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她曾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我党公开发声声援，还向解放区送去了各种抗战物资。88岁时，宋庆龄同志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一直以来，宋庆龄和我党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过，战争年代，双方是如何取得联系进行交流的呢？这就离不开地下党的同志了。

1936年，宋庆龄向我党提出“希望能够派一位共产党员固定互相之间的联系，便于及时通气。”不久后，我党便在宋庆龄身边“安插”了一位红色特工。

5月下旬的一天，一个小姑娘按响了宋庆龄家中的电铃。一位微胖的大姐微笑地带她进去后，就看到一位穿着黑色旗袍，气质出众的宋庆龄。

见到小姑娘有些拘谨，宋庆龄笑着走到她身边，说道：“来的是个小姑娘呀。”

一句话便让她放松下来，此后，这个小姑娘便承担起了宋庆龄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她就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李云同志。

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宋庆龄住处布满了中统的特务、密探，每当李云从宋家出来，她总要绕到商场，将身后的尾巴甩掉再回家。

西安事变发生后，李云收到了中央发来的写着“十万万火急”的电报，她立即向宋庆龄汇报了相关情况。

但第二天，她刚来到宋家，就发现宋庆龄收到了一封恐吓信，里面还装着两颗子弹。虽然宋庆龄并不在意，但李云还是向上级作了汇报。我党在得知情况后，立即在宋庆龄住处加强了保卫措施。

上海沦陷后，李云又陪同宋庆龄一起来到了香港，并同她一起继续开展抗日工作。1939年，李云接到新的工作任务，回延安照顾自己生病的丈夫徐强同志，她这才结束了在宋庆龄身边的联络工作。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李云回到上海工作，她才再次见到了宋庆龄。

来到上海后，李云经过多方打听，才打听到了宋庆龄的住处。她高兴地来到了这里，按响了电铃。由于开门的是一位不认识的男青年，李云不方便直接表示自己来找宋庆龄，她便说了李妈的名字。

很快，李妈便走了出来。她一见到李云，便高兴地表示“夫人经常提起你呢。”

李妈带着李云走了进来，时隔多年再次相见，宋庆龄十分激动，她高兴地抱着李云，久久不肯松手。

新中国成立后，在宋庆龄的邀请下，经组织同意，李云被调到了由宋庆龄负责的中国福利会工作，并具体领导福利会的相关工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云受到冲击，宋庆龄十分关心她的情况，并多次叮嘱她“作自我批评，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工作。”

1978年，李云出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虽然离开了中国福利会，但她和宋庆龄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

虽然李云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这段经历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作为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她也曾开展过不少秘密工作。

由于中央特科纪律十分严格，对于在这一时期开展的工作，她只字未提。尤其是她曾负责找回了毛主席的两个儿子这件事。

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英和毛岸龙三兄弟被接到上海，在大同幼稚园过上了一段安稳的生活。但随着顾顺章背叛革命，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毛岸英三兄弟也流落街头，下落不明。

不久后，李云收到了寻找两个孩子的命令，大的在十三四岁，小的有十一二岁，她虽然不知道这两个孩子的真实身份，但也知道他们应该是烈士的后代。

李云每天关注着上海街头的孩子们，就这样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就在她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在位于城隍庙附近的一个粥摊见到了两个孩子。她直觉认为自己找的应该就是他们。

于是，李云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情况。等他们找到孩子，一打听，便基本确定他们就是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

不久后，他们便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苏联留学。

由于任务的保密性，李云从未跟别人说过这件事。直到中央特科的有关事情过了保密期限后，大家才渐渐知道了这件事。

2011年，毛岸青的儿子毛新宇来到上海看望了已经98岁的李云，毛新宇表示“您是我们毛家的大恩人。”

李云听后，则说道：“不用感谢我，我只是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如今，把这个藏了70多年的秘密说出来，我也可以安心离开了。”

李云晚年过着十分平静、低调的生活，对于外界说自己是毛家的恩人一事，这位老人则表示：

“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没有虚度，为国家尽了小小的力量。”

2013 年8 月16 日，李云在上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