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村支书扣下我入伍通知书，父亲提刀取回，6年后我提干了

自打我记事儿起，我就听说过无数与我爷有关的故事。

村里人都说我爷是抗日时死在战场上的，死的时候嘴里还咬着鬼子的耳朵，身上被人戳了七八个血窟窿。

我爹说，当年他还太小，只能跟着大人跑，等长大了，鬼子却被打回去了，他这辈子恨自己长得慢，没能亲手杀几个鬼子。

我爹没赶上抗日战争，也没赶上抗美援朝，本想等自己成人后参军报国，却没想到被我绊住了，所以每每说起这个，我爹总是带着遗憾。

我是1960年人，我娘有我那年，算命的说我命硬，给我找了棵几十年的大杨树让我出生后认作干娘，算我是树生的。

后来，出生时我娘还是大出血走了，而大杨树依旧枝繁叶茂。为此，我爹给我取名树生。

本内容为短篇虚构小故事，请理性观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有了我以后，我爹没再嚷嚷着去参军，只是走哪都带着我。我爹性子跟关中的土地一样，又硬又倔，但粗犷中也夹杂着别样的柔情。

6岁那年年关，爹在自家院子外面的水沟里剥兔子，我在旁边的白桦树后看着。他用菜刀在兔尾巴上划拉两下，用食指抵住刀尖往前一点点扩大，等剥下小半个时使劲往后一扯，整个兔皮就完整拿在手里。

那时候我年龄小，心里想瞅个清楚又不敢靠前。爹看见后脸上乐呵，朝着我招了招手，叫到身前。在冒着热气的兔子胸口上开了一刀，拽出一小块带血的肉，递到我嘴边，“兔心儿，好嚼咕，别浪费了。”

兔心儿刚递过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应，只是看着爹沾满血的手指上带着几根灰毛，听着他破锣嗓子一般的笑，跟着手指离我越来越近，我不自觉就张开了嘴。腥气十足地直冲鼻腔，使劲嚼了几下更是难闻，但看着爹脸上的笑，也就强忍着吞了下去。

爹用力搓了搓我的脑袋，把兔子皮往我身前一比划，说：“给你做个皮坎肩，好过冬。”

村里人都有点怕我爹。我上学时邻村几个小子故意欺负我，说我娘是个木头，还说娘死就是被我克的，下学还把我的裤子扒了，让我光着腚回去。

这事儿放别人身上可能也就过去了，毕竟都是村里的穷小子，方圆几里往上数多少都沾亲带故，但我爹不是这种人，他别了把杀猪刀在腰里，还把搞头把子卸了下来，带着我跑到邻村挨家挨户地找。

若是碰见一个好说话能认错的，我爹也不为难，只让道歉认错，以后还是同学朋友，可要是家长跟着蛮不讲理，爹就扯着皮袄要过去教训。

那次有户人家是娘的远亲，按辈分爹要叫一声伯，可谁知那人仗着自己的辈分对爹一通说教，把他贬得一文不值，连带着我娘一块骂，最后被我爹打断了腿。

这事儿放到现在肯定不对，但在当时那个年月，一个穷男人想独自拉扯孩子过好光景，唯有这种法子才能让其不受欺负。不过这种莽撞的行为也让爹和我之后吃了教训。

上了中学后，家里的情况比之前稍有改善，不过除开吃食以外，我的学费餐费成了大头。前几年山腰坝子上修了个学校，我爹托关系把我送了进去，76年是我在这上的第二年。

学校离我家脚程算不上远，但爹为了让我更好学习，还是给我安排了住校。那时候我虽已能体谅爹的不易，但青少年年轻而又敏感的自尊心却仍旧让我抹不开面子。

有一次爹外出办事路过学校进来看我，这事儿我并不知道，但当我远远瞧见一穿着灰粗布衬衫，胳膊肘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黑脸汉子朝我走来时，我第一个反应是爹怎么来了，跟着就听见破锣嗓子喊出的“树生”。

一瞬间，周围同学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一股巨大的尴尬和羞愧从我内心生出，往四肢和头顶不断漫延。

我低着头，红着脸，拉着爹出了校门，“你咋来了？”

爹笑着上下打量着我，“咋了嘛，哪条规定还不允许爹来看娃哩？”说着用手比了比我的个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嘛，怂娃又长高了，马上都快赶上他爹了。”

