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个关于“标准”的问题，但我们无意也无法给出确定答案。
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用意在于引起各方关注和思考。因为即便主体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阶段不同，人们给出的答案会大相径庭，但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样一个问题，总有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在发挥作用。
在这个系列里，我们或关注一种现象，或关注一个群体，或关注一个事件，以期追问在这个快速变换的时代里有关教育的普遍性目的，呈现不同主体所面对的真实状况，以及某些特定环境下的特定选择。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就像台湾女作家张晓风在那篇名为《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的文章里所写：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所以这也必然是一系列关于时代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困难与希望并存。
今日刊发第一期《留在且末当老师》，敬请关注。
早上八点四十，校园里响起早读铃声。且末县第一中学的警卫室里，一名短发戴眼镜的女老师面色发白，神情严肃，在她身旁，站着一个几乎与她身高比肩的男生。在做了简单的记录后，女老师开始训斥，声音如铃声一般急促清脆，男孩子一声不吭地低下头，眼神死死盯着地板，仿佛整个人都矮了一截。
“又偷偷跑出去玩，被训了。”县委宣传部的苏鑫告诉记者，且末一中目前只有高中部，27个高中班，7个职业教育班，在校1000多名学生中，超过八成是少数民族。“我们这边的孩子都挺好管的，只是调皮一点，没什么坏心思。”
“90后”的苏鑫是山东人，高中毕业从淄博老家到乌鲁木齐当兵，退伍之后就留在了且末。一晃十多年，他习惯了这里干燥凛冽的气候，也习惯了漫漫黄沙吹在脸上的感觉。一切都在变得习惯，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来到宣传部以后，“对接媒体”占了他工作的一大部分。“都是来采访15名支教老师的，每年都能来好几拨。”
支教老师在沙漠合影。受访者提供
且末县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由首府库尔勒梨城机场出发，从北到南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700多公里到达，有“天边小城”之称。2000年，15名从保定学院毕业的师范生来到这里支教，解了县里几所中学“缺老师”的燃眉之急。直到今天，他们一直留在这座县城，参与一线教学，被很多媒体称为“风沙刮不走的老师”。
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间，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通过高考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一代又一代东部支教老师又来到这里，校园里的面孔永远年轻，像是一种源源不竭的循环，把很多绚烂饱满的种子，深深撒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中。
县中的困境
6月25日，是新疆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记者来到且末一中，等到上午十点左右，教学楼一层的教师办公室里只有两三个人，大家坐着不说话，空气有些紧张。
“下午出成绩，这会儿可能正在忙，你先等会儿。”负责接待的数学老师舒先虎先招呼记者坐下，接着跟我们聊起来，“这几年好起来了，前年的本科上线率排到全巴州第四名了。”“且末这边的话，像初中班里比较拔尖的学生，中考之后很多都会去市里边上学。”历史教研组的老师孙彤彤补充说，“留下来的学生，中考满分650分，500分以上的屈指可数，大部分都是考二三百分的，还有考一百多分的。”
虽然并不突出，但相比于二十多年前，这所县中如今的教学成绩已经算来之不易。
2000年春天，当时的且末二中还是六年制中学，由于那一年的小升初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加上刚刚流失一批老师，学校新一届初一7个班有6个没有班主任，且末县教育局和学校领导带人急忙来到东部省份“招聘老师”，准备至少带7到8名老师回去。3月本来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季，一行人却处处碰壁。当他们来到当时的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时，几乎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了。
