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这种收音机是我们一九五四年为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比如普通干部、教员和技术工人的家庭设计的，当时称为普及型，现在是我们家的文物了。
解放前，我们中国有过大大小小几十家，或许上百家无线电厂，可是这些厂实际上只会利用进口元件搞组装。四灯机、五灯机，一直到十几个灯的落地式全波段豪华型收音机，都是利用进口元件组装的。我们没有自己的电子管厂，自己的元件厂，占领中国市场的电子元件厂商主要是美国的通用电器，以及日本的东京芝浦和日立。因此，虽然有过几个比较普及，比较流行的机型，比如日伪时期在东北和我们天津制作的东日、华北、荣亚等等，实际都是组装的。
这些机器的电路设计基本上照抄日本人的原图，是日本的低档再生机的改进型。主要的改动是电源变压器，因为日本的电源电压和我国当时的大多数地区不一样。另外就是尽可能地提高灵敏度，接收灵敏度和调谐分辨率是一对矛盾，在不增加高频或中频放大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硬件不升级的条件下，灵敏度上去了，选择性就会降下来。但是无所谓，我国当时的广播电台少，一般不会出现影子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混台”，中央台和天津台一块儿说话。
这类收音机的机壳是木头的，大多数的外形有些像古典式的西洋楼，所以我们把它们统称为“木楼子”。木楼子的生命力很强，直到六十年代还有人用，文革抄家抄出来了很不少，堆在旧货商行卖。能响的四五块，不响的两三块。那时候如果有人有远见，大量收回来，现在可就发财了。只要是外观完整的木楼子，现在响不响也能卖几百块钱了。说可惜太晚啦，那时我在滨江道的旧货商行看见过一个老唱机，唱头直接连在硬纸板的喇叭上，是HMV商标上小狗听的那一种，八块钱。摆了很久没人买，最后恐怕是扔了。这东西在中国被称为“老胜利”，是唱片唱机的祖宗，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糟蹋掉了。
前几年我到北京去看纪念唱片工业一百年的展览会，全世界的主要厂商全到了，我国公家和私人的收藏也都拿出来曝曝光。但是，几百种唱机当中没有这个老祖宗，全是它的子孙后代。我们且不说它够不够世界级，它至少是集中了全国展品的大展览，很可惜，唱片唱机和声筒唱机的原始型全都是照片，只有翻拍了不知多少次的旧照片。这种老唱机可不是后来的那些喇叭花儿、那些木匣子，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博物馆和收藏家已经守株待兔很多年，一心一意想买它。前不久，我在国际互联网上看到伦敦有人有一个，但是不完整，唱头是三十年代后配的，他要卖，接受五千英镑以上的报价。过了几天我再看，这人贴出了新公告：对不起，卖掉了，请不要再为此事接触我。
人类能够录制，并且可以无数次地复制自己的声音，这是文明历史的一大步，不论对谁，它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都是非常大的大事件。唱片，而不是爱迪生的声筒使得这种技术真正商品化，唱片唱机的历史必须从此开始讲起，然后才可能谈到从78到45等不同的转速，从钻石到碳钢再到人造红宝石等不同的唱针，从压缩得和狗吵架差不多的窄声到高保真，到立体声……所以，这个老祖宗即使残破了也至少值得五千镑，一点儿也不贵。
谁说不是呢，这就是我们的天津滨江道上扔着七八万块钱，我没弯腰捡，我和财神爷爷失之交臂了。我这一辈子正好赶上低工资高就业的全过程，如果不算退休金，我这一辈子的工资加到一起也不到五千镑。我现在可惜这些钱，更可惜这东西，但是别忘了此一时彼一时啊，那时候是文革。虽然我识货，我知道这是好东西，我知道它的价值和意义，想想自己的身份，想想我是个被监督劳动的臭老九，不敢买。
因为战乱，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休过两次学，所以五零年才读完书，从天津大学，那时是北洋大学毕业。那时还没有无线电工程系，只有电力与电力机械系，和电有关的几个专业全部放在这个系。毕业后，国家号召参军参干，我是参干的，在河北省无线电通讯管理处搞行政。我那时的工作是协助领导搞无线通讯工具的审批。那时可真不得了，带有高放级的短波收音机都需要经过我们审批才能用，更不必说是电台了。
所谓审批，实际上是除了公家用，一律不批准，我们那时的中心工作是防奸反特嘛。如果把这个标准延续到现在，这些遍地都是的大哥大、互联网全是非法的，你坐在家里就能和外国人说话，那可不得了。然后，五四年提倡技术干部归队，把我调到了地方国营天津广播器材厂。那时在天津有两个大型广播器材厂，另一个叫国营天津广播器材厂，主要搞军工，并不做广播收音机之类的器材，但是也叫广播器材厂。
在当时，支撑我国市场的主要机型是苏联制造的莫斯科人牌四灯机，超外差式两波段，但不是中波和短波，而是中、长波。除了没有短波这一点，这种收音机的电路和外观设计都大致相当于欧美的战后水平，是那种逢角必圆的胶木壳。就中低档机型说，这种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很好，音质音量也不错，只是在稳定性方面稍微差一些，应当说整机设计很成熟，是个好机器。
至于没短波，这一点显然适合我国那时的国情，你要短波做什么，你要收听美蒋敌台吗？但是，这种收音机有一个靠它自身无法解决的大问题——虽然是苏联和欧美的中低档机型，仍旧和我国的消费水平有差距。那时中苏之间也搞易货贸易，因此有个我们那时候只敢在私下说说的俏皮话：拿大肥猪换莫斯科人。据说这种收音机每一台折合七十八公斤猪肉，所以在我国市场的中间价大致是币制改革后的一百块人民币。这是七十八公斤肉啊，即使不打税也得卖一头大肥猪的钱。
