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熙三年（534年），在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之后。南北朝的中华大地又一次出现了“三国”的身影，重返大一统的曙光也若隐若现。
若在当时情境下纵观这一轮的“三国”局势，西魏然定是最不被看好一方。对外，它正统不及南梁，军力不及东魏。对内，民族矛盾、军镇和豪强势力，随时都可能从内部瓦解西魏。
但历史就是这样耐人寻味，最不被人看好的西魏恰恰是“三国”中的胜者，为隋唐大一统奠定了基础。而宇文泰成功的秘诀之一，正是他创立的、对此后中国历史影响颇深的“府兵制”。
北魏正光五年（524年），六镇兵变拉开了北方乱局的序幕。
在长达十年的北魏乱局之中，逐渐出现了两大权臣势力：一个是身居晋阳、宰制朝廷的高欢，一个是雄踞关陇宇文泰。
就在宇文泰崛起的同一年，不满高欢挟制的北魏孝武帝在永熙三年（534年）七月西迁投奔宇文泰，至此北魏的分裂已成定局。
对孝武帝而言，他的处境不过是离了虎口又入狼窝，到哪儿都是傀儡。对西魏的实际掌权者宇文泰而言，他的棋局不过才刚刚开始，而且还是一场逆风局。
对于宇文泰和他掌控的西魏政权而言，“三国”早期的局势只能用内忧外患来形容。
在外，西魏是三国之中实力最为弱小的一支。一般来讲，南北朝时的南方汉族政权往往在经济、文化上强于北方，但军事上往往处于被动。
但在南梁时期，由于北魏自身的动荡、分裂，外部压力减轻的南梁快速发展、国力日盛。巅峰时，南梁兵锋直抵长安城下，威胁到宇文泰的关陇核心之地。
而且与西魏相较，南梁属于汉族政权，正统性上的优势不言而喻。
西魏与庞然大物的南梁相比居于劣势，同样也比不得东魏。
尽管从版图面积上看，西魏不输东魏。但东魏治下的是中原最富庶之地、粮食充足，傍海煮盐又可资军费。而西魏除关中地区外，其余多黄土高原或沙漠地带。
至于军事实力，二者人数上的差距也极为悬殊。两魏立国均以北魏六镇军事势力为基础，但分的却极不均衡。六镇之中，东魏高欢独占其五，西魏宇文泰仅得武川一镇。
其最直接的结果是，东魏高欢掌控的军队超20万人，西魏宇文泰的兵力不及前者的十分之一。军力上差出一个量级，这便是高欢屡次西征的资本。
两魏分家后的十五年间，东魏、西魏间共爆发了沙苑之役、邙山之役、玉壁之役在内的九次大战。
尽管胜多败少，但基础差的西魏显然东魏更承受不起这一轮又一轮的损失。毕竟，“打仗拼的是综合国力”。
但此时的西魏内部却很难称得上“综合”二字。汉化与鲜卑化间的矛盾，边镇军队隶属色彩浓厚，地方豪强势力割据，种种问题似乎随时都会从内部终结西魏。
内忧外患之际，宇文泰创立了“府兵制”，成为他解决矛盾，巩固和扩大势力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凭此，西魏在“汉化”与“鲜卑化”的矛盾对立中、内忧与外患之间，找到了“第三条路”。
从大统三年（537）至大统十六年，西魏前后设置了八位柱国大将军，称八柱国。他们是整个西魏王朝的核心。
柱国之下，共设有十二位大将军。除宇文泰总督中外军事、元魏宗室元欣挂名外，其余六柱国各督两个大将军。
大将军之下又设二十四开府。每个大将军各督两个开府，每府各领一军，共二十四军。由此形成了统属明确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府兵体制。
而在“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人选上，宇文泰也费尽心思，在维持各方势力均衡的同时也保证了自己凌驾众人之上的地位。
“八柱国”中既有出身元魏皇室者，如元欣；自己的嫡系亲信，如于谨；还有禁军系的将领，如李虎；更有还有降附而来的李弼，总之兼顾各方势力。
同时，又通过十二大将军的人事设置，对六柱国的实力进行分割，达成相互牵制的效果。如独孤信所督大将军宇文导、元廊，一个是宇文泰之侄，一个是元魏宗室，牵制可谓十分明显。
再如赵贵，虽然与宇文泰同为贺拔岳旧部，亦是宇文泰上位的重要推动者，但由于地位过高故也在被防备之列。所督大将军中也宇文泰的嫡系宇文贵。
