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记载，商汤率兵伐夏，在鸣条之战中击败夏桀，随后商汤击败忠于夏朝的三嵕（zōng），至此夏朝灭亡、商朝建立。

当然，考古表明商汤灭夏的过程，要比史记记载的复杂一些，即：商汤使用“诡计”，并非正面进攻，而是从嵩山西部迂回，突然从西部进攻“西邑”（应是二里头遗址），即清华简中的“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攻下西邑之后，再有鸣条之战。

总之，不管商汤灭夏过程如何，古今公认的是商汤灭夏。然而甲骨文却表明，商汤并未彻底灭夏，因为直到商朝武丁时期，夏朝还有一个“小朝廷”。

甲骨文中的土方，位于殷都西北部，距离殷都大致十二三日路程。郭沫若根据商土战争、以及地望，考证认为土方位于如今山西北部。

整个商朝时期，商人与很多方国爆发过战争，但武丁时期的商土战争却非同一般，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频繁，郭沫若考证指出“在殷商时期，土方是与殷商发生关系最多、战争也最频繁的一个民族”；其二是激烈，根据甲骨文记载，最少是“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出兵最多是“共人五千伐土方”，乃至还有武丁亲征。最终，武丁灭了土方，将土方变为商朝北土。

土方虽被武丁灭亡，但土方实力之强有目共睹，而土方的强大实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有其逐渐发展过程。因此，土方必然与商朝共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商朝中期之后的武丁时期才被灭亡。

更为重要的是，土方位于西北，距离殷商相距千里，完全可以和平相处，如此商土还频繁爆发激烈的战争，而且还是商人长途远征，说明商土的确存在深仇大恨。问题是，商土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其实，所谓土方，就是夏朝后裔，具体理由有四：

首先，从文献上看，诗经商颂“洪水茫茫，禹敷（治）下土方”，尚书记载“帝釐（治理）下土方”，即大禹治理天下的“土方”国族。其中，学者程憬《夏民族考》认为，诗经商颂是商朝后裔宋人所作，谈及禹夏时沿用了商朝对夏朝的“土方”旧称。

其次，从土夏文字关系上看，《世本》“相土作乘马”，《荀子》“乘杜作乘马”，《吕氏春秋》中称“乘杜”为“乘雅”，因此“土”、“杜”、“雅”互通，而“雅”又通“夏”。故而，学者胡厚宣在《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中指出“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土方就是夏方。

第三，从土字含义来看，管子说“中央曰土”，汉书说“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因此“土方”含有中央之国的含义。夏朝时的夏族居于豫州，位于禹贡九州的中央位置，恰好与“土方”含义相符。说文解字中解释“夏”为“中国（中央之国）之人也”，因此“夏方”与“土方”意义相通。

第四，史书记载鸣条之战后，其中一部夏人北逃，司马迁说这部夏人是匈奴祖先，这一点未可知，但现代DNA显示的确有夏人北逃。左传记载晋南有“夏墟”，说明夏人曾在此聚集，当商汤再度攻来时，部分夏人或沿黄河北逃，就与甲骨文中土方位置存在重叠可能。

可见，土方就是夏朝北逃政权，当然因为失去都城，失去原本中央领地，因此只能称之为“小朝廷”。

由于土方是夏朝的残余政权，对商朝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而商朝担心死灰复燃，于是甲骨文上才有激烈又频繁的商土战争。

或许，这段历史的真相是：夏朝部分势力北逃，远离商人之后，为了避免商朝追杀，一度臣服于位于郑州一带的商朝，但随着九世之乱商朝衰落，且迁都安阳（两者相距更远了），同时夏朝残余势力积聚了一定实力后，于是双方再度爆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