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已经实施了一年多。如果你是身处其中的学生，你有觉得压力减少了吗？

按照我的观察来看，答案恐怕是没有。这篇文章将会解释，为什么我认为教育减负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在分析原因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教育的目的。如今，教育的主要目的早已不是获取知识，而是获取文凭。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之所以通常有更高的工资，是因为他们的文凭意味着一个信号，这就是教育的信号理论。

由于有能力的人更容易取得好的文凭，所以，好的文凭意味着一个人更可能有能力。在招聘时，企业难以在短时间内判断出一个人的真实能力，因此，把文凭当做个人能力的证明，对企业来说是理性的。

现实里，学生们的经历组成了教育的信号理论，学生们花在学习新知识上的时间并不多，他们更多的时间花在了不断的刷题，不断的考试上。这些事不是为了获取知识内在的价值，而是为了取得竞争中的优势，从而考取更高的分数，从而进入更好的大学，从而取得文凭，从而向企业和社会传递自己靠谱的信号，从而找到更好的工作教育的信号。

理论引出了教育减负的第一个矛盾，一个有效的信号，毕竟有着高昂的代价，如果信号是容易获得的，人人都可以有，那么信号就会失去作用。相反，竞争越是激烈，它所传递的信号就越是有价值。

举个例子，之所以本科学历的含金量要比研究生学历更高，是因为高考时的竞争压力更大，所以高考传递了更有效的信号。也就是说，高考的有效性和教育压力是正相关的。文凭有用这件事的前提就是学生需要面临巨大的压力来获取文凭。

除了信号理论阻止教育减负政策成功实施的还有囚徒困境，将囚徒困境里的囚徒替换成学生，就可以描述教育里的“囚徒困境”。

从整体角度看，如果所有学生都低强度应试，就可以达到整体的最优解。每年高中、大学录取的人数不会因为学生的应试强度变化，一起高强度应试的结果只是增加了所有人的痛苦，并抬高了分数线。但是，从个体的角度看，不管对手如何决策，高强度应试往往是自己的最佳策略，这使得人们的合作难以实现。

在现实里，由于学校的数量、学生的数量非常多，所以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合作意识，竞争意识会压倒性占优。我们可以从学校老师的话术里找到非常多鼓励竞争的话语，比如“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寒暑假是弯道超车的好时机”、“不要以为双减就可以放松了”、“要趁别人放松的时候努力”。

在竞争意识主导的环境下，教育减负政策几乎不可能成功实施。减负需要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长的合作。而竞争只需要有一个人，因为考上好大学的诱惑，选择破坏合作，其他人便会不得不加入竞争，否则就会因少数人的竞争被淘汰。正如某些老师所说的，人家都在趁双减努力。

减负的好玩之处是，减负是对竞争者的激励，因为减负暂时减轻了竞争压力，所以竞争带来的收益更大了。竞争收益则激励其他人参与竞争，使得总体压力回到减负之前的状态。然而，这还没有结束，囚徒困境至少是理性的。处于囚徒困境的人，处于自身利益决策，争取个人的最大利益。现实里的学生面临着比囚徒困境更糟糕的局面。

假设有一个理性的学生，他决策时考虑的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理性的学生并不会无止境的提高应试强度，因为随着应试强度的不断提升，应试带来的收益会越来越少。当付出不能带来相应的回报时，学生会停止提高应试强度。但是现实里的学生很可能不能进行理性的决策，这是因为有许多因素让决策偏离了理性，使学生无止境的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即便是学生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无止境的付出，不知道自己的付出有没有回报，是否有意义，哪里是终结？

第一个让决策偏离理性的因素是单一的价值评价体系，全国人民的价值评价体系是高度相似的，所有人都只有这样的目标，考高分、找工作、成家、买房。如果有人不认可这条路线，那么他不仅在利益上不如别人，甚至会受到道德谴责，被认为是不思进取。

由于价值评价体系单一，所有人都挤在一条跑道上，除了竞争以外，人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由于价值评价体系单一，竞争不仅是出于竞争带来的利益，更是为了取悦别人、取悦老师、取悦家长，取悦社会。即便是自己的同学，也会因为自己的成绩改变与自己的关系。现在的竞争不仅是同学与同学之间竞争有限的资源，竞争资源的竞争是有尽头的，当人们无利可图时，便会停止。现在的竞争是想要通过自己竞争的姿态取悦别人，让别人认可自己。这种有取悦心态导致的竞争是没有尽头的。