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动员消息传开后，这所学校报名上来的学生有一百多人，当时且末县中的校长提出了两个条件：必须是农家子弟，不能是独生子女。
又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学校的15名毕业生在就业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曲阳县的侯朝茹是其中之一，父母在晓林镇西赵厂村务农，是家里的二丫头。在出发告别的站台上，这位留着简洁短发的姑娘给来送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本来离别伤感的氛围里，她是唯一一个没有哭的女生。当时前来采访的记者记录下了她面对镜头笑容坚定的模样，这段影像还上了当年的《焦点访谈》。
一行15名支教毕业生到达且末。资料图
时隔二十四年，留在且末的她怎么样了？
临近中午的课间，天空开始下沙子，泛起微微的土黄色，教学楼拥挤的空间里弥散着一种汗味与土味混合的气息。教室前面，老师们逐渐放大的音量强调着考试的重点，却叫不醒最后一排睡得最熟的几个人。在走廊最后一间空教室里，侯朝茹匆匆赶来，脸上还渗着细密的汗珠。记者立刻起身，想为她搬一把椅子过来，她马上把旁边的一把拉过来坐，“别客气，我自己来就行。”
快人快语，来去如风，气质和想象中差不多，但被日光磨砺过的皮肤，还是难掩二十多年岁月留下的痕迹。谈及今年的高考，记者问，“下午公布成绩了，会有些紧张吗？”“不紧张，我们的学生考不了太好，也不会太差。”她说，“我们不会跟别的地方去比，没有可比性。”
“现在高考的选拔性越来越强，县域学校本身就是兜底教育，再加上我们80%都是少数民族学生，很多人语言关都没有过。你让他们面对历史学科里大量的文言材料，再去考查阅读理解、语言表达这些能力，对于他们是很难的。”她说，“就算在实验班里，我们的孩子达到一本线要求的不会超过3个。”侯朝茹语速快又清晰，那种老师惯有的声音，仿佛要把人穿透一般有力。
眼下，侯朝茹是历史教研组组长，也是孙彤彤的“老师”。2018年前后，新疆开始推行“课程改革”，侯朝茹带着她从第一课一页一页地往后捋，也尽量让其他的年轻老师更好地适应“课改”之后新的教学体系。孙彤彤感到，从内容上看，“课改”之后的教材更难了，新教材采用的“民汉混编”的形式，不管对于老师还是学生来说都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最好的教育
采访之前，苏鑫曾提醒记者，这15名老师里，侯老师算是被关注比较多的。“说得太多了，怕她就不愿意跟你讲了。”特别是近几年来，几乎每到毕业季，且末这座小县城里都会迎来各路媒体的造访，“多的时候一个月内有十几家，老师们其实更希望低调一点。”
见到侯朝茹之后，这句话果然得到了验证。“我觉得是大家把这件事儿放大了。”收起了之前的滔滔不绝，她语速放慢了一点，“我们就是到这儿工作来了。大家选择了这个地方，在自己喜欢的工作里找到了一些价值感，工作又回馈给自己很多东西，这就是一种良性循环。”
侯朝茹说，自己喜欢这份工作，“被需要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假如说我去卖一样东西，顾客在我这消费完了，这段关系就结束了，但做老师不一样，教育是能渗透到人的一生的。你看其他哪个行业还能有这种力量呢？”
任教团队来且末的第二天，侯朝茹（前）在教师宿舍前留影（2000年8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周晔 摄
15名支教老师之一的苏普还记得，在保定师范刚入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新生看了一部电视剧《丹心》，片中二师学生贾良图在1931年冬天为贫苦孩子上课的情节让他记忆深刻，在后来给母校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如果说‘启钥民智’是当时先辈们的理想追求，那么服务西部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代应有的担当。”
侯朝茹嘴上很少说这些“上价值的大概念”，但她懂这些西部孩子的难处，知道他们“考不了太好”，也知道这份成绩背后有着太多复杂的“现实原因”。带毕业班的时候，有的学生怎么也做不会题，气得把笔一扔不学了；还有的听老师讲了好几遍都没懂，急得直哭。她把这种现象称为“习得性无助”。“学生也不是不想学，但是底子太弱，学习习惯也不好，这是多方原因造成的。”她说，“比如家庭教育、语言环境，这些是学校老师替代不了的。”
