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美丽迷人的，是多源多流的。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个民族被称为匈奴的“别种”，一是稽胡，一是契丹。稽胡又称山胡、步落稽，源于南匈奴。南北朝时居住于今山西、陕西北部方圆七八百里的山谷间，种落繁盛。《周书》记载，其俗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颈饰。与华人错居。其渠帅（首领）颇识文字，言语类夷狄，因译乃通。

契丹为“匈奴之种”是宋人的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也能说明过去北方草原民族一脉相承的关系。今天的学者认为契丹来源于鲜卑，契丹出自鲜卑宇文部是唐朝人的说法。和匈奴这个民族集团一样，鲜卑的民族成分同样十分庞杂，既有东胡系统东部多源的鲜卑宇文部之裔，也有来自多流的匈奴“余种”。

前文说过，永元元年（89年）至永元十七年（105年），匈奴被汉将耿夔击破，北单于逃走后，鲜卑进据匈奴故地，“有十余万落”未逃走的匈奴人加入了鲜卑。这10余万落匈奴人并未继续以匈奴为号，而是“皆自号鲜卑”了。此后，他们在与原东胡种的鲜卑人长期错居杂处中，由于相互通婚等影响，差别越来越不明显。这应该是契丹民族形成的一个主源，但谁也不能否认其在形成过程中的多源多流。

有意思的是，在这两个民族在被融合之后的今天，一些陕北人自称是匈奴的后裔，但是不是这样呢？历史在这个地方还真像那么回事。陕北地区是革命老区，是中国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包括陕西省的榆林市和延安市，它们都在陕西的北部，所以称做陕北。自古以来，陕北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这方半农半牧的区域，因此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现在，就让我从一个匈奴人与两个李姓人说起。

前文说过，匈奴人是赫连勃勃（381年－425年），也叫刘勃勃，他是匈奴铁弗部人，十六国时期胡夏国（又称赫连夏）建立者。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叛秦自立，自称天王、大单于，赦免境内罪犯，建元龙升，设置和任用百官。他认为匈奴是夏后氏的后代，就将国号称为“大夏”，其都城就是今陕北靖边统万城。数百年后的1038年，一个李姓人即李元昊，在今宁夏银川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有意思的是，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关系的人，但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国号——“大夏”。这是历史的巧合吗？当然不是。

铁弗部人是汉末匈奴族的一支，是匈奴人和乌桓人、鲜卑人的后裔，故又称杂胡，这就是赫连勃勃的血缘。李元昊原名拓跋元昊，在他的祖先中有一个著名人物拓跋思恭，是北魏皇室鲜卑拓跋氏之后，曾为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北）的偏将，在唐朝时因功被赐李姓。427年，北魏灭大夏，设立统万镇，488年改设夏州。李元昊就这样和赫连勃勃有了一份历史的“重叠”，这也就是说自胡夏而始的夏州之名，中间多少有一些赫连勃勃的民族“认可”成分。而李元昊的祖上也与匈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拓跋氏初是鲜卑地处最东北的一支，也叫别部鲜卑。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大约到了三国时期至西晋初年，这个部落里出了一位首领拓跋力微（174年—277年），约在200年继任，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皇帝的先祖，被称作北魏始祖。其时，拓跋鲜卑进入匈奴故地，与留居故地的匈奴融合。在其在75个异姓部落中，属于匈奴的就有贺赖氏、须卜氏、丘林氏、破六韩氏、宿六斤氏等。这些匈奴部落加入拓跋鲜卑联盟后，与鲜卑杂居共处，相互通婚，逐渐被鲜卑化。甚至，根据今天学者们的研究，“拓跋”的含义即鲜卑父、匈奴母所生后代之意。《魏书》更是为鲜卑与匈奴通婚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声称拓跋力微是他的父亲拓跋诘汾与匈奴故地之天女结合所生。

这就是说，在大夏这个相同的国号里，李元昊与赫连勃勃或者刘勃勃有着撇不清的关系。赫连勃勃是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代，他与前赵刘渊同族。刘渊是西汉时期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的后裔，因为汉高祖刘邦将一位宗室之女，作为和亲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并与冒顿单于相约为兄弟，所以，冒顿单于的子孙都以刘氏为姓。虽然，人们今天不知道李元昊将国号称为大夏，有无民族情结的成分，但很有意思的是，在距他数百年之后的李自成却将他“追认”为祖先。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改西安为西京，封功臣以五等爵。这个李继迁就是夏太祖，李元昊的爷爷。

