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功岑，原名世勋，字功岑。1907年出生在山东省濮县（今河南省范县）马路口村一个农民家庭。父耕母织，自食其力，生活比较富裕。他自幼聪明好学深受家中老辈人的喜爱，所以得到了一个农民家庭中少有的学习机会。1919年，到外祖父家随外祖父读私塾。他学习非常刻苦，当时外祖父家生活不很富裕，晚上不许点灯看书，恰遇邻家每天晚上在院里编草帽辫，功岑便常坐在院里借邻家的灯光看书学习，每天都要等到邻家熄灯他才休息。于是，功岑“借光读书”成为乡里的美传，由于刻苦努力，他不仅熟读《五经》《四书》，还练就了一手工整的毛笔字，并学会一整套珠算的运用。4、5年后，开始上学堂，他的学习兴趣更高了，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上小学时，已是15、6岁，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他对小同学和蔼可亲，对贪玩的孩子耐心地帮助。所以，同学们都叫他大哥哥。在村里，他是孩子们中的小头头，大家都听他话。谁要是仗势欺人，他总是站在弱小的一边，打抱不平，他还经常将食物拿给穷孩子们吃，虽然几经父亲的训斥却得到善良母亲的理解。
功岑自幼热爱劳动，每逢假日，都要帮助家里干活，不怕脏、不怕累，没有一点“洋学生”的架子。他怜贫恤苦，并且对老年人特别尊敬。有一次他去地里看红薯，恰遇一位老奶奶摘红薯叶，他便偷偷地给她装了一篮子红薯，上边盖上红薯叶把老奶奶送走。有时去看小麦，他就躲在一旁看书，小孩子们揪麦穗，他也不管，他还叫孩子们快揪快走，免得被大人们看见。功岑的举止，深受乡亲们的称赞，都夸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投身革命
1930年入濮县师范（1931年改为范（县）朝（城）濮（县）三县联立师范学校）学习。翌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从而激发了功岑同志的爱国热情。他积极参加我党组织的反帝会、读书会，和进步学生一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抨击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宣传抗日救国。功岑同志的抗日救国表现，引起了我地下党同志的重视，便推荐他阅读鲁迅、郭沫若、田汉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使他思想受到启蒙。他又秘密阅读了《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等革命书籍，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1933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功岑同志入党以后，总是站在斗争的最前沿，他积极参加了学校党支部组织过的几次学潮。在1933年秋，范县国民党政府保卫大队的士兵无故殴打了一位同学，并借故在学校门口鸣枪示威，引起学生们的极大愤慨。这时党组织因势利导，积极组织和发动学生，学校当局迫于学生压力，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傍晚，全校二百多名学生包围了县政府，功岑同志手拿一根顶雨搭的杠子，走在学生队伍前列。在学生们的愤怒要求下，第二天上午县长马君英来到学校，向全校师生赔礼道歉。
1943年夏，功岑同志师范毕业回到濮县任小学教员，继续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为了广泛地团结知识分子，加强党和知识分子的联系，功岑同志和张诚一、王彭成等同志联名发起成立了“小学教员联合会”。这个组织逐渐扩大，曾一度发展了全县小学教师的一半以上。联合会定期开会，讨论教育界的问题，或议论政局。每次集会，功岑同志都积极发言，借机向教师们灌输革命思想，他的发言在同事中影响很大，因此也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尊敬。当时，小学教员薪金很低，而且每年还要扣发几个月的薪金。大部分教员生活困难，对国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因此，这是教员们经常议论的一个大问题。一天，在濮城南关小学举行例会，大家又提出这个问题，议论纷纷、牢骚满腹。功岑同志见时机成熟，便决定发起请愿活动，于是，他对大家说：“我们在此发牢骚有什么用？何不到教育局讲理去！”他的话立即得到在场教师的拥护。于是功岑同志便带领全体教师冲进教育局，把县督学，国民党员皮定同拉到院里痛打了一顿。教育局也被迫补发了工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就是有名的濮县小学教员“大闹教育局痛打县督学”事件。经过这次事件，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功岑同志的威信变得更高。1935年，我党在濮县组织分粮大户，夺取地主枪支的斗争。功岑同志带领部分教员积极配合，进行宣传，并参加了木靳庄的夺枪斗争。他们的行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仇恨，于是把小学教员联合会强行取消，但功岑同志在教员中的秘密活动始终没有间断。
1936年春，濮县县委遭到破坏，党的活动暂时处于低潮。4月，成立鲁西特委，功岑同志任组织部长。年底，濮县国民党政府开办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根据组织决定，功岑同志报了这个训练班。经过短期培训，功岑担任了高堤口乡乡长，打入了敌人的内部，并担任中共濮县县委书记。
高堤口乡是一个反动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驻有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和杂牌军队。“七七”事变以后，他们不抗日却积极反共，因此，功岑同志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他就以乡长的公开身份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当时，当地群众身受三害：一是地主高利贷剥削；二是反动政府和军队的勒索；三是封建迷信活动的愚弄。而这三者又往往相互勾连，从政治上、精神上和物质上迫害广大群众，压得群众喘不过气来。功岑出任乡长以后，便决心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尽量减轻人民的痛苦。他首先向封建迷信开刀。当地有一座大庙，是一个迷信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群众经常在这里求神问ト，问病求药，抽签算命。每逢过年过节，还要烧香上供，多少年来不知坑害了多少良民，浪费了多少钱财。当时的群众生活已是十分贫困，但由于旧思想的束缚还不能摆脱这些迷信活动。于是功岑同志一方面宣传破除迷信，一方面发动群众，一举将庙内的神像全部打倒埋入坑内，这一举动必然遭到了当地乡绅们的反对。但是功岑身为一乡之长，他们也无可奈何。同时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功岑同志还公开抵制反动政府和军队的横征暴敛，当时驻在高堤口乡的国民党杂牌军和地方武装，吃的、喝的、用的、烧的全靠当地供应。他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逼得不少人背井逃荒，鬻（yù）儿卖女，民不聊生。功岑同志便暗中发动群众抗捐抗税，并以乡长的身份对上边的各种摊派明推暗抗。有一次，一股反动军队向乡里要粮要柴，功岑同志一方面不向下布置任务，一方面又说，粮柴未收上来，一直拖着不交。一个催粮官威胁说：“你高堤口乡不催不拿，我看你马功岑有多大能耐，我这个拘留所就是改造人的地方！”，功岑同志却从容不迫地说：“并非我不催不拿，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粮柴交不上来，我有什么办法！”说罢，催粮官恼羞成怒，下令把功岑扣了起来。消息传出，乡亲们都联名保释，全无效果。最后，功岑的祖父把家中仅有的粮柴送去两车，才换得功岑释放。功岑同志的这些举动，得到了劳苦群众的支持和同情，也遭到一些人的非难，有的说他“不务正业，早晚要闯大祸”，因而被视为“危险人物”，甚至一些亲友也不敢接近他。而功岑同志对这些却不以为意。“七七”事变后，他更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并秘密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伍。当时，高堤口乡驻有一个地方民团，常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对我党的活动极为不利。于是，县委决定拔掉这颗钉子。功岑同志就以乡长的身份先深入民团，了解敌情，然后设巧计安排游击队一举歼灭了这支反动武装，并成功缴获了步枪90多支，极大地改善了游击队伍的武器装备。此后，这支队伍便打出了名号，成为一支活跃在濮县广大农村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伍。
1938年4月，濮县抗日游击队被编入东进纵队第四支队，功岑同志调任四支队民运科长，后随军来到冀南，从此便走向了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来源：新邯山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