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爆发的“乌台诗案”，被认为是“两宋第一文字狱”。这件案子对苏轼个人及北宋国家，均产生了非常深远影响。

案发之前的苏轼是全国闻名的“第一才子”，深得两代帝王的赏识，然而案发之后却被“追问五代有无‘誓书铁券’”，转头就打入天牢做了死囚。

面对政敌的残酷打压与肆意侮辱，苏轼曾经萌生死意，他不仅袖中暗藏“青金丹”以备自尽，还托狱卒将两首绝命诗转交给兄弟苏辙。

幸好后来得到王安石、欧阳修、张方平及重病的曹太后等人倾力相救，苏轼最终得以赦免。一般认为，苏轼在这件事上能够侥幸不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宋神宗对其仍存“心有不忍”。

因此，苏轼之所以获救，除了有前述大臣与太后的努力以外，亦应归功于他自身在狱中写下的那两首，情感真挚、动人心魄的绝命诗，即《狱中寄子由二首》。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其一是说：圣明的君主对臣子的爱护，如同春光滋养万物。而我作为臣子，却因愚昧无知而自取灭亡。尚未活到百岁，便要提前偿还世间的债务。我离去后，家中十口人的生计将无以为继。

只要青山常在，何处不可为坟茔？只是从今往后，再无人陪你（苏辙）在雨夜共读。我愿与你世世代代做兄弟，今生缘尽，来生再续。

其二是说：御史台的霜气让人倍感凄凉，夜晚明月低垂，风吹响屋檐上的铃铛。我的心如同渴望归乡的麋鹿般狂跳不已，而身体却如同面临沸汤烈火的鸡一般无助。

此刻，我仿佛看到了我聪明可爱的儿子，及我死后只能穿着粗布衣裳、辛苦操持家务的老妻。我死后，魂魄将飘向何方？但愿能像汉代名臣朱邑身葬“桐乡”一样，将我葬在曾工作过的杭州。

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写得意味深长，有学者认为，第一首诗的第前两句表面是歌颂“君主圣明”，实则是暗含对宋神宗昏聩的讽刺。

然而，当时苏轼在狱中写下的任何文字，想要传出必定经过主审部门的审查，皇帝也是可以看到诗文的。宋神宗与台谏大臣都不是文盲，如果这两首诗中真的有讽刺之意，岂能不被察觉？

事实上，“乌台诗案”正是由于台谏大臣们专门通过“抠字眼儿”的方式诬陷苏轼而引起。在这个敏感的时刻，苏轼真敢“讽刺”皇帝，无疑是自寻死路。

因此，这两首诗中的情感，肯定都是作者本人的真情流露，绝对没有半点暗讽的意思存在，不然这两首诗根本不可能传得出去。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就是苏辙在苏轼出事之后，马上给宋神宗上了一个折子，当中提到苏轼素爱谈论古今得失，所以才会犯下错误。

并且苏轼过往的往错误言论，早在“乌台诗案”之前就已经有人向宋神宗告发过了，但是当时宋神宗宽宏大量，并未追究。

原来，早在此案前两年，《梦溪笔谈》作者沈括就已向皇帝告发过苏轼诗文中存在的“问题”。然而宋神宗选择按下此事。从那以后，苏轼也收敛言行，小心奕奕，并未再犯同样错误。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台谏大臣以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为由，集体发难，追溯并深究他前半生所写下的所有诗文，企图找出其过往的“错误”。

宋神宗在众大臣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批准逮捕苏轼。尽管诸多史料记载苏轼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但是事实上，他在饮食起居方面的条件远胜许多死囚。

据野史传闻，苏轼写绝命诗的原因，是之前曾经与儿子苏迈有约定：每天由儿子苏迈送肉和菜到狱中充饥，如果得打听到自己将被判处死刑，则改送一条鱼作为暗号。

由此可见，苏轼在饮食上的待遇显然还是很好的。普通的宋朝老百姓就算是不坐牢，也不可能天天吃到鱼和肉。

至于起居，根据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所述，苏轼在狱中每晚睡觉之前，尚有专人服侍其用热水泡脚。

《水浒传》里武松和林冲被人押解上路的时候，也有人打水给他们泡脚，问题是那是因为他们戴着枷锁，长途跋涉脚下起了水泡。

苏轼当时被关在天牢里，并不需要押解上路，所以为什么还要安排人帮他打水泡脚呢。只能说因为宋神宗对他的眷顾，所以狱中的人对他也不得不照顾。

当苏轼决定写下绝命诗向兄弟苏辙告别的时候，也没有人前来阻止他通过传信的方法，来传递这份深情厚谊。这些细节，无不彰显出宋神宗对苏轼某种程度的宽容与恩德。

因此，绝命诗的开头显然对宋神宗绝无嘲讽之意，只有深切的感恩之情。与此同时，在这两首诗中，苏轼对自己所遭遇的困境并未狡辩，这一点恰恰赢得了宋神宗的好感。

苏轼接着写到自己“短命”的忧虑及死后一家人的生计问题，以此激发宋神宗的同情。后面则着重描绘了自己与苏辙之间深厚的兄弟情谊，表达了即便死后也愿生生世世为兄弟的强烈愿望。

苏轼曾言：“我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说明他在在二十岁之前，除了兄弟苏辙，并无其他知心朋友。因此，二苏之间的兄弟情感异常深厚。

当苏轼遭遇困境之时，苏辙立即上书宋神宗，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官职以赎兄长之罪，这份手足情深令人动容。

在《狱中寄子由二首》的第二首诗中，苏轼又以对家庭的深切眷恋之情来打动宋神宗。首联以乌台夜晚的凄凉景象开篇，通过明月低沉、铃铎声动等意象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

随后，苏轼就借“幻梦”、“云山”、“鹿”等意象，表达了自己对脱罪的渴望。“明月”与“云山”的反复出现，增添了对亲人的思念与归乡的渴望。然而现实却是他身陷囹圄，如同待宰的羔羊一般无助。

第二联中，“云山”与“鹿”的风雅美好与“鸡”与“汤火”的残酷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反差使得宋神宗读后不禁为苏轼感到惋惜。

第三联，苏轼再次打出亲情牌，提及自己聪明可爱的儿子及因自己而受苦的老妻，进一步激发了宋神宗的同情。

末联，苏轼则巧妙地运用了汉代朱邑葬于桐乡的典故，暗示自己在杭州的政绩与民望。他希望宋神宗能念及他在杭州的功劳，免其一死。

苏轼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的困境中，凭借自身的智慧与努力，在欧阳修、王安石及曹太后的帮助下最终脱罪，虽然被贬黄州，但是保住了身家性命。

所以在此过程中，《狱中寄子由二首》这两首诗，不仅是苏轼对后事的交代，更是他为自己向宋神宗求情的高明手段。

苏轼通过赞美宋神宗的恩德，同时勇于承担自己的过错、大打亲情牌及运用典故等策略，成功地触动了宋神宗的恻隐之心，最终得以免死。

十年之后的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再次来到杭州任职，远离政治纷争的他继续为民造福，度过了人生中最为惬意、自在的两年时光。

参考资料：

《苏东坡新传》——《四川人民出版社》，作者：李一冰，2020.05；

《狱中寄子由二首》，作者：苏轼，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