对于这种亲昵的举动，我心里既喜欢又抗拒。把爹的手从我身上抖落后，我说：“你回去嘛，我们等哈还要上课哩。”

爹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拿出个纸包的方块，“前两天跟着你二叔在邻村做了几天瓦工，这钱不算工分，你拿着，长身体要吃点好哩。”说着，从里面点出两块钱硬塞到我手里。

至于爹啥时候走的我不太记得了，我啥时候回去上的课也忘得干净，唯有那两块钱，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旧烫得我羞臊。

那时候我们学校的饭分不同等级，有钱的吃白面配肉菜，钱少的吃杂面和带腥的素菜，没钱的吃黑面配咸菜。我一般上吃的都是黑面咸菜稀面汤，不过一个月下来也能吃上顿杂面带腥的素菜。

村支书的孙子许卫国跟我同届同班，按辈分，我爹要喊村支书一声“达（我们那喊伯伯喊达，也有的地方把爹称为达）”，所以我和许卫国算是拐弯亲戚。

许卫国从不吃黑面咸菜，最低档次都是杂面，所以他长得胖，一坐下来肚子上就鼓起一圈，班里几个人私下都叫他“轮胎”。

刚开始“轮胎”并不乐意这外号，说有损他形象，他是准备要去参军卫国的，可到后来不知听谁说轮胎是首长的座下的脚，是国家前进的动力，他也就欣然接受了。

许卫国体质不好，课后劳动的时候经常喘，跑步久了喘得更是厉害，同学都说他这样肯定当不了兵。

听得多了，许卫国也就不再把当兵的事挂嘴边。他依旧跟同学打闹，依旧吃着杂面和白面，依旧是村支书的孙子。只是总让人看着少了些什么东西，至于是什么，那时候的我看不明白。

1977年，我应征入伍，后来听同学说许卫国也报了名，可到9月份入伍通知下来时，却不见我和许卫国的。我爹跑到村支书家问，支书眼皮子都没抬就说没见。

对于我的身体条件和文化条件，我和爹都认为不会入不了伍，而且自从爹不能当兵以后，他就把全部心思放在了我身上，我能成为人民子弟兵，能够保家卫国，既是他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

如今这盆冷水泼下来，我和爹连着几天心里都不痛快。我不忍心看爹整天闷着个脸抽烟，便提议自己留在家里，等回头村里学校招老师了，能在学校谋个职务也不错。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后来为了这事儿我又往县里跑了一趟，路过县武装部时脚怎么也挪不动，心里存着侥幸，想着就过去问问，让我死心，也让爹死心。

可谁知征兵办公室的同志查完以后，说我入伍通知早就发放了，如果找不到就去村大队问。听着这话我心里又喜又惊，可同时也想不通老支书为啥说没见着。

回去后我一人来到村大队，问了一圈后谁也没见着，都说这是支书统一下发的。可当我寻着村支书时，得到的答案却还是一样。

难道是征兵办公室的同志看错了？我不信，我是看着他翻到我的名字的，可为啥村支书非要说没见过呢？

我把这事儿告诉了爹。爹当时正在垄上收拾地，听了这话后活也不干了，嘴里骂了一声，把锄头往地里一扔就快步往家走，直奔厨房而去。

爹一把把门推开，先是拎了拎案板上的菜刀，然后又把墙上的杀猪刀取了下来，对着空气挥了两下后别在裤腰带上。

我慌张问：“爹，你这要干啥？”爹瞪了我一眼，说：“胡球吊哩，他许老三（村支书）就是欺负咱家没人了，我非要看看他骨头硬还是刀子硬。”说着大步踏出门外。

我们家住在村西头，靠近河沟的埂边，村支书家在东头的坡下，两家脚程不近，可那天跟在爹后面走却觉得没多会儿就到了。

爹进门时先叫了人，不过没喊支书的名字，“三娘，俺达在家吗？”爹脸上带着和气，看不出一点要找事儿的样子。

三娘那会儿在院里的磨盘上缝衣服，看见我爹后放下手中针线，带着笑，嘴上说着，“你这会儿咋来了，我去喊你达，晚上要没事就在家吃饭。”