我们今天一些人认为，李自成此种“认祖”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瞎折腾，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一方面祖籍银州，即今陕北榆林米脂县；另一方面，米脂人李自成出生在李继迁寨，而这个地方确也是李继迁的出生地。李继迁（963年—1004年），本姓拓跋氏，今陕北榆林米脂县人，出身党项族平夏部，为银州防御使李光俨之子，出生地被称为李继迁寨。宋朝皇帝曾经为曾李继迁赐名赵保吉，但到了李元昊的手里，他觉得跟着宋朝皇帝姓赵没多少出息，就把自己的姓改了回来。

这几个人似乎为人们理出了一条历史的脉络，但历史的迷人在于人们看不清楚它，却又觉得它很美丽。相传，与赫连勃勃同祖的刘渊的母亲，曾在龙门祈求神赐给她儿子，不一会儿，有一条头上长有两只角的大鱼，摆动着鳍，晃动着鳞游到祭神的地方，很长时间以后才游走。巫师们见到这种情景都感到非常奇异，但都说这是好的征兆。当天晚上呼延氏梦见白天所看见的那条鱼变成了人，左手拿着一样东西，约有半个鸡蛋大，景象诱人。那人把那样东西交给呼延氏说：“这是太阳的精华，吃了它就能生下贵子。”过了十多个月，呼延氏就生下了刘渊。刘渊生下时，左手上有渊字的纹路，于是，他的父亲刘豹就以渊作他的名字。

在呼延氏的这个梦里，人们不难看出长有两只角的大鱼其实是一条龙，在这条龙的身上绘集着中华民族各民族的一个个的魅力传说，也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伟大民族的象征。

匈奴，因为消亡和融合，所以被怀念、被惦记。上世纪九十年代，陕北作家高建群写了本叫《最后一个匈奴》的小说，当地民间便有了这样两种说法：一在陕北人中，若屁股上有胎痣和小脚趾趾甲若分成两半，那他一定就是匈奴人后代。声称陕北人就是匈奴人，而陕北流行的信天游则是陕北人在能歌善舞的匈奴人那里的传承。是不是这样呢？屁股上的胎痣和趾甲分两半，也许仅仅是一种乐子。让我们从白羊肚手巾说起吧。

我们现在用的毛巾都是布棉的，但在更早的时候，它是羊毛的。白羊肚手巾向人们讲述着的是毛巾诞生的过程：在西北遥远的年代里，人们赶着羊儿出了门，荒山野的，没什么事儿可做，就将羊肚子上洁白而柔软的毛薅下来，开始捻线，然后织成片状。这种用羊毛织成的毛巾要比粗布做得好使得多，不但手感好，而且好看，西北天寒风大，夏天的时候，劳作的人们将它搭在肩上擦汗，冬天，自然就缠在头上用来取暖。漂亮的结儿打出了英姿飒爽，也有了束发和防冻耳朵的功能，还有护头防沙的作用。

这就是白羊手巾了，最初是毛的，后来随着棉花被推广和使用，毛被棉渐渐代替了，成了棉巾，但棉巾依然被称作毛巾，温暖地恢复着它最初诞生的记忆。但在没有毛巾或者更直接说是白羊肚手巾的日子里，人们怎么办呢？《史记·匈奴传》中说到匈奴人的服饰：“衣其皮革，被方向旃裘。”意思是他们皆穿皮革衣服，披着带毛的皮袄。《旧唐书·党项传》中说党项人“男女并衣裘褐，仍被大氈”。裘褐，粗衣也。氈，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说的毡，而是旃裘，古代北方民族用毛制的衣服。

这个时候，似乎把白羊肚手巾同古代北方民族用毛制的衣服联系在了一起，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在这个“绳结区域”，人们看到的是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后，仍然以华族的文化为主，而少数民族的文化除了白羊肚手巾，除了饮食、婚丧嫁娶等等方面的内容，还能在古籍的记载里找到另一个物件——皮袄。或曰大氈、裘褐，正着反着都可以穿，既可以保暖，也可以防雪雨。

在过去，西北尤其是陕北一带人穿皮袄绝对不止冬天，人们在夏天也穿，下雨的时候就将有毛的一面反过来，雨水就会顺着毛流走，亦为上好的“雨衣”。这种“雨衣”极易让人回到《史记·匈奴列传》“衣其皮革，被方向旃裘”的记述，在古代是一种原始的纯朴，于现代是一种无奈的奢侈。衣就这样被人们穿上了，也穿上了民族融合的文化，遥遥远远地让人想到了历史上走进这片土地的多个少数民族。

