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严重历来为人熟知，甚至可以说有着悠久的内斗传统。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存在着四大派系，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虽然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些地方军阀其实并不服蒋介石。

更让蒋介石头疼的是，此时国民党内又冒出了三大派系，分别是黄埔系、政学系和陈氏兄弟领导的CC系，而黄埔系中又存在各个小派系，这也造成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名义上是一个战壕的袍泽，但却经常同室操戈，时而是朋友，时而是敌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各省推行“军人治政”的政策，由军事将领兼任各省省主席，直接掌控该省的行政大权，希望以此加深军、政联系，实现军、政配合的目的。

事实证明，“军人治政”并没有促进军、政之间的和谐，反而引发了双方的对立。其中不同派系的军人以及军事集团之间一直潜在的矛盾，是这种不和谐相当重要的原因。

这种军、政的对立，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政府之间最为突出。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与陈诚兼理的湖北省府之间，因为争夺权力进行了长期的内斗，连蒋介石都无可奈何。

一、

陈诚、李宗仁同属国民党阵营位高权重的人物，但陈诚是蒋介石的嫡系，在蒋介石的精心培植下，所任本兼职多达几十种，在国民党内有“小委员长”之称。而李宗仁是从旧桂系军队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是国民党内“新桂系”领袖，曾与蒋介石有过一段时间的抗衡。

尽管蒋、李两人曾互换蓝贴，约成兄弟，但在由谁掌握中国最高统治权这个问题上，蒋介石是不允许其他势力染指的。所以陈诚作为蒋介石的第一心腹爱将，与李宗仁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抗战爆发后，全国各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曾经同室操戈的对手也化干戈为玉帛。徐州会战后，李宗仁之第五战区转进鄂北，与陈诚之第九战区合力武汉会战。在两大战区的通力合作之下，取得了继台儿庄后又一场大胜。

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由于主要城市的沦陷及日军对中国的军事封锁，抗战进入到最为困难的阶段。其中对于行政区域职责以及人事权的问题，就曾引起以李宗仁和陈诚间的严重冲突。

第五战区的主力，以“新桂系”部队为主，其兵力高达20万人。战区长官部机关中，除参谋长等少数几人外，政治部主任、军务、副官、军需处长、兵站总监、军法执行监均由桂系将领担任。正因为如此，李宗仁在战区的指挥中享有较大的自由，甚至对蒋介石的号令都可以抗命不遵。

蒋介石对于第五战区的种种情况一清二楚，但因为李宗仁、白崇禧手握重兵，且在抗战中表现不凡，受到全国民众支持，蒋介石虽有不满，但也只得隐忍不发。

二、

1938年6月，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湖北省主席。由于此时陈诚要忙于组织武汉会战，因此省府工作由时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严重代理。

严重毕业于保定军校，年轻时担任过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总队长，与陈诚交情非浅，可以说是陈诚的亲信。

在严重之前，李宗仁其实是想在新桂系中推选一人代理湖北省主席的，没想到陈诚却抢先一步推荐了严重，自然引起李宗仁的不满。

由于严重代理湖北省主席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李宗仁无法改变，于是便极力刁难，让严重无法有效行政。严重也是个聪明人，知道李宗仁是在有意为难自己，因此采取回避和退让的低姿态，使得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在鄂东各县县长人选问题上，李宗仁提出撤换一批过去的老人，改委桂系或亲近桂系的人员担任鄂东各县县长。同时李宗仁还在鄂东开办“鄂东干部训练班”，将鄂东各县动员委员会和社会中的知识青年送来学习，待其结业后便被派往湖北各地工作，将湖北的地方行政掌握在桂系手中。

鄂东地区专员程汝怀，虽曾在中原大战时依附桂系，但在蒋介石获胜后便改投陈诚，因此也被陈诚委任为湖北省第二区专员兼鄂东游击总指挥，是陈诚在鄂东地区的代理人。这也使他成为李宗仁必须除之后快的目标。

1940年初，程汝怀的亲信、罗田县党部书记长与武汉的敌伪交换物资，被亲桂系的英山县县长杨必声告发。李宗仁遂以之为契机，以程汝怀在鄂东贪污、走私、通敌为名，要求惩办他并调整鄂东人事安排。

面对李宗仁的做法，陈诚向蒋介石告状说：“（李宗仁）以协调军政为口实，任意撤换地方官吏，以便利其收税走私之目的。鄂东各县原有之县长，完全换尽，几每一县缺，必须受当地军事长官之支配。”可见陈诚对李宗仁的不满已达顶点。

