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淄博市博物馆一层，西汉齐王陪葬坑出土文物陈列展作为市博物馆的基本陈列，藏品之丰富，展品之精美，有必要去参观一下。

淄博市博物馆现位于淄博中心广场北侧。始建于1958年，原址在张店中心路和共青团路路口原市展览馆（现交通银行办公大楼）内。1992年搬迁至现在位置。属于国家二级博物馆，是一座综合性、地志性的博物馆。

进入博物馆大厅，迎面的影壁墙上四个篆体大字“博大精深”。沿右手边楼梯下到一层，便是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文物陈列展厅。虽然说是西汉齐王但是具体是不是齐王，是哪一位齐王，目前还没有定论。因为只是发掘了陪葬坑，主墓尚未发掘，与墓主人的一切信息还尚不清楚。

这个墓位于临淄区辛店街道窝托村，原来属于大武乡，所以又称为大武汉墓。墓的封土十分高大，附近村庄的群众都称为“窝托冢”“驸马冢”“淳于髡（kūn）墓”，明嘉靖《青州府志》、民国《临淄县志》也都记为淳于髡墓。

淳于髡何人也？据说是战国时齐国政治家、思想家，齐威王赘婿，曾在齐威王时任政卿大夫。《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而且成语“一鸣惊人”也与此君有关。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墓是汉墓，而不是民间流传的是淳于髡的墓呢？首先，民间对“齐之赘婿”存在误解。赘婿，就是入赘，女子不出嫁，招男子当上门女婿。在当时赘婿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与驸马是大不相同的。而且“驸马”一词，是到汉武帝时才出现的，全称为“驸马都尉”。其次，通过考古勘探，发现这座墓的形制、规格、规模是相当之大，陪葬品是相当之丰富，非一个官吏所能承受得起的，这是一个王侯级的大墓。

对于这个出土一万二千余件文物的古墓的勘探发掘，谁能想到，居然是因为工程建设需要土方。1978年秋，胶济铁路东风站扩建施工，需要大量土方，于是济南铁路局就向周边村庄买土。因为这个大墓离胶济铁路工地很近，封土又巨大，十分便捷，所以当时的济南铁路局直接找到了省文化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淄博市博物馆及相关考古部门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和发掘。经勘探，此墓的封土规模巨大，东西长250余米，南北宽200余米，历经千年风雨，仍高24米。其形式承袭了战国晚期大墓的布局，属于竖穴土坑墓，与西汉中期开始流行的石室墓、洞室墓有明显的差异。整个墓平面布局呈“中”字形，中间是接近方形的大墓室，长42米、宽41米、深20米，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其中南墓道长63米，北墓道长39米，有五个陪葬坑。经考古发掘断定此墓为西汉早期墓葬，这在西汉初诸侯墓葬中是十分罕见的。

1978年11月至1980年11月，淄博考古部门先后对五个陪葬坑进行了发掘清理。每个坑的四壁都是用枋木构成木椁，椁盖和底部由圆木紧密排列。这种墓室外设置随葬器物坑的做法称之为“外藏椁葬”制，就是在墓主墓室的主椁外，另设木椁盛放随葬品。经过对5个陪葬坑的发掘，有器物坑1个，殉狗坑1个，车马坑1个，兵器坑2个，出土各类文物1.21万余件。其中，带有铭文是铜器和银器53 件。在众多文物中，不乏鎏金龙凤纹大银盘、矩形龙纹大铜镜、金银饰铠甲、金鐏铜戈、鎏金熏炉等世所罕见的珍品。

一号坑是器物随葬坑，位于墓室的西北，北墓道西侧，坑长约20米，宽4.1米，深3米，主要是礼器和生活用具，共发掘出铜器、陶器、银器、铁器、漆器等200余件。有几件青铜壶是用来盛酒的容器，壶口外部刻有“上米”等铭文，外底刻本器的容量、重量和置用地点等。从铭文上看，酒又分为不同级别。汉律云“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所谓“上米”可能是用稻米酿的酒，专供帝王贵族享用。