从带毕业班开始，侯朝茹碰到的“习得性无助”学生数不过来。“我就说，你尽最大的努力，能学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其实不重要了。”她说，能让学生形成“一件事情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好”的人生态度，比考多少成绩更加重要。
“很多人都觉得，老师就是提高成绩的，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老师就是青少年工作者。”侯朝茹说，知识是永远也讲不完的，而最好的教育，就是“学过的知识都忘了，但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却留下来了，这些东西是你说不上来的。”
在她看来，高中三年对一个孩子为什么至关重要，并不只是因为“高考”这个结果，更关键的是“这个过程”，“你看着他们一次次地碰壁，经过老师的鼓励，跌倒了再爬起来，这种屡败屡战、屡受挫折但仍然不放弃的品质，才是让学生终身受益的。”她说，“分数的意义其实不那么大了，将来社会上的选择也是多元的。”
而对于更年轻一点的孙彤彤来说，教育的过程也是在和学生“斗智斗勇”：把上课犯困的提到教室后面“站一会儿”，喊没完成作业的站到走廊里“挨骂”；但只要他们稍有进步，她就会有意在家长面前表扬一番，让他在家里特别“有面子”。
在孙彤彤看来，高中阶段的学生很特殊，“界于孩子和成人之间，总爱听夸奖，偶尔会叛逆，懂事了又没完全懂，所以完全的包容或完全的严厉都不可取。”她说，“要拿捏好这个度，也要用点小技巧。”
她提起一个叫热阿提的男生，是当时班里最调皮贪玩的，犯错了就会冲她“嘿嘿傻笑”。“他不是那种坏学生，也很聪明，只要认真学就能背会的那种。”有一次上课睡觉，被孙彤彤叫到后边站着。“我就叫他的名字，热阿提，我问个问题，你答上来就回去坐着吧！然后我就问了一个他背过的问题，其实就是给他一个机会。”从那以后，热阿提上课再没有睡过觉，在2022年毕业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
那一年的毕业生是孙彤彤完整带过的第一届学生，那年的毕业季也是她第一次感受令人伤感的“离别之情”。她记得离校那天，在典礼上哭过一次，回到办公室，有学生跟了进来找她聊天，几个人本来说说笑笑的，不知怎么的又哭了，“三年了，心里不舍得”。采访中间，孙彤彤的眼圈又开始泛红。
与风沙和解
孙彤彤是侯朝茹的“学妹”，2017年来且末支教的时候，她们的母校已经改名为“保定学院”。她还记得入校第一年，学校组织她们观看了学长学姐支教西部的纪录片，当时心里就有些“震撼”，工作以后，她更处处以这个学姐为标杆，每到逢年过节回不了家的时候，她必定要去侯朝茹家吃个饭，也和其他留在且末的老师们聚一聚。
“侯老师是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喜欢琢磨吃的，我们每次过去都给我们做好多美食。”孙彤彤笑着说，“休假的时候，人家两口子就去附近村里边爬山、骑行，日子过得特别丰富，我们很多人都羡慕。”
“你没办法改变呢，只能自己去适应。”侯朝茹说，“自然环境是客观的，人只能去跟它和解。你不和解，就不适合在这里工作，很简单的道理。”
刚来且末不到一周的时候，孙彤彤就经历了一次比较严重的沙尘暴。7月底的天气有些炎热，公租房里没来得及买电扇，晚上开着窗户睡觉，半梦半醒之间，她闻到一股“土味”，当时睡得沉没有在意，等醒来一看，自己已经“睡在了土里”：地面、家具、床铺、被子，所有东西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沙土，“能有2厘米左右”。“当时只开了一扇窗户，而且已经过了沙尘天气最严重的春天。”
沙尘暴。资料图
刚来的时候，侯朝茹感觉上课嘴巴特别容易干，没几天嘴唇就裂开了口子，有天她正在上课，学生们突然喊了一句，“老师你流血了！”她低头一看，鼻血已经滴在了讲台的课本上。同行来支教的英语老师旬轶娜，站上讲台的第3个月嗓子就发不出声音了，医生诊断为“声带不闭合”，病因是天气干燥和用嗓过度，每天只能操着沙哑的嗓音讲课，下了课再含上药片。
二十几年过去，侯朝茹与同为支教老师的庞胜利组成家庭，也在漫长的生活中习惯了西北大漠的气候，“嗓子难受就多喝水，嘴唇干裂就涂点润滑油，你把这个事情看穿了，别去一根筋地较劲，放过自己，其实就是一种挺好的状态。”
“一开始也很不习惯的，毕竟环境相差很多。”说起家乡，侯朝茹的眼神立刻温柔了很多，她绘声绘色地回忆着华北平原四季分明的气候，夏季无休的蝉鸣和秋天金色的麦浪，“怎么会不想家呢？”
物理支教老师丁建新的家在河北易县的农村，是家里的小儿子。来支教的第一年，因为没抢到春节回家的车票，他在且末过了人生中最难受的一个年。“要先坐车到库尔勒或者乌鲁木齐，再到那里的火车站排队买票，那时候才知道有没有车票。”他回忆说，那些买到车票回去的人“回得也很艰难”，“基本都是无座票，站几十个小时。”春节是思乡之情的顶点，每当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回家的时候，几个老师就凑在一起，“有时候说着说着，几个大小伙子就会抱在一起哭。”
