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周易的第一步是把周易请下神坛。 神坛有一种奇妙的效应，那就是，会放大任何放在神坛上的东西，首先是拔高，它本来就比信众位置高，你仰望它，和你平视俯视，视觉必然有扭曲；再就是它加持光环，信众不允许神坛上的东西有任何瑕疵；再有，它自我实现，逐渐从一个方面突出向全方位超能转化。 以关公为例，最初人们为关公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追随刘备的侠肝义胆义薄云天所感动，人们把关公和“忠义”这个符号划等号，皇帝需要一个忠心耿耿不变节的武将楷模做示范，朝廷封为其“武圣人”，到处建祠修庙，把他请上神坛，然后就有光环和自我实现：从一边刮骨疗毒一边读春秋的传说到掌管天下财运。想要真正了解关公，就必须剔除神坛加持在他身上的光环，从陈寿《三国志》中去追寻。 研究《周易》也一样。孔子被后世封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他老人家借以成名的就是两本书：《春秋》和《易传》，因为孔子，《周易》被冠以“万经之王”的称号，从秦汉起，历朝历代的名流大儒无不从学《周易》起步求功名，然后又以注解阐释《周易》搞定自己在孔庙配祀的位置，这样，《周易》就被加持了耀眼光环。有这个光环，不论是先儒，还是现在的任何人，读《周易》就耳晕目眩。想真正读懂《周易》，就必须把它从神坛上拿下来，既不仰望也不俯视，而是平放于案头，然后治学。 第一层光环：万经之王。大家现在习以为常认为《易经》是古人卜筮专用书，掌管在夏商周的王室“大卜”、“贞人”手中，太专业、对一般人来讲没有可读性，三代各有特点侧重，夏时叫《连山》（也有说《列山》），商时叫《归藏》，周代叫《周易》，后来夏商的《易》失传了，《周易》因为孔子作《十翼》（《易传》）得以大行于世，流传至今。 一部算卦的专业书，是不可能成为“万经之王”的。就好比一部音律书，一部建筑营造书，它适用的范围就仅限于它涵盖的专业，而一旦脱离它专业之外，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事实上，即便是卜筮本身，在社会上地位也不突出，甚至有点不务正业之嫌。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这是西汉时期司马迁受宫刑后给好友的私信，不排除有激愤的成分。本来是对自己“太史令”身份的自伤，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卜筮在当时社会的地位，“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这个排列，根据司马迁的语境，是渐次下行的，即卜祝这个行当，还不如“文史星历”，都是人主当宠物养的“玩意儿”，被“流俗”看不起。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汉以前“文史星历卜祝”这些职业行当，是家族父子承袭的，譬如司马迁就承袭的是其父亲司马谈的太史令，那么，隔行如隔山，卜筮的专业知识对其他行业参考价值可想而知是很少的，现实中也是很少外传的，这种情况下，算卦书如何当得起“万经之王”？ 另外一个例证，现存的先秦诸子百家经典文献，包括儒家，几乎都不引用《周易》。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周易》在先秦对诸子百家学说影响微乎其微、构不成源头之说；其二《周易》是从汉代开始，被儒家推崇的。直接的原因是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五经》，设置五经博士。 诸子百家在魏晋式微，比较流行的只剩下儒家和黄老之学（其时没有道家思想一说），倒是以王弼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玄学”从儒家脱颖而出，这个玄学，以《老子》《庄子》《易经》称“三玄”，可见，魏晋时期，《周易》和老庄学问的地位是并列的； 第二层光环：《周易》学问上至伏羲，下至孔子，经历四圣。 今天考古成果对我们揭开殷商时期的文化很有帮助。