第二个让决策偏离理性的因素是信息差，人是短视的，过去的人并没有预料到现在明显的文凭通货膨胀，认为只需要上过大学，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并且即便是现在，也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国内糟糕的学术氛围，甚至还有人抱着上了大学就轻松了的观念。信息差，让人高估文凭带来的收益，低估上大学需要经历的痛苦，过高的预期，使得人们投入了过高的精力，做出了不理性的决策。到最后，人们发现，哪怕自己竭尽全力，能够获得的还是很少。

实际上，受教育的收益下降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它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受教育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利益会不断激励新的人加入竞争，使得受教育的收益减少，最终受教育的收益将不会比受教育所损失的机会成本高。

第三个让决策偏离理性的因素是损失厌恶和教育的漫长周期。当然，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损失更让人难以接受，这种心理被称为损失厌恶。由于损失厌恶，心理仍会不理性的把沉默成本当做成本，理性的人在决策时只考虑预期成本，不考虑沉没成本。这是因为沉默成本不可收回，与未来的决策无关，处在教育体系里的学生同样有着损失厌恶心理。他们的愿望不是想要继续往上爬，而是不要掉下去。因此，学生愿意无情的抽打自己。

教育的周期很漫长，过去十多年的寒窗苦读成为泡影是可怕的。这让他们出于损失厌恶，不断加压。这种不理性的情绪扭曲了理性的决策，加剧了恶性竞争。

第四个，让决策偏离理性的因素是反制的宣传口号。教师和学校会用各种各样的口号煽动过度紧张。比如“高考是最公平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不喜欢宣传口号，因为他们只在乎煽动情绪，公平不意味着效率。八股文是公平的科举方式，他有着严格的格式、体裁、内容要求，比早期的科举公平的多。但我们都知道，八股文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一分耕耘，不会总是一分收获，耕耘也是有边际效应的。耕耘的后面，每份耕耘提供的收获会一直变少。作为学生，唯一要考虑的是自己的付出能否带来足够的回报。其他的比如公平、无悔。奋斗，并不是理性的思考方式。

实际上，如今的交易问题也曾在过去上演过。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和当下类似的现象，比如古代实行科举制度以后，报告人数无限增加。于是政府扩大了组织，设立了大量候补官员，这和现在的大学扩招，文凭贬值很像。比如古代参与科举的，多数是寒窗苦读的穷学生，考试可以选拔人才，但不能培养人才。这些寒窗苦读的人，既没有个人学养，也不了解政治传统。因此，古代的知识分子经常受到民众鄙视，有“进士轻薄”一说，这和现在的很多人自嘲是小镇做题家很像。

再比如，教育减负实际上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层面已经发了近十条减负，1955年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2000年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2013年教育部公布了《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过去核心的减负是否有效，所有人心里都清楚。

综上所述，信号理论、囚徒困境、单一的价值评价体系、信息差、损失厌恶。洗脑式宣传这些因素，共同抬高了教育压力，所有人都是教育压力不断增加的潜在的推动者。因此，通过政策去改变这一自发进行的过程是困难的。减负政策不会长时间有效，因为减负会形成对竞争者的激励。压减补习班的效果很有限，因为补习班不是导致教育压力的原因，而是教育压力表现的形式，没有统一补课，还有课外补习班，没有课外补习班，还有一对一家教，没了一对一家教，家长还可以亲身上阵监督。

如果常规的竞争方式是不被允许，那么新的竞争方式可能是更加有趣的。更糟糕的是，无止境的竞争还在不断扩大。

明清时期，参与科举的人考取进士以后，尚且有几年时间留在中央学习学问和政治，政府保证他们将来可以做大官，所以这些人可以安心学习。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可以培养一些人才。但是现在大学里的老师很少认真上课，学生也很少认真听课，即便是上了大学的人，也没有受到实打实的培养，并且考研正在高考化，就业正在变困难。

所有人都笼罩在竞争的阴影里。说到底，教育只是社会的副主品，如果社会里的普通人可以过上还行的生活，又有谁愿意让自己的人生在恶性竞争中虚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