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喜欢看历史故事小说，比如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然而，却很少人喜欢看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这部书自秦朝写到民国，合计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历史，六百多万字。为啥人们不愿意看呢？因为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不过这个错误很让人敬佩！
蔡东藩（1877年7月23日——1945年3月5日），本名蔡郕，谱名椿寿，字东藩，笔名东帆、东颿。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十一岁的蔡东藩参加乡试，落榜。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蔡东藩辞去杭城家塾工作。同年秋，与萧山县苧萝乡王氏结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绍兴府学堂任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蔡东藩参加举人考试。因天气酷热，试卷汗渍斑斑，落榜。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起，蔡东藩在萧山临浦两等小学堂（今萧山区临浦第一小学）任教。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农历九月二十三，长子震濆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次子震康生。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赴杭州参加优贡考试，列第十一名。浙江共取录优贡30名，主考为浙江提学使支恒荣。宣统二年（1910年）5月，抵达京师参加优贡朝考，投呈礼部。6月27日，参加保和殿考试，考取一等第一百三十一名。朝考阅卷大臣为陆润庠、徐世昌、李殿林等。7月13日，在养心殿朝觐宣统皇帝。不久，外放福建候补知县。宣统三年（1911年）春，赴福建以候补知县等候补缺。经上海时拜会上海会文堂书局编辑、好友邵伯棠。抵闽后，备受冷遇，候补无望，于初夏托病归程。途经上海，再次拜会邵伯棠。邵伯棠称赞其为“智士”，并邀蔡东藩著述《中等论说文范》，婉拒后回临浦。初秋，经邵伯棠再三邀请，蔡东藩赴沪编著《中等论说文范》。这是蔡东藩著述生涯的开始。
旧中国，列强入侵，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贪官污吏遍地，人民生活困苦。蔡东藩想找一条出路，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于是去参加优贡的考试。先是省里考，成绩优异，被录取了；接着到北京去参加朝考，被录取在100名之内，属于优等。发榜后，他曾去朝见过皇帝。蔡东藩对孙子说：“说起这件事真好笑，比演戏还不如。为了朝见，花了一大笔钱，去购买了一套绣花衣帽。半夜里就在朝见的殿外等候。等到天将黎明，由太监传出话来，说是朝见皇帝了。于是跟着大家进了殿门，跟着大家跪下叩头，跟着大家叫万岁。这样身不由主地搞了一段时候，总算朝见结束，各自可以回去了。天晓得，不但皇帝的影子没有看到，而且连什么大臣的影子也没有看到。”
蔡东藩被分发到福建省以知县候补。这对他来讲，一方面有些高兴，但另一方面也有些踌躇。他想，到福建去的一切费用如何设法后经亲友们的帮助，才到了福州。未经仕途的蔡东藩，哪知当时官场的陋俗恶习。一个远道而来的候补知县，在省城里有谁看得起蔡东藩，没有向巡抚、臬台、藩台等衙门的守门人送上钱，连会见这些大官的机会也没有。虽几经周折，能与这些大官相会，他们又哪里把他放在眼里官场中的应酬，吹牛拍马，尔虞我诈等，天真的蔡东藩都不甚了了，待稍有觉察，也不肯仰人鼻息，轻易折腰。因此在福州不愉快地住了一个多月，就称病回家。这时正是宣统三年（1911年）的夏天。
蔡东藩从福建回来后，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决心跳出仕途的圈子。当时，他有个好友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县（今萧山县）下邵村人，知道蔡东藩的情况，称赞他是“悬崖勒马，智士也。”邵希雍长住上海，曾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风行全国。邵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但国事多，抽不出时间，想聘请他参加编撰。蔡东藩欣然应聘。此时，适逢辛亥革命，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欢欣鼓舞，尽情歌颂的，这在《中等论说文范》一书中充分反映出来。
蔡郕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窃谓为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自《中等论说文范》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后，他就常常与该局打交道了。邵死后，会文堂新记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也请他执笔加工。从此，祖父陆续替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编撰了《写信必读》《楹联大全》《留青别集》《幼学故事琼林续集》《客中消遣录》等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倒也不少。这样，他与该局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国难家愁犹如无情的冰雪阵阵向蔡东藩袭来，而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事业心，好像岁寒的松柏、怎肯甘心老死牖下！辛亥革命以后，他念念不忘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安危，群众的疾苦。他热情拥护共和，赞成民主；坚决反对帝制，憎恨专制。他在当时“演义救国”思潮影响下，就着手撰写历史演义。
众所周知，中国的史书也未必均为真实，里面多少都会有些曲笔。而这些史官们的下场也多数很悲惨。《齐春秋》作者太史被崔杼杀死。《左氏春秋》作者左丘明瞎眼。《史记》作者司马迁遭到宫刑。《汉书》作者班固私修国史差点被杀，涉嫌谋反处死。《三国志》作者陈寿在书里说：“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处死。北魏崔浩写史被灭族。《宋书》作者沈约在书里说：“臣约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魏书》作者魏收写史惹他人不满，死后被掘墓。《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在书里说：“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宋、金史》作者阿鲁图说：“臣阿鲁图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元史》监修李善长说：“臣善长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辽史》作者脱脱说：“臣脱脱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而蔡东藩则大胆揭露一些事实，从而“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
