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吴京山，1956年5月出生，江苏泰兴市人，我是1972年9月作为本村唯一进入于县城中学读高中的学生。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在本村任村主任，1975年下半年，我被乡政府抽调到“四清”工作组，担任材料员，同年10月因工作突出加入了中共党员，如果按部就班下去我的职场生涯也会一帆风顺地走下去，但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当兵打仗做英雄。

于是在1976年12月我报名应征入伍，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宁波000192部队，服役期间，我因为是高中生再加上又是党员还有地方工作经验，及身高185厘米的优势，新兵集训结束因各方面优秀就先从直接担任班长。

后来我又先后任职司务长，副指导员，指导员，期间数次受到过营、团嘉奖，评为学习标兵，模范司务长，优秀政工干部奖励表扬，1982年直接被团里抽调去华东局干部培训基地学习。

本以为能提升营长，哪知道回到老部队后，正逢全国性的大裁军，我所在的部队干部集体转业，战士一律退伍。

1986年正连转业回泰兴工作，当时组织有规定：从部队转业地方工作要降两级使用，我就被组织上安排在三元乡担任乡党委秘书，党委委员，1988年任三元乡副乡长，1990年任三元乡长、党委副书记。

好多人以为现官不如现管，乡镇干部是吃香的喝辣的，其实乡政府，不同于八十年代之前的人民公社、大小队三级体制，那个年代只要抓好大队一级的班子建设，其他的事情都比较好办。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乡，干部与村组干部的关系，变成了乡村组挂钩承包体制，生产关系以户为单位，因而乡村干部工作转变成了面对千家万户，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任务琐碎而繁重。

原来的政策是由生产队集体完成公购粮食任务，现在要下基层到各家各户去催交，催粮要款几乎成了一般乡镇的全年工作，从夏粮催到秋粮，秋粮催到来年夏季，周而复始，枯燥而艰难。

乡镇干部面临的另一个重头工作就是搞计划生育工作。这个工作不但难度更大，而且常常还会得罪人。

计划生育中心工作早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提倡计划生育，时至八九十年代，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一胎上环，二胎结扎，绝不允许生三胎。

党员干部职工要求更严，即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除非第一个孩子有明显的残疾或严重病变才可申请二胎。乡镇干部超生第二胎的给予行政上开除留用或直接开除公职的处分。

那些年夫妻们生孩子真是如履薄冰。那时，年轻气盛的干部，总想在仕途上有所进步，总想以身作则，做好表率，因而，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平时为人处事，都是中庸之道，尽量谨慎小心，根本没人敢想超生二胎。

除了少数在外打工的手艺人计划外生育，及地方计划外生育的妇女也是东躲躲西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敢让人知道。到时瓜熟蒂落，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罚款了之。

乡镇的工作除了复杂艰巨以外，领导班子内部的勾心斗角也更是司空见惯，由于本人属于外乡调任干部，和本地干部相比，先天条件不足，缺乏密切的亲属裙带关系网络。

所以，尽管工作很努力，但想在三元乡大刀阔斧的工作人际关系网撕不开。一度情绪低落，在这种工作状态下，我倍感沮丧，对自己的仕途进行了消极悲观的预测，觉得自己进步无望，只能混下去等待换届。

这样疲于奔命的生活一直到了1996年，我的政治生命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县委班子的变化，在几位老领导的极力推荐下，我被平调任命为周公乡人民政府乡长。

周公乡是泰兴县城南边中部地区的小乡镇，由于乡镇财政实行独立核算，县上给乡镇实行财政包干。

周公乡除有一家常年在外承包建筑的建筑公司每年上缴乡管理费单位外几乎没有像样的企业公司上缴费用，纯属农业乡，工商税没有多少，县上却每年按一定增长比例下达任务。

因此，虽然农业税全面完成了，却因农林牧副渔特产税和工商税没有税源而根本完不成任务，这样财政吃紧连年亏空就势必造成教师工资拖欠、医生和乡镇干部的工资福利严重缺口，村干部发不出工资更谈不上必要的办公经费奖金福利了，乡镇财政寅吃卯粮，一天比一天紧张。

我到任一周后，便有一位姓戴的饭店老板，拿了一叠乡政府干部两年在饭店招待各级上级来人的欠账发票，大约有五六万元，来到我办公室要账，我大致翻阅了一下，便对薛老板说，我初来乍到，情况还不熟悉，等我调查了解后，再给你答复。

大约几周后，戴老板又来催账，我便对他说：“经过我调查，乡政府请客吃饭欠账时，都必须有牵头当事人在你的结算单上签字方可有效，你仅仅凭一张总的收款收据(相当于白条)，说明不了具体问题，请你提供乡政府干部吃饭后当事人签字的欠账单，或者你去找吃饭欠账的本人补签我都会承认！“

