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实现大一统后，“诏”成为皇帝的专属，也成为臣子和万民无条件遵循的最高指示。
然而，历朝历代所有皇帝下达的诏书中，有一类极其特殊，它不但不需要百姓为此付出汗水，反之皇帝还希望通过这个特殊的诏书，求得百姓的理解和原谅。
这个特殊的诏书便是“罪己诏”。
罪己诏的生成脉络自人类文明起源开始，古人对上苍就一直持有一种敬畏的心理，故有“人在做，天在看”的说法。
古人相信一切皆有因果报应，因此无论是平民百姓也好，还是手握生杀大权的君王也罢，最终都要接受来自上天的审判，因而历代帝王都信奉天人感应这套理论。
然而，在这套学说的逻辑中，皇帝被称作天子，是上天选派到人间来掌管国家的人，故而其神圣的权威不容侵犯。
可是一旦天子失德，而臣民又不能加罪于天子，这时候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于是，上天示警就被引入到了这个体系之中。
古人相信，如果天子有道，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四海升平的治世，上天也会降下如麒麟、琼花、灵芝、醴泉等祥瑞以示嘉奖。
反之，一旦天子失德，上天就会用各种方式进行示警，如天象异变、降下雷火、引发地震、洪水等灾难，从而敲打天子。
如果天子仍旧执迷不悟，那么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身死国灭。
由于对天人感应学说深信不疑，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在面对上天示警，都会显得十分紧张甚至是惶恐。
在这种情况下，天子必须当着全国百姓的面开展自我批评，以向上天表明自己认识到了错误，祈求上苍的原谅。
于是，皇帝所公开的检讨书就是所谓的“罪己诏”。
事实上，皇帝作为人而言，自然也会存在或大或小的过错，通常明君往往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而昏君却迟迟体察不出自己的问题。
不过有的昏君往往在其统治濒临崩溃的时候，选择用下罪己诏的方式来缓和社会矛盾，起到收买人心的效果。
因此罪己诏不仅仅是一封检讨书，同时也作为一种灵活巧妙的政治手段而存在。
所以，在阅读古代帝王留下来的罪己诏时，如果单纯以为罪己诏都是皇帝良心发现的肺腑之言，那就过于单纯了。
实际上，大多数罪己诏的颁布，主要还是出于现实和政治目的的考量。
罪己诏最早以口头表述的方式存在，即帝王面对自己的过错时发表的感慨之言。
最早一次出现罪己行为的记载是在大禹身上。
据史料记载，有一次一群囚犯在押送途中经过大禹身边，大禹见状突然哭了起来。
旁人赶紧问他哭泣的缘故，大禹说道：
“往昔尧舜时期他们都没有犯法，如今却成为囚徒，这显然是我的过错，没有教化好子民。”
大禹作为部落首领能够主动反省，为后世开了一个好头。
此后商汤、周成王、秦穆公等人也都通过诸如布告、诗歌等形式做出罪己的反思，为后世罪己诏的最终成型形成铺垫。
因天灾下诏罪己的帝王从罪己诏产生的源头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是帝王因天灾而下诏罪己。
天灾，顾名思义是大自然中不可抗拒的力所导致的灾祸。
从今人以科学的视角来看，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灾祸的发生实际上与君主个人的得失没有太过紧密的关联。
然而，在天人感应的视角下，天灾就是上天给予君王最为明显的预警，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天灾的情况分为很多种，比如夏季突发的雷火，又如雨季多发的洪灾，以及偶尔出现的地震、风暴、乃至雪灾、旱灾、蝗灾等，只要是大自然中人类难以抵御的灾难就一律归咎为天灾。
一旦出现天灾，上自朝廷下达黎民都会不约而同反映为君主失德。
因此，除了朝廷组织赈灾、民众集体自救以外，皇帝往往还需要下诏罪己。
一是向上苍表示自己已经意识到错误，二是祈求国家社稷能够顺利通过难关。
如商朝肇建之初曾遭遇旱灾，心急如焚的开国君主汤在向天祷告时说出了“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的名言，表示自己主动承担世间的种种过错，祈求上天降下甘霖救民于水火。
汤的这个做法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这句名言也被收录在《论语》中，成为后世君王在罪己诏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
汉宣帝本始四年，国家发生地震，汉宣帝闻讯后下诏罪己，并在诏书中表示上天的预警令他“甚惧焉”，强调了自己已经意识到昔日的过失。
足见，一代明君汉宣帝仍旧逃不过下诏罪己的命运。
无独有偶，倡导汉化的北魏孝文帝执政时京畿地区遭遇旱灾。面对庄稼枯死的局面，孝文帝果断下诏罪己，并随之开始绝食。
这标志着统治者对待罪己诏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此后三日孝文帝只喝清水，不进饭食。有趣的是，不久后各地降下甘霖，唯独京城少雨。
孝文帝以为群臣欺骗他四处降雨，非要自己亲自检验一番，然后才开始进食。
除了上述两种天灾以外，蝗灾也是古代社会最为头疼的一种灾害。据史料记载唐贞观二年，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遭遇蝗灾。
此时刚刚坐稳皇位不久的唐太宗李世民心急如焚，毕竟他的皇位是弑兄逼父夺来的，蝗灾被许多人私底下解读为上天对李世民的预警。
唐太宗来到农田中，望着漫天飞舞的蝗虫不禁泪流满面，他抓起一只蝗虫就“生啖之”，并下诏表示：
“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刈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此言一出，百姓闻之纷纷恻隐，最终唐朝平稳化解了这一次灾情，并未酿成动荡的政局。
因人祸下诏罪己的帝王第二类令帝王下诏罪己的原因则是人祸所致。
人祸的出现与天灾不同，这完全是由封建统治阶级一手酿成的悲剧。
