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北洋夜行记》金醉
上期回顾：北洋夜行记前传——金木夜行考（四）
焚尸
摄政王府发出的电报只有八个字：圣旨，准伍连德所奏。
随附的是外务部的一段训令：
“查死欲速朽，古有明训，佛法慈悲，不崇火化，特习俗所沿，孝子慈孙不忍出此。今染疫日厉，与其积尸酿灾，殃及全家，祖宗不祀，未能全生者之孝，愈以死者之心，况流毒社会，无所底止，请各属遵照实行，并苦口演说。”❶
公元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的大年初一清晨。傅家甸坟场，伍连德亲自指挥，200名裹着白色防疫服的工人在棺材和尸体堆里忙活。他们把每100具尸体或棺材堆在一起，摞了22堆。
督办的官员从日本商人那里，买来上百桶煤油。警察在坟场四周摆放了机械水泵和消防水管。除了参与工作的杂役，现场没有老百姓观看。这场大火的观众，是疫区的高级医官及几个特邀的军官和地方官。
金木和拐子在一起，远远站在坟场一头。拐子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他刚和其他两个埋葬队员搬完尸体。为了不碰着尸体，他的手上也戴着厚厚的手套。
拐子附在金木耳边问：“金先生，我从没照过相，你能不能给我们照张相？”金木看了看他，点头答应，让三人并排站好，拍了张照片。
这件事，我是从拐子的孙子赵平寇那里听来的。2016年12月底，我在长春见到了88岁的赵平寇先生—他是名退休的学者，带着几名东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做社会学研究。
赵先生详细讲述了拍照的事。这个故事，是他的传家宝，从记事起，爷爷就给他讲那场鼠疫的故事。他说，爷爷每回都要一字一句地讲：“我爬上了尸堆，往下浇油，那火烧得—惨。”
金木之后在傅家甸的惊险经历，我也从赵平寇先生那里补充了重要的信息。而那场烧了三天的大火，最详细准确的记录，还是伍连德的回忆录：
“开始是将煤油泼在尸堆上，当发现此法颇为缓慢时，某些胆大的工人即自告奋勇要求登上堆顶将成桶的煤油向下浇洒，当即得到首肯。在泼煤油结束前一小时，每一堆上都分别放置了石蜡。”
“一声令下，由近及远，火被点燃。须臾间，棺材着火，噼啪作响，烈焰腾空。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历史场景。不久，高耸的火堆逐渐坍塌，落在被高温融化变得松软的地面。在场诸君无不兴奋异常，值此付出的努力进入高潮之际，聊感慰藉。”
从下午两点到傍晚，22个巨大的火堆一直在燃烧，黑烟弥漫整个傅家甸，松木燃烧的微香包裹着阵阵焦臭，钻进每个人的鼻子里。大小的街市里，有人欢呼，有人大哭。入夜后，防疫局发出传单，让老百姓放爆竹烟花驱邪祈福。全城烈焰腾空，硝烟弥漫，火药味儿呛入鼻腔，冲散了先前的阴森气。
伍连德则想着，“此乃公众之科学实验，燃放鞭炮无异于一次广泛的硫黄消毒，对于令人闻之胆寒的傅家甸，那些空气中充满细菌的‘闹鬼’住宅，至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史料记载，就在哈尔滨焚尸当天，东三省总督锡良电令吉林、黑龙江巡抚，要求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尸体。随后的半个月里，俄国防疫局也将鼠疫死去的尸棺火化，还从坟地里挖出一千多具已经埋葬的尸体烧掉。
金木和拐子从坟场走回城里，俩人都没开口提焚尸的事儿，聊了会儿北京，又聊起了天气。拐子说，天寒地冻的，咋头上净冒汗呢？金木说，是啊，我觉得脸上烧得慌—你看我脸红吗？
聊着聊着，就又绕回焚尸的事儿了。拐子说，我娘和我媳妇，都烧里头了，对不住她们。金木说，至少活了你们爷儿俩。拐子点头，说那是，要不我也在里头烧着呢。
金木没接话。他忽然问拐子：“你认识佘四德吗？上回你拉去的那个佘老先生他儿子。”拐子使劲嗯了一声，问怎么了。金木摇摇头，说没事。
半天，拐子叹口气：“烧是烧了，还不知道管用不。佘家人有事没有，还得等几天看看。林大夫说有时候这病三四天才看得出。”过会儿，又说：“这家子人都犟—一条道跑到黑，听说佘老四（佘四德）还闹着回老家呢。”
鞭炮嘈杂中，街角的一间屋子突然发出一阵哭丧声。有人从里头卸下门板，走出来穿着孝服的一男一女，跟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戴个孝帽子。男人在街口点着一沓黄纸，三人扑倒就哭，劈柴似的哭腔惊动对角的邻居，出门来劝。