程汝怀被免职后，李宗仁致电陈诚，说准备由第五战区在沦陷的鄂中各县，保荐军队长官担任县长。在军委会讨论此事时，陈诚激烈反对，认为“战区内用人行政应归行政系统，盖政治固应与军事配合，期收一致之效。而行政系统亦觉不容紊乱，若李宗仁愿派县长，须得来省进入县政研究班学习，由省府甄审合格方能就任。”陈诚此举，实际上剥夺了李宗仁这个战区司令长官对于沦陷区各县县长的任免权，对李宗仁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三、

1940年6月，夹在陈诚和李宗仁之间的代省长严重，因不堪重负提出辞职，陈诚于是亲自兼任湖北省主席一职。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之际，却招来了李宗仁的各种掣肘。

按照当时国民政府和军委会的规定，军粮应由地方政府统一征购，然后再按一定标准配发给军队；或由军委会军粮局发放派购证，让军队在驻地如数代征。陈诚兼任省长后，为收拢人心，提出由湖北省府统筹代购第五战区军粮，以减少湖北各地百姓所摊派的军粮额。

对于陈诚的这个提议，李宗仁根本没放在心上。1942 年1 月，国民党元老居正赴湖北前线慰问将士时，有不少人便向居正反映李宗仁的部队强征民粮，导致百姓怨声载道的事。

居正知道这是李宗仁和陈诚内斗的结果，自己根本解决不了，但又不能不管，于是以“湖北旅渝同乡会”的名义给李宗仁发去电报，委婉地劝其克制一下部下。

居正没想到的是，陈诚会借他的电报大做文章，在军委会上向蒋介石汇报了此事，并建议由军政部电饬各战区军粮局，不得滥发派购证搜刮民粮，各地应征之粮由各省政府统购统分。会后，陈诚还派人前往鄂东几个县调查，想给李宗仁一个沉重的打击。

没想到的是，李宗仁根本不买陈诚的账，不仅不配合调查，还处处设置障碍，甚至公开指责陈诚是想挑起湖北军民与政府的矛盾，阻碍抗战大局。

蒋介石对何、李之间的宿怨也了如指掌，知道是李宗仁是在有意发难，公报私仇。恰在此时，汤恩伯部在豫中会战中一溃千里，蒋介石于是命陈诚改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第一战区的善后整顿工作。

陈诚的军事能力并不出众，此次蒋介石要他整顿汤恩伯部，他担心汤恩伯不配合自己，于是想出了一计，在去第一战区前，向李宗仁辞行中提出：希望李宗仁以国民党前辈身份训斥一下汤恩伯。

李宗仁一眼就看出了陈诚的心思，表面上答应了陈诚，但却暗地里给汤恩伯发去电报，将陈诚的小动作全部告诉了汤恩伯。在后来的战役总结会上，李宗仁也只是安慰鼓励汤恩伯，完全没有按陈诚所想，去申斥汤恩伯。这也导致后来作为黄埔系的汤恩伯一直恨陈诚，反而不恨桂系的李宗仁的奇怪结果。

四、

除了与陈诚的“斗法”之外，李宗仁与不少蒋介石的其他嫡系中央大员，也有过严重的内斗。

1946年3月，戴笠坠机而死后，毛人凤一跃成了军统局长。年余后，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拥有十余万特工和准武装，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权力甚至大过了国防部各厅局长。

1948年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毛人凤知道李宗仁厌恶他这种特务，于是主动提议由保密局六处少将处长徐志道代理局长。他自己则回老家“养病”。

这个徐志道虽然是个特务，但却于1942年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担任过编练组组长，也算是军统中仅有的几个亲近桂系的人。正因为如此，毛人凤的这个建议，马上便得到了代总统李宗仁的批准。

就在徐志道代理局长后不久，位于南京洪公祠一号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大楼突然起火，放在大楼内的很多重要资料，也随着大火被付之一炬。

这件事之后，李宗仁要求徐志道和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南京宪兵司令张镇一起，全力侦破此案。

虽然保密局和南京的警察几乎将南京翻了个底朝天，但一直没能找出纵火的凶手。直到南京解放后，我公安机关抓住了一名潜伏在南京的保密局特务江浩，才解开了保密局失火之谜。

据这个江浩交待，保密局大楼失火案，其实是毛人凤安排特工干的，其意图有三：一是让徐志道在李宗仁代总统那儿无法交代，二是借大火焚毁保密局内那成千上万卷见不得阳光的血腥可怖的杀人档案，消灭罪证，三是为加紧迫害镇压共产党人和第三党等社会进步力量制造借口，可谓一箭三雕，用心歹毒。

多年之后，李宗仁从美国返回祖国大陆，偶然间听说了这个案子是毛人凤派人干的，且背后有着那么歹毒的动机后，不由得长叹道：“国民党内无时不在内斗，这种政党不亡，天理不容！”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陈默：抗战时期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之间的征粮缠斗》

南京市秦淮区政法委官网《秦淮政法》：《国民党内斗有多凶：为给李宗仁难堪毛人凤火烧保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