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看似可行却充满争议的治国方法，真的值得我们再度审视吗？
商鞅，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改革家，他所倡导的“民愚则国强”思想，一直以来都饱受非议。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摒弃偏见，纵观商鞅变法的全过程，予以更加平和的评价呢？
商鞅生于战国末期的卫国，是一个小国。他从小就表现出超常的智慧和勤奋，经常阅读各种典籍，积累大量文化知识。但是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想要有更大的作为，就必须离开这个地方。一个小国注定限制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
于是在年仅20岁时，商鞅决定离开家乡，开始了漫长的游历之路。他先后游历各个诸侯国，希望能找到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
这一阶段的经历，使得商鞅见识到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冷暖。他发现，名门望族们经常为了权力地位而勾心斗角;而为官者更是尔虞我诈，专注于从百姓身上搜刮财富。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得青年的商鞅倍感失望。
正当他对人生前程迷茫之时，一则秦国招贤的消息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个内忧外患、濒临灭亡的国家，会不会正是他一展抱负的机会？商鞅毅然决定前去秦国试一试。他深信，一个即将倒下的国家，正需要像自己这样有远见和抱负的年轻人去拯救。这可能会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历史使命！
公元前355年，25岁的商鞅来到了秦国。此时的秦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刚刚登基的秦孝公才20多岁，显然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应对这些严峻的问题。而秦国多年战乱，大量贤能已经离开，人才荒凉。
商鞅很快意识到，此时的秦国已经是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军队军纪懈怠，士气低落;而统治阶级和百姓都面临着深重的社会问题。
商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秦国的百姓大多愚钝贫穷、生活艰辛。他们整日为温饱发愁，很难获得教育改变命运。这就注定他们没有精力关心国家大事，更不可能参与其中。而上层统治者则大多腐朽无能、胡作非为。各级官吏则权力过大、贪赃枉法。这样的国家，注定难以实现腾飞。
然而，商鞅的思路却与常人不同——他认为百姓的愚钝可以变成优势。一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忠心耿耿的劳动者，而不是总想着谋反的知识分子。他认为，过多的思想束缚，也会限制一个国家的发展。于是，他提出了那个轰动一时的主张:民愚则国强。
商鞅解释说，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其实往往最为勤劳工作。他们必须全身心投入到繁重的劳动中，所以不会出现反叛情绪。与之相比，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思想，从而对统治者提出质疑和反抗。
他还指出，愚钝的百姓更易控制和利用。他们既不会提出异议，也不会谋反，只会听从统治者。这有利于国家力量的集中运用。而国家只需要一小部分精英权贵来制定计划、治理国政即可。
可以说，这种思路在当时中国历史上还是极具颠覆性和创新性的。它反转了“教民使之知礼义，则国家自强”的儒家传统逻辑，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治国方案。它吸引了包括秦孝公在内的许多有远见之士的目光。
于是在得到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变法实践，试图验证他的这一理论。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他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军功爵制。
根据“民愚则国强”思想，商鞅制定出的军功爵制开启了百姓改变命运的通道。在这项制度下，所有人不分出身地位，只要立下军功，就可以得到官职和封爵。
一时间，积极参军立功的人数暴增。大量愚钝的百姓纷纷加入军队，为国效力。这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战斗热情，大大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这也使广大底层平民有了通过奋勇杀敌而获得提拔的机会。他们也有希望通过立功打仗，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子孙的命运。
这无疑极大增强了商鞅变法的社会影响力。它打通了下层百姓实现财富积累和政治参与的通道，获得了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当然，这项制度也无可避免地触犯了世族势力的既得利益。但是，秦孝公出面平息了他们的反对。为了国家前途，这些既得利益阶层也只能暂时退让。
为了确保百姓安分守己，商鞅还在民间推行了言论管制和苛刻的刑法。这些措施的目的，也是为了落实“民愚则国强”这一理念。
具体来说，商鞅规定百姓只被允许谈论农业生产和军事务，不得讨论国家大政和社会问题。言论自由被严格限制。
同时实行极为残酷的法家刑法，包括车裂、炮烙等酷刑。这些严刑峻法对百姓进行了惩戒和威慑。
这些举措虽然在人道主义层面上有争议，但它们加强了专制统治，确保了百姓老老实实地劳作，不生二心或抱怨情绪，从而为国家快速富强奠定了基础。
在商鞅连续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下，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力数倍增加，军力也大为增强。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开始向统一全国迈进。“民愚则国强”的理论似乎得到了十分充分的验证。
然而，这场变法最终也未能令商鞅本人逃脱悲剧。秦孝公去世后，他失去了最重要的靠山。仇家和保守派趁机展开了疯狂的政治报复。商鞅被诬陷谋反，最终死于非命。不久之后，李斯掌权，将商鞅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用极端的武力手段完成了秦朝的暴政统一。
回望商鞅变法，我们不应过分苛责他“民愚则国强”理论的残酷性。因为放在当时那个大乱之世的语境下，这可能是挽救秦国的最佳手段。我们必须承认，没有商鞅那场看似残酷的变法，就不会有后来秦国崛起的历史奇迹。
当然，他的做法在今天人权至上、民主宪政的价值观中确实大大折扣。但是，对于一个濒临灭亡、内忧外患的古代封建国家来说，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救亡图存，单纯高举人权民主的大旗是否可行还是一个未知数。在那个乱世，集权和效率的考量可能更为现实。
所以，今天的我们在评价商鞅变法时，应该摒弃好坏二元对立的逻辑。我们没有资格轻易否定战国那个乱世中的困难抉择。当代中国要走出一条什么路线，才能在发展中兼顾人权民主？这需要我们从更加宽广的历史视角进行思考，而不应单纯以今日的价值标准苛求古人。
简单地批判商鞅的“民愚论”，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入认识这些复杂问题的本质。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和辩证的视角，去审视中国古代改革者的理念和作为。唯有如此，今人才能在这些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并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