纵观中国古代史，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以及将领反叛，归根到底是统治者昏庸失德所导致的。
当统治者能力不足，或是精力不在政务上，无法消除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之时，人祸就会接踵而至。
值得一提的是，通常造成人祸的君王，起初不会主动下诏罪己，往往待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之际，才会想到用罪己诏的形式来缓解社会矛盾。
例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是一个典范。
汉武帝早年锐意进取，对外重用卫青、霍去病等一批名将北击匈奴，取得辉煌战果；对内大兴土木，百姓不堪重负。
最终，文景之治积攒下的雄厚家底被汉武帝挥霍一空。武帝晚年又爆发“巫蛊之祸”，导致骨肉相残的悲剧上演。
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汉武帝最终意识到了国家已然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于是发布罪己诏，全面否定自己往日穷兵黩武的行为，并改弦更张决心发展农业，休养生息。
正是这一封《轮台罪己诏》，将汉武帝从独夫民贼的名单上划了出去，使他在后世史学家笔下有了一个知错能改的美名，西汉王朝也在汉武帝的《罪己诏》中成功续命，迎来了不久之后的昭宣中兴。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罪己诏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宋徽宗赵佶和崇祯帝朱由检就是典型的反例。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灭宋，宋徽宗在慌忙间接受群臣的建议下诏罪己，企图“使人心悦，天命回”。
随后他又不负责任地将皇位传给宋钦宗，自己则跑路去了江南。
显然，宋徽宗的罪己诏只是做做姿态，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反省的成分。
果不其然，北宋终究还是灭亡在了徽钦二帝手中，而其中宋徽宗的责任显然要比倒霉蛋儿子宋钦宗大得多。
与宋徽宗不同，崇祯帝的罪己诏是真心实意地绝望挣扎。
明末面对内有农民军遍地狼烟，外有满清八旗虎视眈眈，眼看大厦将倾的崇祯帝在位17年足足下了六次罪己诏，足见其内心的焦虑与痛苦。
崇祯帝每一次下诏的缘由也是各不相同，有因为凤阳皇陵的祖坟被农民军挖了需要向祖宗谢罪，也有因爆发蝗灾、旱灾需要向百姓和上苍请罪。
总之，崇祯帝本身资质平平，再加上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也只能多下几次罪己诏才能抚慰他自己受伤的心灵了。
为自省下诏罪己的帝王纵观史籍，许多明君都有过主动下诏罪己的事例，其中不乏唐太宗、康熙帝这样的千古一帝。
君主能够在权力顶峰保持头脑清醒是十分难得的一件事，而缔造了“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就是这方面的榜样。
汉文帝是汉高祖刘邦的庶子，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继承皇位。在兢兢业业治国十四年后，汉朝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局面。
这时汉文帝非但没有陶醉在自己所缔造的治世景象中，反而能够主动在诏书中阐明自己反省的成果，用“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这样的话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愧疚之情。
与此同时，他在诏书中明令禁止大臣和百姓向皇帝“唱赞歌”等一系列恭维之举，意在使自己和后世子孙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常怀一颗反省的内心。
说到这里，谁才是古代帝王中下罪己诏次数最多的皇帝呢？
答案将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这个人便是大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顺治帝福临。
顺治帝是一位少年天子，也是清朝早期深受汉文化熏陶的一位帝王。
待顺治帝亲政后，天下尚未从明末战乱中彻底苏醒过来，故而自然灾害频发。
面对这种局面，渴望有所作为的顺治帝不断下发罪己诏，表达自己内心诚恳的思过态度，并广开言路允许百姓上书谏言。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顺治帝把《罪己诏》的文本批判力度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亲自草拟自己的罪己诏，并在诏书中给自己罗列了整整十四条罪状。
一个皇帝把自己骂得里外不是人，还列举了十四大罪状。这种文案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惜的是顺治帝二十四岁就早早驾崩了，否则按照他的文风，后期说不定还会整出更有冲击力的文案来。
结语总之，《罪己诏》像是皇帝的遮羞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君王一种常用的政治手段，它有时候是皇帝自我反思的真情流露，但更多时候是君王用以缓解社会矛盾的特殊手段。
不过，通过罪己诏我们能够窥见历史的诸多细节，同时也能够体察到君主当时的一些心境。从这一点来看，《罪己诏》仍旧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①宋敏求主编：《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②司义祖：《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