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7年，华夏大地上发生了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那就是李渊与其子嗣在晋阳举起了反隋的大旗。
这场改天换地的壮举，汇聚了一群了不得的人物，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大唐开国的名臣良将。裴寂、长孙顺德、刘弘基、殷开山、刘文静、唐俭、柴绍、刘政会、温大雅、武士彟……这些名字，如同璀璨的星辰，点缀在大唐的夜空。
他们，是晋阳起兵的中坚力量，是策划、推动和实施起义的关键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使得这场起义得以成功，使得大唐王朝如同一颗新星，在历史的长河中冉冉升起。然而，尽管他们的贡献不可磨灭，但在这场大戏中，他们终究只是配角。
而这场戏的主角，自然非李渊父子莫属。但问题来了，究竟是谁才是这次起兵的策划者？谁才是这场历史大戏的灵魂？谁又是开创大唐三百年基业的关键人物？
是李渊还是李世民？
历代的正史，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众口一词地将这一荣誉归于李世民。他们认为，是李世民与晋阳令刘文静一同策划了这场起义，是他劝李渊举义兵，是他的智慧和勇气，为大唐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但是，历史的真相是否就如这些史书所描述的那样呢？或许，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挖掘，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历史长河中的细微线索，去探寻那些可能被忽略的真相。
在历史的长河中，真相往往被岁月的尘埃所掩盖，而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去拂去这些尘埃，揭开历史的面纱，重新审视那些被官方正史所记载的故事，探索那些可能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据《唐书》和《资治通鉴》所载，李世民与李渊在晋阳起兵前夕的行动，无疑是一段传奇。李世民随父亲李渊抵达太原，他的目光如炬，心思如海，结交了众多江湖豪杰。《旧唐书》中说他“潜图义举”，他折节下士，推财养客，使得群盗大侠皆愿为其效死力。《资治通鉴》更是赞扬他“聪明勇决，识量过人”，在隋室动荡之际，他已有了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深得人心。
长孙顺德与刘弘基，这两位后来的大唐名臣，就是在这个时候与李世民结下了不解之缘。长孙顺德，长孙晟的族弟，刘弘基，隋宫廷的宿卫军官，他们因逃避辽东兵役，亡命至太原，投靠了李渊，与李世民结为生死之交。在募集义兵时，他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文静和裴寂，这两位后来成为李世民心腹的谋士，也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他的行列。刘文静，晋阳令，裴寂，晋阳宫监，两人因职务上的交往而结为好友。他们目睹了天下的混乱，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常常相对叹息。裴寂曾感叹：“贫贱如此，又逢离乱，将何以自存？”刘文静虽未明言，但心中早已对李世民倾慕有加，他趁机游说裴寂：“李世民非寻常之人，其胸襟豁达类似汉高祖，天纵神武如同魏武帝，虽然年少，却是命世之才！”他暗示裴寂与他一同依附李世民，但裴寂对此却持保留态度。
不久，刘文静因与李密有姻亲关系而获罪，被囚禁于郡狱。正当他对未来感到茫然时，李世民却亲自来到狱中探望他。刘文静喜出望外，立即向李世民试探：“天下大乱，非汉高祖、光武帝之才华者，不可平定四海！”李世民笑着回应：“先生怎么知道没有？只是常人不知道罢了。我之所以来看你，并不是像小儿女那样注重个人感情，而是来和先生图谋天下大事，不知先生有何见教？”刘文静确信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
他向李世民展示了自己的见解：“如今主上南巡江准，李密围逼东都，天下群盗多如牛毛。值此之际，若有真命之主应天顺人、振臂一呼，取天下则易如反掌。今太原百姓为避战乱，皆人晋阳，文静为晋阳令数年，知其中豪杰之士众多，一朝啸聚，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亦有数万，一声令下，谁敢不从？进而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帝业可成！”李世民听后朗声大笑：“君言正合我意。”
于是，李世民与刘文静开始积极部署，准备起事。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李渊又在做什么呢？他是否也在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做着准备？或是在暗中观察，等待时机？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那些被岁月磨平的石碑之后或史书的背面。正史的记载，有时也不过是胜利者的自述。《资治通鉴》中所谓的“渊不之知也”，是否真是李渊无知，还是有着不为人知的深义？
在正史中，李世民被描写为心思深沉如海，智慧和胆识无双，他在晋阳悄然布局。更是故意和裴寂的交往，以通过裴寂影响李渊。他日日与裴寂交游，不惜用重金贿赂，让裴寂在赌博中屡战屡胜，以此赢得裴寂的信任和好感。当裴寂慢慢陷入其中之时，李世民却悄然将他的起兵计划透露给了裴寂，并请他助一臂之力。
而裴寂，也沦为了权力游戏中的棋子，不得不点头答应李世民的要求。他与李世民的计谋，很快就付诸行动。裴寂开始频繁地邀请李渊饮酒作乐，酒酣耳热之际，又送上美女相伴。李渊在这种温柔乡中，渐渐放松了警惕。
然而，就在李渊沉醉于这片刻的欢愉时，裴寂却轻声向李渊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郎暗中蓄养兵马，欲举义旗，恐大事泄露被诛，所以让我以晋阳宫女奉公此。乃情急之下迫不得已之计。如今众人心意已决，不知公意下如何？”