此人见我如此坚守原则，便气呼呼地走了。

这时，便有几个好心的乡干部走进办公室提醒我，此人大有来头，不可得罪。原来戴老板是本乡建筑公司赵老板的混混妻侄，属于黑白通吃的社会人渣，仗着姑丈这棵大树在泰安公路边周公地盘上违章搭建了几间平房，开起了饭馆，主要赚取各村干部和乡政府招待人的酒菜钱。

又过了几天，戴老板手上拿了一叠发票和一张乡政府干部吃饭欠账的签名单，又来要账了。我便接过签名单，仔细地查看后，便叫来乡政府的财务人员，让其对已签名的欠账数做了汇总，共计约三万多元。

我便要求乡政府会计无论采取什么办法，哪怕出去借款都要结付清。戴老板问我剩下的怎么办。

我说剩下的你一是继续找当事人签字。二是也可以采取折中办法，缓一段时间，三是可以让乡政府的干部配合你回忆证明。

总之，应该实事求是，清楚明白，乡政府绝不会赖账不还，但你该给我一些时间，一是筹钱时间，二是协商解决欠账问题的时间，当然，乡政府不仅仅是欠你一个人的钱，还有乡政府的电费、水费、电话费、拖欠教师村委会干部的工资等等，所有这些，我将会在半年乃至一年内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解决。

大约在我来周公乡工作一个多月后，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戴老板又带了两个身强体壮的地痞流氓，光着头，墨镜，满胳膊的纹身，提了烟酒，开车子来到我的老家。

我问戴老板今天何事上门？

戴老板毫不客气地说：“一是来认认乡长的门，交个朋友，二是协商一下欠款的事。”

此时，他的两个站场子的打手在一旁嘴里叼着香烟哼着小曲，不时掀开衣服露出了插在裤子皮带上的橡胶棍。

我是军人出身，怎么可能被他们这些小混混的阵势所吓倒，我也毫不留情气地回敬道：“我家的大门没有防盗护拦随时敞开着，随时欢找我的干部群众和亲朋好友来访，你的欠款问题，这是公事，公事公办，应该到乡政府我办公的地方去谈，而不是在我家里来解决。”

听我这么一说，戴老板威胁道：“吴乡长，乡政府欠我的钱，如果不给，我也不是好惹的，只要我姑丈(父)一个电话，你这个芝麻官立马从吴窑滚开！”

我回复道：“戴老板的名声我己知道了，乡政府该欠你的钱，一分不少会给你的，但不是我个人欠你的，你不该来我家讨债，应该去乡政府，去司法部门，如果是我私人欠你的，我哪怕拆房卖柜也会还你的”。

我这番强硬的话语，更是激怒了戴老板和他带来的打手。边手指着我边逼近我想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围观的左邻右舍见状，立即打了派出所报警电话。

戴老板换了一副嘴脸，当即撂下一句话说：“吴乡长，你走着瞧吧，看着办吧，年底不结账给我，我让你过不了这个年！”后带着他的打手们怏怏不乐地拎上礼品盒走了。

事后，听说派出所李所长打了电话给戴老板在东北建筑公司承包工程的的姑丈(父)赵勇兵，赵老板立即让妻子出面把侄子的饭店关掉了，亲自把侄子送到东北工地承包建筑公司食堂去了！

我在周公乡工作五年，经过我和政府一班人的艰辛工作，克服困难，不断招商引资，筑巢引凤吸引了一批投资公司及乡贤人士，还清了所有债务，村组建了好多蔬菜大棚。村组主干道修了水泥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乡镇村干部的主要工作是计划生育、税收工商个体费、综合治理。

这三项工作都是“一票否决”制，只要有一项没完成，该乡镇和干部则与年度评优奖金无缘。一年的辛苦付出，如同计算器的清零键。

乡镇工作向来琐碎，俗话说得好“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干部是社会治理的最基层穿线人。各项政策的落实执行，影响和决定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决定了党的政策方针落地生根。

乡镇干部的个人素养及现实工作表现决定了社会治理的成效。敢于奉献牺牲、敢于拼搏是基层干部成长进步必备的先决条件。

基层再苦，基层再累，在基层工作的同志都有体会，但没有退缩、没有辞职的，往往乐而不疲，前赴后继。

在乡镇工作的干部之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乡镇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乡镇干部是千斤顶，哪有压力哪里顶；乡镇干部是灭火器，哪里失火哪里去。”

上到国家政策，下到邻里纠纷和单位琐事，乡镇干部的工作都得涉及。重大疑难杂症还要乡长书记亲自到场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1998年因珊瑚镇党委班子换届我又被组织平调调任珊瑚镇党委副书记，2010年退居二线后便一直在珊瑚镇工作，直至2016年光荣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