二号坑是殉狗坑，坑长7.7米，宽4.1米，深3.38米。经过发掘坑内共有殉狗30只，都是骨架粗壮的壮年狗。狗的颈部都有项圈或是铜环，应该都是倍受主人睐的宠物。齐地在春秋战国时就崇尚玩乐，《战国策齐策》就有记载：“临淄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而这殉狗坑的发现，也说明齐地这种奢靡生活遗风，至汉代依然盛行。

三号坑是兵器仪仗坑，坑长13.4米，宽4米。深3米。发掘出土铜镞、木弓、箭杆、弩机、弹丸、漆器、乐器、仪仗器5000余件，以铜镞、弹丸居多。还有100支捆绑在一起的铁戟。戟在古代除了是件格斗兵器外，还有仪仗兵器的作用。

四号坑是车马坑，坑长30.2米，宽4.6米，深3.8米。坑内放置着3辆朱轮华毂车，殉马13匹，狗2只，轻便轺车1辆。车马分置。车的木质全已腐朽，仅留漆皮痕迹。

五号坑是兵器、器物坑，坑长20.4米，宽3.74米，深2.1米。发掘的物品以兵器为主，其次是生活用具。有戟、矛、铍、殳等四种铁制兵器，戈、矛、戟等铜制兵器。还有铁甲、漆盾、圆铜镜、矩形铜镜、铜剑、鎏金铜熏炉、铜骰子。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数量之多，又具有西汉前期的特征，所以可以说这座大墓绝非淳于髡之墓。那么它的墓主人是谁呢？目前还没有定论，因为主墓室至今尚未被批准发掘，缺少最直接的证据。

考古专家从相关史籍和实际勘探发掘情况来推断，墓主就该是西汉初期的几代齐王，以第二代齐王刘襄最为可能。

西汉初年，同姓齐王共传有六代，分别是齐悼王刘肥、齐哀王刘襄、齐文王刘则、齐孝王刘将闾、齐懿王刘寿、齐厉王刘次昌。而这座汉墓规模浩大，营造工程浩繁，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营造如此规模的墓葬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巨大的，对于任何一个诸侯国来说，都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没有相当稳定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做基础，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从墓葬陪葬坑的规模和出土的文物形制看，墓主应当是王侯一级的，在出土的有铭文的铜器上多刻有“齐大官”“齐食官”等字样。大官，即太官，主管宫廷饮食。食官，是掌管皇后、太子事务的官员。《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又官职傅为大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所以这些职官可与汉廷制度相对比，据此推测，墓主可能为汉初封于齐地的某一代齐王。通过对汉初齐国史料的研究分析，汉武帝时，为削弱诸侯国实力，推行了“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齐国被一分为七，版图急剧缩小，国势衰弱，因此墓建于齐孝王以后的可能性基本被排除了。而汉武帝之前，汉齐国强盛时期的齐王就只有齐悼王刘肥、齐哀王刘襄、齐文王刘则三位，且其在位期间，都是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恢复后有了较大发展，并有较大的独立性，在制度上仿照汉室，具备营造大墓的条件。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载：“齐悼惠王后尚有二国，城阳及菑川。菑川地比齐。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菑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齐文王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从《史记》的记载来看，齐悼惠王的墓应该在临淄以东。齐文王死后封地被收归汉室，大规模建设陵墓也不太可能了。所以从这些文献史料记载来看，大武汉墓的墓主是第二代齐王的可能性最大。

刘襄（前208—前179），汉高祖刘邦的长孙，西汉第二代齐王。刘襄的父亲刘肥是刘邦的长子，但不是嫡子，是庶出。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后，封刘肥为齐王，刘襄便成了齐王太子，到前189年刘肥去世后，刘襄继承齐王位。后来在平定吕氏一门叛乱时，居功甚伟。按理说作为长孙，应该继承看一下皇位，但是刘襄的姥姥家的势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其舅舅是个非常残暴之人，群臣怕会成为第二个吕氏来祸乱刘氏江山，于是便立刘恒为帝，刘襄一看事情有变，就回到齐国封地，还没多久就病死了。死后谥号哀（哀：早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德之不建曰哀；遭难已甚曰哀；处死非义曰哀）。后世称齐哀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