李渊听闻此言，顿时冷汗淋漓。他这才意识到，与他共度良宵的，竟然是皇帝杨广的女人！这是何等的大逆不道！他的儿子和老友，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逼迫他。李渊愣了许久，最终无奈地说：“吾儿既有此谋，事已至此，为之奈何？只好从他了。”
然而，李渊的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犹豫。他虽然一只脚踏上了“贼船”，但内心的挣扎和不安，让他在几天后又将脚缩了回去。他的内心，如同被狂风暴雨侵袭的孤舟，摇摆不定。
不久，东突厥的入侵，再次将李渊推向了风口浪尖。隋炀帝杨广的怒火，如同天边的惊雷，让李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李世民见状，终于决定亲自出马，他对李渊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父亲若再拘守小节，下有盗寇、上有严刑，危亡无日啊！不如顺民心举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听后，震惊不已，他愤怒地对李世民说：“你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我现在就告发你。”然而，当李世民坚定地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时，李渊的心软了。他将笔一扔，说：“我怎么忍心告发你呢？你要慎重，别再说这种话了。”
但李世民并没有放弃，他再次来到李渊面前，坚持说：“今盗贼日繁，遍布天下，父亲受诏讨贼，贼能讨得完吗？到最后还要承担讨贼不力的罪名。而且世人纷传李氏当应图谶，所以李金才无罪，却一朝族灭。退一步说，即便父亲能将盗贼尽皆剿灭，自古功高不赏，届时危险更大！只有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乃万全之策，愿父亲勿疑！”
李渊在儿子的坚持和现实的逼迫下，终于做出了决定。他长叹一声，说：“我昨天一整夜都在想你说的话，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今日不管是家破人亡由你，化家为国也由你，一切都由你了。”
在正史的描述中，这一刻，李渊的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听天由命的悲凉。他的儿子，李世民，却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展现出了非凡的决断和勇气。为一个家族的做出了抉择，也为一个时代做出了抉择。
而后，隋炀帝的使者来到太原，准备将李渊和王仁恭一同押赴江都，以问罪名。李渊闻讯，顿时惊慌失措，如同受惊的鹿，不知所从。
此时，李世民与裴寂等人再次挺身而出，向李渊进言：“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将副手战场失利，竟然也要归罪明公。危亡已经迫在眉睫，宜早定计。况且晋阳兵强马壮，行宫中又蓄积金钱、布帛巨万，以此举事，何患不成？今留守长安的代王幼弱，明公若击鼓向西，据有长安如同探囊取物，何必被区区一个朝廷使者囚禁，坐以待毙呢？”
李渊终于动摇了，开始暗中部署，准备起兵。然而，命运似乎总爱与人开玩笑，江都的天子使臣再次到来，宣诏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的战败之罪，并且让他们官复原职。赦令一下，李渊立刻反悔，矢口不提举义之事。
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催促李渊起兵。如鹰扬府司马许世绪、行军司铠武士彟、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其弟唐俭等等。然而，尽管众人磨破了嘴皮，李渊还是迟迟不动，如同一尊石像，沉默而固执。
刘文静忍无可忍，向裴寂施压：“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你为何不快点劝唐公起兵，怎能一再借故拖延呢？再说了，你身为宫监，却以宫女私侍他人，你一个人死就算了，何必拖累唐公？”裴寂被触到痛处，心中一惊，是啊，若李渊不起事，晋阳宫女之事一旦泄露，他裴寂便是死无葬身之地。
此后，裴寂天天追着李渊，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终于把李渊彻底说服了。李渊随后让刘文静假造敕书，以朝廷准备四征高丽为名，命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凡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要应征人伍，借此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兵。
这就是历代正史所记载的关于晋阳起兵的起因和内幕。在这里，李渊被描绘成一个平庸、怯儒、胸无大志、多疑反复的傀儡型人物，而年未二十的李世民则被塑造成一个目光远大、足智多谋、意志坚定的领袖，表现出了一种远远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和稳重。在此，李世民毋庸置疑地成了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而李渊一开始就被蒙在鼓里，后来迫不得已卷入了这个事件，几乎是被人用绑架的手段弄上了这条起兵叛隋的“贼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碌碌无能而且万般无奈。
然而，历史的真相真的如此简单吗？在那些被笔墨掩盖的角落，是否还隐藏着更为复杂的人性和更为曲折的故事？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相信史书的笔触之后，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