我爹笑着点头，“好的嘛，好久都没吃到我达家的好馍了。”然后从地上抓起一把晒着的花生，靠在磨盘上一颗颗地往嘴里扔，眼睛却盯着屋里的动静。

“你又有啥事？”帘子掀开，村支书披着件衣服，手里拿着旱烟杆子，一边往里面塞旱烟叶，一边走了出来，只是眼睛从始至终都没瞧过我爹一眼。

我爹从磨盘上下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说：“达，我再问你一遍，树生娃的入伍通知是不是在你那？今天娃去县里问了，人家都说下到村里了。”

村支书黑了个脸，深吸了一口烟，把旱烟杆重重磕在鞋底，说：“我说了多少遍了，你娃的通知书不在我这，县里说下来了你让县里的人过来找……”

支书的话还没说完，爹一把从腰里抽出杀猪刀，一刀砍在旁边的木推手上，眼睛里冒着红血丝，说：“达，你是我达哩。我爹死在战场上，我当不了兵，你现在又让娃当不了兵，你是想让我死哩啊！”

支书被我爹的样子吓了一跳，周围的邻居也不断往这张望，本来正准备往灶火圪崂里倒柴的三娘一见这架势，丢了柴火就往我爹身前跑，拉着他的袖子把杀猪刀夺了过去。

支书蹲在门前，烟锅在烟布袋里不停地挖着，也不看别人，说：“我让你死哩，你多大能耐？你都要拿刀砍我哩。”

说着抬头看了我爹一眼，又看向我，“树生娃的通知书是在我这，我也没想过不给你，更不会耽误娃入伍，我就是想让你受受债。你说你喊我达，你眼里哪有我这个达？我每次开会说不让干啥，你可有一样听着哩？这些年你可被人欺负过？少过你家吃食？都是你嘴里的达给你兜着哩。你现在有本事了，敢拿着刀冲着我。”

这话跟块石头一样，砸在我跟爹的胸上，闷着透不过气。爹低着头盯着脚下的土地，不知在想什么，可眼里再没有之前冒着血丝想要拼命的火气。

入伍通知终归还是拿到了手。临走前的头一个晚上，爹宰了窝棚里的鸡子给我做了顿饭，把湿苞米面握成拳头大的面饼贴在锅边，给我烙了饼子，还开了瓶藏了不知多少年的酒，也给我倒了一碗。

爹说，喝吧，喝了以后就算成了人。我端起来抿了一口，辣嘴辣喉咙，唯独暖心，跟爹的性子一样。

1977年年底，闷罐车呼啦啦地从大山前掠过，带着我和故乡往内蒙奔去。

从张家口往北走80里，出了张北，就到了内蒙。与关中相比，内蒙要冷得多，哪怕穿着棉衣，贼风也能顺着衣口往里面钻。我虽是1977年入的伍，但算是1978年的兵。

军旅生活不能多谈，不过我记得清楚的是，1979年返乡过年时，爹明显老了很多。那一次我在家只待了两天，然后便接到指导员的通知，让我火速返回。临走前爹带我去干娘（杨树）那拜了拜，希望我一切顺利。

那时候中越边境情况紧张复杂，大家都有预感要打仗，果不其然，很多在西边和北边的部队都被调往前线，我也在其中。

铁皮车轰隆隆一路向西，我和来自其他连队的战友坐在车厢内，互留了姓名、番号和家庭地址，并带着共同的心愿奔赴前线：保家卫国，慷慨赴死。

我记得上战场前我给指导员还留了书信，那时家里情况虽有改善，但为了盖房子还是欠了别人230块钱。当时想的是哪怕人光荣了，账也要用抚恤金还，请指导员找到关中老家，帮我清账。

战争结束后，我侥幸活了下来，而当初同在铁皮车上的战友却光荣地光荣，负伤的负伤，有的至今没有下落。

1984年，我因之前参加过对越还击战，并且有高中文凭，被提拔为干部。

那年返乡后，爹眉头上的褶子厚了许多，年轻时身上的冲劲早已消磨殆尽，他对我说，村支书两年前从县里返乡时骑车摔了一跤，在家里躺了一周人就不行了。不过许卫国如今在县里的冶金局做科员，娶了个城里的女子，混得不错。

探亲结束前我去见了一次许卫国，他还和当初一样，坐下来肚子上仍有一圈“轮胎”，他和小莲（许卫国妻子）生的儿子也有两岁。走的时候也是他们一家送我去的车站。

汽车往北开着，许卫国和他儿子并排站在一起，小家伙身上穿着件毛绒马甲，头上搭着的是许卫国厚实的大手。这一幕，如同当年我站在爹的身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