然而，必须弄清楚，系白羊肚手巾的绝对不至止陕北人，和陕北一样，晋西北居民春秋两季多以头巾缠头，而晋中、吕梁一带则一年四季以白羊肚手巾，成圈状挽手头顶；晋西北河曲一带以白毛巾兜包后脑，前额上方打个结，显示一种阳刚英武之气，类似陕北风俗；晋东南则头顶粗布，脑后打结，方便轻松，谓之“戴首巾”。就像穿皮袄的也绝非这两地人一样，历史的痕迹在这里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史，因此，白羊肚手巾成了一种记忆，以文化的方式被人们一代代地延续了下来。只是，人们今天已经弄不清了它具体来自哪个少数民族，只能大致地推断出：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有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有关系不等于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说陕北人是匈奴人或者别的少数民族，陕北是人文初祖轩辕皇帝陵寝的所在地，华夏古老文明由这里发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都是华夏民族。

当然，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历史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服饰，更有声音或者歌唱。著名隋唐史专家、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说，陕北民歌如信天游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和系白羊肚手巾、穿皮袄一样，信天游也不是陕北人的专利，它是流行于我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在山西被称为“山曲”，在内蒙古则被叫作“爬山调”。信天游中一定有着匈奴人的影子？这让人与白羊肚手巾一起，联想到了出土于四川的一件文物——最后的匈奴人可能流入四川，成了民间艺术家。

1957年2月下旬，重庆铁路管理局工程处因工程关系，在成都北郊天回镇东北面约1公里的巫家坡凿出崖墓数座，四川省博物馆闻讯后即派专人前往调查。第二年6月，文物专家在天回山北麓清理了三座土坑墓，其中一座是东汉墓，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著名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就在其中。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被称为“汉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雕塑作品，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属国家一级文物。俑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俑身上原有彩绘，但已脱落。专家们对其形象的描述是：

俑头戴帻，左臂下挟一圆形扁鼓，右臂平直，手执鼓槌欲击，两臂戴有璎络珠饰。陶俑上身赤裸，下穿长裤；身屈，蹲坐在地面上，赤足，右腿扬起，脚掌向上，张口，露齿，眯缝双眼，露出活泼诙谐憨厚之态，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帻，又称巾帻。古代中国男子包裹鬓发、遮掩发髻的巾帕。始见于汉代。此俑头戴软小冠，并以长巾围绕一匝，前额上打一花结。此种头部的打扮或者妆饰，极容易让人想到今天陕北人系在头上的白羊肚手巾。我对白羊肚手巾有过一些历史来源的分析，总体认为它或多或少与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人有关，是人们用来防风沙和保暖的。在四川这个气候湿润的地方，人们似乎已经不需要这种防风沙和保暖的的方式了，但在巾帻为何还会出现在击鼓说唱陶俑的头上呢？大体上，我们认为这是说唱表演所需的一种逗乐的打扮。

说唱表演在汉代民间极为盛行，俳优大致以调谑、滑稽、讽刺的表演为主，并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中说：“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另外，《汉书》《史记》中也说，丞相田蚡“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甚至，汉武帝也“金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帷帐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因此，汉墓中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

通过汉代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图，人们不难看到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这些人会是谁呢？这又让人们再一次想到了匈奴人。古籍记载，匈奴人的音乐文化有着民歌、鼓吹军乐、宫廷音乐、歌舞音乐等众多的体裁，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使用乐器有胡笳、鼙鼓（军中的一种小鼓），还有今天说的胡琴、琵琶等等，不仅为后来生活于蒙古高原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蒙古高原。

胡笳是一种吹奏乐器，与之匹配的是鼙鼓，曾经流落匈奴的蔡文姬在其诗中说，匈奴人的鼙鼓夜间响起，喧至天明。一个有着如此音乐与诗歌天赋的民族，其说唱艺术想必也差不到哪里去。而在融入中原以后，不太擅长耕种的匈奴人，当然得凭本事吃饭，所以，去做“民间艺术家”对他们来说也便成了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凭着技艺过光阴当然是再也正常不过的。

历史没有为人们留下匈奴人的“照片”，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靠技艺谋生的过程中，有一些人匈奴人成了汉代的“民间艺术家”，不仅是白羊肚手巾和他们之间确有某种说不清的联系，还有他们的音乐天赋。我们这个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声音就这样一代代地被流传了下来，在黄土黄水间，人们的记忆也因此不是服饰的，也变成了音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