在“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辖区上，宇文泰同样也做足了文章。
以长安以西、颇具战略意义的雍州为例。在此地拥有辖区的有于谨、独孤信、赵贵、侯莫陈崇，各方势力相互牵制，确保了长安及近郊的稳定。
再如独孤信、赵贵，作为最具实力的两方势力，前者控制渭河上游，后者控制渭河中游，挨得很近。如此，一旦一方势力有异心，就可调动另一方势力牵制，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是渔翁得利。
宇文泰借由“府兵制”的实施，将西魏各派系首领囊括到了高层，将他们的身份从单纯的军事首领拔高到了政治贵族，逐渐脱离了统军的行列。
作为交换，各派系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同时有效的牵制和分割，从而实现了初步的军权统一。
西魏立国的基础，是宇文泰继承的北魏六镇军队，及随孝武帝入关的不足一万的鲜卑禁卫军。这些职业化的鲜卑军人虽然骁勇，但终究数量有限，且在经历与东魏数次大战后，宇文泰的兵力更是捉襟见肘。
起初，兵力不足的宇文泰只能靠吸纳战俘来扩充兵力，如大统三年（537年）的沙苑之战，“前后虏其卒七万...收其辎重甲兵”。
但此举弊端也极为突出，每当西魏大军出动征伐，这些俘虏就会成为大军背后的不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腹背受敌。为此，从543年开始，宇文泰开始“广募关陇豪佑”充实军队。
在东魏与西魏之间，地方“望族”所掌握的乡兵是徘徊在两者间颇具实力的一方势力，是两魏实力天平上的重要砝码。
宇文泰明白，笼络这些地方武装势力，既能减轻自己遭受的军事压力，并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威胁。为此，他毫不吝啬的为这些乡兵统帅们加官进爵，还辅之以“赐姓”的措施。
乡兵统帅们既然成了西魏官员，他们手下的乡兵自然也走上了正规化道路，被纳入府兵体系中。这极大加强了西魏的军事力量，为西魏与东魏和南梁抗衡打下基础。
而在赐姓这一措施上，宇文泰也是有多层考虑的。
一方面，这安抚了极力反对汉化的鲜卑势力。毕竟，不计后果的汉化是北魏末年乱局的重要导火索之一。而西魏宇文泰反过来实行鲜卑化，必然不会招致鲜卑权贵的反对，反而能够笼络人心。
另一方面，对部分汉族赐鲜卑姓的措施在无形之中打破了旧门阀观念，将出身不一的汉族豪强统一到了新门阀之中，也在无形中抬高了汉族在西魏政权内的地位。
鲜卑化之下，实则是西魏军队汉化的加深。自乡兵被纳入府兵体系后，府兵制实施越久，汉族士兵人数越多，逐渐削弱了西魏军队中北镇鲜卑士兵的核心地位。
而在高层，随着越来越多汉族豪强通过“赐姓”进入统治阶层，西魏上层不再弥漫着戎马氛围，反而是汉化气息越来越重。
一来一回，宇文泰的“赐姓”措施减弱了北魏末年汉族和鲜卑族之间激烈的矛盾，使汉族和鲜卑族逐渐融为一体，而自己则从中赚足了威望，巩固了地位与权势。
纵观宇文泰于大统年间创立的府兵制及辅助的“赐姓”措施，处处体现出了分权、制衡的权力哲学。可谓一举多得的解决了西魏在政治、军事、民族上的矛盾。
柱国大将军名义上各私其兵，实则被“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架构所束缚。看起来西魏施行的是鲜卑化政策，实则改变了西魏上层氛围和军队核心构成，汉化更盛。
一切的一切都整合了西魏的实力，为日后西魏-北周-隋朝重新实现大一统打下基础......
附：需提醒的是，西魏-北周时的府兵制与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具有极大不同。后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我们熟悉的“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但前者具备的则是“兵农分离”的特点，不可混为一谈。至于二者之间的转化，如陈演恪先生所说，大致是在隋代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