火气盛”的毛病，假如说这样的批评还算得体，有个叫翁方纲的文人则说，读曹唐的诗，如同“巫婆念咒化斋”，让人忍不住掩耳而去。
除了斥其诗歌为“巫婆念咒”，还有更甚者，有人评论道，曹唐的游仙诗，连同温、李写的情诗，全部都是“恶道”，应该一股脑丢进垃圾桶，全部“一概汰除，方有清净基址”。
自古“文无第一”，同一个诗人、同一首诗在不同人眼中也是千人千面，很难评价某个评论者是对是错，尤其是清代文人对曹唐的评价，也许就是物极必反的缘故。
曹唐是个充满谜题的人，即便是他活着的时候，很多人并不了解他，当时有个叫李远的文人，还闹了“因为曹唐写的诗缥缈灵动，误以为他可乘鸾鹤”的笑话，实则，曹唐生得魁梧奇伟，以至于连一头强壮的水牛都驮不动。
后世他的某个拥趸，大抵也是最理解曹唐的思想与风格的人，曾将曹唐的人生，总结成一首诗：
道人返服自称尊，蘸甲红罗对酒论。漫羡游仙风马疾，曾追匹练过吴门。
单就世俗功利而言，曹唐的人生一定是非常失意的，有人说他进士及第，有人说他啥也没考中，后来也只是做了一个没有品级、不掌职事的区区幕僚而已。但曹唐估计做梦也想不到，拜自己写的“游仙诗”所赐，他那庸俗不堪的人生，也变得飘然若仙，变得潇洒到可以“曾追匹练过吴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