那天夜里，金木睡觉没摘口罩。他在日记里说，到哈尔滨以来，那哭声让他头一次感觉害怕。日记的最后，他抄录了一段《老残游记》的序言：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啕。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
这半座城染鼠疫死的人，都有始无终。
复活
2016年，剑桥出版了一套亚洲史研究丛书，其中一本《现代亚洲的传染病》（Epidemics in Modern Asia）中，有个单独小章节介绍“鼠疫斗士伍博士（Mr. Wu.）”，除了介绍伍连德医疗生涯中几次防治鼠疫、霍乱，里面还特意提到一句：
“尽管亵渎了中国传统习俗，伍博士仍然向帝国请求火葬，并获得了准许。”❶
《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中，演绎了傅家甸焚尸之后的一场戏。施肇基收到哈尔滨快马送来的疫情报告，电文上写着最新一天的死亡人数：168人。这个数字比前一天少了五人，也是鼠疫发生以来，死亡人数第一次减少。施肇基一跃而起，眉飞色舞。他站在院子里朗声大笑：“苍天在上，中国有希望了。”
史册的定论往往简单清晰，小说家之言总会添油加醋。彼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往往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
从死亡人数增长表上看，数字减少的第四天起，突然又有了几次回升。那是疑似隔离病房和接触隔离区出现了新的感染者。一名参与防治的俄国医生留有记录，当时有十节隔离车厢反复出现过患者，最多的时候，一节车厢一次性出现过11个疑似患者。❶
2月5日早上5点多，伍连德和林家瑞带上防疫队四处查看，检查病房和隔离区的人；隔离车厢的医生全副武装，给每个接触者量体温；防疫警察依然严格把守四面关卡，控制人员的出入。
拐子驾着马车在街市里转了一圈，寻找大街小巷遗漏的尸体。车上放着消过毒的粗布毯子和铁钩子。
另有一些医生，带着防疫警察和工人，来到已经清空的疫病爆发区，在所有房屋、物品上喷射柴油，烧得干干净净。整个傅家甸回到了对火的原始崇拜—哪里有瘟神，就烧掉哪里。
巡视完接触隔离车厢，卫生警察队队长张骁偷了个懒儿。他没和谁打招呼，自己溜到了后街，恰好遇见了拐子。他跳上马车，递上根烟，跟拐子说：“拐个弯带我去天主堂吧。”
拐子把烟卷夹在耳朵后头：“去那儿干啥？我得去找死人！”
张骁赔笑，摘了口罩点烟抽，说：“逃过一劫，得去祈祷一下。”拐子瞥了张骁一眼，伸手掐了他的烟，“你自己想死，别害我。”
张骁戴上口罩，拍了拍拐子。拐子扯了两把缰绳，驾车往天主堂去。张骁信主，很虔诚，封城以来，没去过教堂，现在放松了点，想去看看。
当年参与傅家甸防治的工作人员，一共死了三千多人，最多的是士兵和辅助劳工，其次是警察和卫生警察，有八百多人。
除了医师和医学堂的学生，张骁是唯一留下回忆录的普通工作人员。他在回忆录中零碎记录了那天去天主教堂的片段：
“那天早上天还黑着，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地冻硬了。同拐子绕过天主堂一圈，还是没人。我看着十字架，想进去，问拐子能不能等我，要是没人，再坐车走。”
张骁敲了半天门，没人应。他绕到后院的侧门，喊了几声，还是没人。
“⋯⋯觉得里头有事，叫了拐子一起在后院看。拐子使劲拍门，撞坏了门栓。他说，里面味不对。我们进了院子，看见了赵牧师和两个人，他正在叫那两人往屋里搬东西。那东西用麻布裹着。
“⋯⋯拐子大喊什么东西，跳过去，又停下。他戴上搬尸体的厚手套，要揭开那麻布。赵牧师不让，又不敢碰拐子。拐子看我一眼，我就过去拉开赵牧师，那两个人放下了东西。我害怕，问赵牧师那是不是死人。他没说话。”
拐子跑回马车，拎了长钩子，勾住麻布的一角，慢慢揭开—里头裹着的，是个一人多长的巨型十字架。两根削了皮的松木棍子，中间钉在一起，麻绳捆着。张骁和拐子松了一口气，问赵牧师弄这么大的十字架干什么。赵牧师摇摇头，又点点头，画了个十字：“主会拯救我们的。”
张骁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地上整齐地码放着十几排，全是蒙着脸的死人。尸体一个挨一个，至少有上百具，脖子上都挂着十字架。一股暖热的空气从屋里扑出来，带着腐味儿。
张骁在原地愣了半天，问赵牧师怎么回事。赵牧师又画了一个十字，小声回答：“孩子，神迹总会发生。”
拐子大喊一声，一把拉张骁出来，跑出院子，跳上马车，一鞭子抽在马腿上，往防疫局赶去。