丁建新给学生上课。受访者提供
最近几年，因为父母年纪渐长，丁建新几乎每年假期都会回去看看。“我们六七月份放假，他们恨不得从4月份就开始问，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其实也不需要我为他们做啥，就是一种陪伴，他们也不爱麻烦人。”去年7月，丁建新刚从老家回到新疆不到一周，就听到了父亲去世的噩耗。“突然离世的，八十多岁了。”
也是最近几年，侯朝茹开始害怕听到哪个老师的父母突然生病、去世的消息。“就这一年，我们这些老师就有三个家里出事的，听到了心里特别难受。”因为父亲关节不好，她在老家的县城里买了一套大房子，让父母在集体供暖的楼房里过冬，打算等自己退休之后，就多回去照顾他们一些，“其实就是一种弥补了。”她说。
人生是旷野
在支教前夕，拿到协议书签下名字的时候，15个人几乎都是瞒着父母的。
李桂枝是当时中文系的省级优秀毕业生，暑假才把消息告诉父母。为了这件事儿，母亲一个假期都没跟她说话，直到提着行李出门，母亲默默地跟出来说，“到了，写封信。”李桂枝“嗯”了一声没有回头，眼泪却夺眶而出；侯朝茹也是“先斩后奏”，父母两个人气得都不理她，最后拗不过女儿才无奈“妥协”。
“年轻的时候，谁不想逃离家乡，你说是吧。”侯朝茹笑着眨眨眼睛，表情里透出一种少年感。如果没去新疆，按照当年的分配政策，师范生就近也能找到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也许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会在家门口过一辈子。“年轻的时候要往外走，等外面生活久了，有一定的积累，又想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人都是这样。”
今年的毕业季，又有15名保定学院的毕业生在前往新疆的就业协议书上签字，预计8月中旬出发，沿着当年学长学姐的脚印，抵达那个陌生的沙漠深处。
美术师范生张强强从大一开始就有去新疆就业的打算，他的老家在甘肃陇南，小时候父母去昌吉打工带过他，“印象不深了，就记得夏天蚊子特别多。”大四的时候，碰到且末县二中的招聘活动，他果断报名，“家里人也很支持我，他们听到消息就挺开心的。”
然而，距离出发还有两个月，张强强开始有些担心。“到了那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了，不管是生病还是发生什么意外，都得独自去面对，想想还是挺恐惧的。”他上网查了很多当地的资料，一遍又一遍给自己打气。“我感觉这件事儿是有意义的，我不想等老了以后自己后悔。”
“我其实挺佩服现在的孩子，特别是对他们来说，现在的选择相对更多元，能来到这里就是一份勇气。”侯朝茹说，为了吸引人才，州县的人事部门和教育部门沟通以后，为今年来的毕业生安排了就业的“绿色通道”，入职以后无需考试就能得到编制。
河北邢台的张小威是地理专业的师范生，和张强强不一样，直到大四发布招聘消息的时候，他才下定决心走支教这条路。“现在就业太‘卷’了，不从学校里走出来是感受不到的。”他提到自己的一个舍友去邢台考公务员的经历，十几个人“抢”一个乡镇的岗位，考了150多分却遗憾落榜。
大二暑假的时候，张小威趁着没事做过几天“暑期工”，在天津的一家火锅店做服务员。在经历了每天12小时端盘子，一天上了六七十桌菜，微信步数两三万起步的煎熬后，他跟老板说了一声，辞掉了这份日薪100元的工作。“每天干完以后，躺在床上连刷手机的心情都没了。”他说，“离开学校的世界就是这么残酷。没有人再把你当孩子了。”
作为母校，保定学院的老师几乎每年都会去看望一次在外支教的校友，“看看他们生活得好不好，还有什么需要，给他们带去关心和慰问。”学校宣传部干事张雯洁说，自己曾经跟着去过一次，路上的景象到现在还记忆深刻。
“坐着车穿越沙漠，除了偶尔出现的红柳和胡杨树，就只有一望无际的黄色，好像永远也走不完似的。”她这样说着，仿佛当时的景象就在眼前，“可是当快到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有一抹绿色出现在天际，然后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最后变成脚下的一座绿洲，在沙漠里孤独又美丽。”
说到这里，我们走过学校中心的一片广场，有一群鸽子正拍打着翅膀腾空而起。“所以说，我们的人生不是轨迹，是旷野。”
她的语气昂扬起来，目光随着这些盘旋的影子，飘向北方蔚蓝色的天空里。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艺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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