清朝末年，严复、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企图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自此，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包括“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民国时期，此风相传，小说创作日趋势繁荣。
蔡东藩写书的动机，与当时民族危亡的历史现状密不可分。以一己之长诉之史笔，以期用通俗演义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以此帮助国人从历史的启迪中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正是他“书生报国”之意。正是因此，他才选择了首先写《清史通俗演义》，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于是，蔡东藩就写下了令人敬佩的文学巨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写到民国，共写了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历史，全书一千零四十回，六百多万字。像这样一部自秦写到民国，系统完整，独立完成的历史演义丛书，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空前巨著。这套全集包括了：《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两晋演义》、《南北史演义》、《唐史演义》、《五代史演义》、《宋史演义》、《元史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共十一部，二十二册。
因为这部大块头著作，蔡东藩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出版发行后，迅速风行，多次再版。今天还能在书店里看到这些书，但是真正的购买者其实不多。相比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购买《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的读者要少很多。这是为什么呢？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秉承着一条“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能把很多野史糅合融化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然而，蔡东藩却相反，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他主张遵循正史，严格地做到了所谓“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拒不戏说的态度对后辈历史作家影响很深。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演义小说在艺术上大为逊色，使它不能成为一部文学的演义小说而只能是一部历史的演义小说。这也许正是这部小说被冷落的原因。
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他写历史演义，“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自然，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但是，他很谨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因此，他的书可以当作历史读。
蔡郕
蔡东藩这套演义重史轻文，尽管略输文采，但却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为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蔡东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除历史演义外，尚著有《留青别集》《留青新集》《客中消遣录》《楹联大全》及诗集《风月吟稿》《写忧草》等。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治多变，危害民主共和，蔡东藩对此痛心疾首、力图以通俗的历史演义，唤起民众，挽此狂澜。他当时曾说：“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他写《清史通俗演义》就是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
蔡东藩的主张是：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全面考虑。“夫使清室而果无失德也，则垂到亿万斯年可矣，何到鄂军一起，清社即墟？然苟如近时之燕书郢说，则罪且浮于秦政、隋炀，秦隋不数载即亡，宁于满清而独永命，顾传至二百数十年之久欤？”从而吸取经验教训，体会“仍返前清旧辙”是逆于潮流。“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他自信、坚韧，排除形形色色的其他说法，废寝忘食地搜集资料，夜以继日地埋头赶写。
蔡郕
蔡东藩写《清史通俗演义》时，“清代尚无正史，私家著述亦不数百货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自天命纪元起，至溥仪退位止，共297年的主要历史事实，串连起来，就需苦心经营。所写的属于“演义”，单是说说巨政是不够的，必须穿插一些琐录，才能有血有肉，形象感人。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蔡东藩博览群书，相互印证，达到融会贯通，有机结合。
蔡东藩写历史演义的主张是“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于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实为虚，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因此常作说明。如《宋史通俗演义》16回写到陈抟之死时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所惑哩！”
蔡东藩在写《民国通俗演义》时，曾有这样一件事：他写好了80回，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一天有个军官到该局找蔡东藩，气势汹汹。后来知道不在，留下一张条子和一小包东西。条子里写的是对祖父进行恫吓的话，小包里是两颗子弹。会文堂新记书局的经理把这经过转告了祖父，他知道后非常气愤，理直气壮地说：“要改变观点是不可能的，坚决拥护‘民主’、‘共和’”。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蔡东藩在强暴面前是决不屈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