殷商是甲骨文成熟、金文萌芽时期，恰好甲骨文以卜辞为主要形式，1979年国家出版《甲骨文合集》、2022年国家文物局专题通报甲骨文研究成果：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龟甲兽骨文”，它有其独特的文体，体例：甲骨上的卜辞有多种，最多的一片甲骨有400多字，但是一条完整的卜辞，通常分为前辞、问辞、占辞、验辞四部分组成：许多卜辞只有其中几部分，殷商的占卜，会将占卜人的姓名、占卜所问之事、占卜日期及占卜结果刻在占卜所用的甲骨上，也有记载占卜有关的少量记事，但无一例外，未发现八卦记载。占卜的依据是灼烧甲骨产生的裂纹，而不是所谓的先天八卦。 即殷商占卜用甲骨，未见八卦，而易的主体是八卦，在殷商看不到，更不用说向前推的夏和更早的伏羲，那么，《河图》《洛书》后世附会的成分就很大；反过来如果《周易》起源如果和《河图》《洛书》无关，是后世硬塞进去的，那么《周易》出身就不那么高大上了。 东汉郑玄在《易赞》中说： 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像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 孔子在《说卦传》说：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雷相搏、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 前者更指出《连山易》以艮卦（山的形象）开始，《归藏易》以坤卦（大地的形象）开始，后者其实说文王是在先天八卦的基础上演绎出后天八卦，但是考古至今未发现殷商时期关于八卦任何一个卦象的记载，倒是在周原发现了西周祭奠仪式使用占卜的甲骨，和殷商的卜辞完全一致，甚至贞人（辛甲、尹伊）就是因不满商末纣王统治而投奔西周的。西周一开始占卜多用甲骨很少用蓍草，这和文王演八卦显然不相符。 当然可以用甲骨占卜材质可存留下来，蓍草占卜材质在历史中湮灭来质疑。但是殷商那么多占卜记载中不出现一次八卦方位（先天八卦的主要价值）很值得怀疑。 殷商甲骨有记载方位的形式，也有关于风的描述： 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彞；北方曰宛，风曰役——《甲骨文合集·14294片》 让我们看看《周易》卜辞的描述： 坤为地，坤上坤下。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殷商在在占卜涉及到方位时，是逐方位挨个占卜，一个方位一个结果，这样才能保证不遗漏，在他们的宇宙观里，四个正方向足以涵盖一切可能了； 而在《周易》中，人们根本不用去对四方挨个起卦占卜，占卜的人已经具有了全局观，他得到坤卦，不必去关注更多的方位，因为卦象不涉及其他方位，注意殷商是面面俱到怕遗漏，而周易已经使用排除法，直指目的；殷商对正东等四个正向占卜认为是达到了全面，而使用周易的人已经很熟练的直到西南和东北这样进一步细化的方位；可见算卦差异不仅是材质的差异，更体现在判断吉凶祸福时依据的原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系。 这里恐怕揭示了《周易》不是对殷商《易经》的继承，有没有《周易》之前的《易经》，值得提出来：《周易》可以有渊源得以继承发扬，但和殷商无关，周和殷商本就是不同的部落，发展出不同的文化是可能的，《周易》可以来自周更早的先民，《周易》这种卜筮方法可以有殷商之外的直接传承，比如夏末流散没落的枝叶形成了周的先民，所以发展出来的占卜方式和内容才有这么大的差异。 殷商和周人的差异有很多。《礼记·表记》记载孔子是这样形容殷商的： 殷人尊神，帅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孔子据说是殷人后裔，但他显然是唾弃殷商这种“先鬼而后礼”的做法的，孔子“吾从周”。 殷商和周人的差异还表现在卜筮的重视程度，殷商因为“尊神”所以很重视神谕，事事都希望得到神灵启示，时刻都祈祷神灵赐福而不是捣乱，所以起居做事必有占卜，而且占卜的仪式也很讲究，很多卜辞的甲骨就保存在祭坛周围，占卜前先祭祀鬼神以求得好运；周人不是这样，周人也祭祀，但周人祭祀的是自己的先祖而非鬼神，即周人的神首先是他们熟悉和敬仰的人，所以周人相信祖先这样的人不会害人，“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周易》）；再就是周人不是事事都问卜，“卜以决疑”，不疑，则不卜；“初筮告，再三渎”，认为来回过多的占卜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