金木闻讯赶到天主堂时，警察已经在向伍连德汇报情况了—屋里一共存放了150具尸体，看起来都是染鼠疫死的，全是中国的教徒。算上法国和中国主教，天主堂里还有263人，有五十多人在发烧。
天主堂的正门打开，里面正在做弥撒。金木走近两步，掏出相机要拍照。林家瑞拉住他，看了看伍连德。伍连德正在要求所有人戴好口罩。在他身后，站着于道台和法国领事。
史料中对此事记载很少，只是简单提到“唯恐引发教案”，防疫局和政府都没立即采取措施，而是希望法国领事出面沟通。
赵牧师带着法国主教出来，伍连德朝法国领事点了点头，直接上前跟主教说明了防疫局的要求—他讲的法语，由林家瑞翻译给其他人。
伍连德要求带走教堂里的所有人，转进病房和隔离区，尸体都要烧掉。主教不愿意，让赵牧师关门送客。领事叫住他，说防治鼠疫，是法国政府完全支持的，疫区的法国侨民都要遵守清政府的规定。
主教从怀里掏出十字架，晃了晃，说他是受罗马天主教会的委派，“我只听教廷的。”
领事没话了，向伍连德耸耸肩，说这事他管不了，只能找北京帮忙。
伍连德没说话，看着主教和赵牧师走远。眼看两人要进屋，伍连德叫住赵牧师：“尸体会传染，你们想这里的人都死绝吗？”
赵牧师给主教翻译了伍连德的话。主教转过身，画了个十字，小声说了句什么。赵牧师咳嗽一声，说：“主教说，凡肉身在，神迹显灵，就能复活。”
伍连德发怒了—根据目前能搜集到的文献记载，在东北期间，他从未动过怒，哪怕在愚蠢无知的中国官僚面前，也很有耐心。
伍连德用法语说：“教会的事情我管不了，但防疫的事情我说了算。这是中国领地上的疫病，中国的防疫局说了算。”
不等主教回答，他挥手叫来林家瑞，用中文大声说：“强行检疫。”
于道台脸一拉：“这要出事啊⋯⋯”❶
伍连德转身走出院子，让张骁马上安排卫生警察接管天主堂。他看了看于道台，说：“出事我一个人担。”
这个选择，容不得半点等待。事后证明，伍连德是对的。警察接管天主堂后的几天内，天主堂的300名教徒只有七个人活了下来。法国主教和赵牧师都死在了弥撒堂里。
伍连德在自传中总结道：“这一事件表明，与鼠疫抗争的医务人员，不但要与由于无知与未受教育而形成的宿命论斗争，还要和宗教盲从较量。”
在天主堂外面的空地上，伍连德召集在场所有的防疫人员，命令对全哈尔滨的教堂、寺庙和一切有人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检查，有感染者就隔离，有尸体就烧掉。
“我太太信教，我尊重宗教。但什么宗教、规则，都必须听医生的。现在，最不该的就是逃避，隐瞒。”他指了指身后的天主堂，“这是捂着疮疤，让它发病。”
所有人都静静站着。拐子的马哼了两下鼻子，摇了摇脑袋。拐子给它也裹着个大口罩。
伍连德摘下眼镜，继续说：“从去年到现在，鼠疫已经死了五六万人❶。要是有任何一点遗漏，就可能再死五六万。”他看了金木一眼，“金先生，你不是想报道吗？你就写，让大家不准瞒着藏着—谁瞒着，谁就是千古罪人。”
“我冒了一阵汗，心里一紧，脱口而出：伍博士，把我隔离吧。”—金木事后的记录这样写道。
伍连德的话，让他想起前几天的事：跳上车厢抱佘小叶的时候，佘四德扯掉了他的口罩。他算是危险接触者。
二十多个人全呆住了，紧跟着是一片躁动慌乱。两个和金木接触过的防疫工人大骂一通，立马就跑回了消毒处。
伍连德走到金木面前，摸了摸他的额头，递上自己的手绢。金木接过手绢擦汗，没说话。伍连德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念头、一次选择，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马上隔离我，来得及吗？”
“选择回不了头—说实话，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伍连德拍拍金木的肩膀，把金木交给了林家瑞，小声说了句“仔细检查”。他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一句句解释，说金木理论上不会感染。按照他这些天观察病人和研究鼠疫杆菌的结论，肺鼠疫的传染途径主要是呼吸的飞沫。虽然金木暴露在接触者当中，但时间很短，而且当时车厢中没有病发者。
“再说，鼠疫潜伏期最多三天。要是感染，早就病发了。”
听完伍连德有理有据的分析，大家松了口气。张骁忽然从人群里走出来：“还是危险，金记者爬的那节车厢是不是有佘老四家人在里头？那节车厢早上有人发病了！”
伍连德一皱眉头，问怎么回事。
张骁还没答话，远处传来一串吆喝。两个跑掉的防疫工人又跑回来了，一路大喊。跑到跟前，俩人大喘着气，粗闷的声音从口罩底下传出来。一个弯腰直摆手，不吭声；另一个人说：“完了伍大人，隔离车厢那儿，暴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