能不能搞一种只卖半头猪，哪怕是大半头猪钱的收音机，成了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的工作目标之一。设计思路是“立足国产、参照苏联、压低成本、民族特色”，后来又加了个补丁，叫做“因地制宜、简易过渡”。立足国产很简单，当时国产的仿苏电子管和其它元件已经基本过关了，与进口相比价格便宜，搞半头猪当然得用国产。参照苏联也很简单，这些国产电子管和元件都是仿苏的，执行的是苏联的全苏工业标准，立足国产当然得参照人家苏联。压低成本是硬任务，围绕压低二字，我们费了大功夫，但是怎么也压不到半头猪，于是就产生了因地制宜、简易过渡这个补丁——把标准订得再低些，变通一下。
压低成本的过程，等一等我会给你详细讲，我们先说民族特色这思路。民族特色指的是外观，收音机本身是外来的，我们搞的又是尽量便宜的普及型，机壳只能摊到几块钱，不可能给它描龙，不可能给它画凤，民族特色从何谈起，这思路有些怪。好在搞外观设计这行当的弹性大，只要给观念，设计师怎么也能对付着替你搞出来。你看这个机壳，至少有两点很有民族特色，很符合我国中等收入城市家庭当时的审美观，是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第一是对称，绝对对称，如果从中心线切开，这机壳的左面是右面的对拓。第二，既是收音机又是山水画，面板是织锦的西湖或者颐和园。织锦这东西当时很便宜，装饰性又很强，开机是会响的山水画，不开机也是山水画。
这机壳的唯一缺点是度盘玻璃受力很不均匀，实际上是浮搁着，非常容易碎，稍微一碰就会哗啦啦。所以，这个唯一缺点是致命的大问题，这个设计违反了机壳设计的基本原则。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或者要民族特色，或者要基本原则，甘蔗没有两头甜。
为了压低成本，这个收音机有几项那时叫“采用合理化建议”的改革：第一是两灯代三灯，整流用硒堆，省了一个电子管；第二是没有电源变压器，灯丝电源靠电阻降压，高压直接整流往上干；第三是低频放大和功率放大之间利用假负载耦合，没有输入变压器；第四是功率放大是单臂，放大后带舌簧喇叭，把输出变压器也省了；第五是把只涉及稳定性或音质的元件全部去掉，达到再减什么就不会响了的程度才算完。这样搞，的确省钱，但这种合理化是完全倒退回去了的不合理化，整机技术指标连战前日本的低档机，或者沦陷时期最次的组装机型的水平都不够。那时的元件真贵啊，搞到这程度也没有降到我们预期的半头猪。
于是，只好在高频放大级打主意，把调谐用的可变电容器也省了。谁说不是啊，把它省了还怎么调台啊？再怎么压低成本也不能设计成只让人家听一个台的收音机，这是必须解决的。但是，既然敢省它，就会有办法，这办法是把电容调谐改为电感调谐，把天线线圈和调谐线圈缠在套筒上，中间放磁棒，磁棒两端拴根儿小绳子，来回拉磁棒，用改变磁棒相对位置的方式来选台。套筒是纸的，照这样中央台、天津台来回来去听，来回来去拉，来回来去磨，寿命很有限，所以是“因地制宜”，是“简易过渡”——意思是你先对付着听，过几年生活水平提高了，它也磨坏了，到时候再买好的吧。
这种收音机首批上市是一九五五年，不加运费的本地市场价六十八块钱，还是超过了半头猪。但是我买的这个比较便宜，大致是那时的半头猪。我们是本厂职工，可以分期付款，而且是内部成本核算价，四十二块五。我这家庭那时和现在一个样，始终是中等，那时候只有个我自己焊的四灯机，所以我也买了个。买的时候我觉得这机型简陋，但是外观整齐，抽空儿把电路改一改，把原来那四灯机的元件和它凑一块儿，能够弄成个好机器。但是我后来一直忙，它也一直响，就没心思动它了。
听到六几年，我买处理品元件组装了个晶体管的超外差，就把它收在顶棚上。那时我家住平房，用不着又舍不得扔的小东西全都上顶棚。七六年闹地震，倒了一面大墙，但是房没有塌，屋里的缝纫机什么的全毁了，它高高在上一点儿没伤着。然后，八零年往楼上搬家，那时我已经觉得它比较珍贵了，爱人说扔了吧，我说不能扔，一留就留到现在了。
一直有得忙，革命工作嘛，怎么可能不让你忙呢？思路打开后，除了这一种，我们又搞了面向中等收入以下的城市家庭的机型，面向广大农村的机型。这些机型比这个普及型的指标还要低，面向农村的只有一个电子管，民族特色也没了，四四方方的木头匣儿，接上比现在的电视天线还要高的室外天线，好歹能响。但是，即使是这种好歹能响的收音机，也得三十来块钱，如果折成猪，是当时的四十多斤肉。
为什么这样搞，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就需要说到我们的周总理了。周总理曾经视察广播器材厂，那时候他很动感情地讲：我希望几年后你们的收音机只卖一根扁担钱，让全国人民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都能听到北京的声音。现在看，周总理的这个愿望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在八十年代初的几年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这可不是靠我们压低成本就能达到的，更重要，更关键的是我们国家得让家家户户富裕起来，让人民有最起码的购买力。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时还是电子管和大元件的天下，把成本压到半头猪都如此艰难，一根扁担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不是只卖一根扁担钱，那时的家家户户就不可能买得起。所以，真正完成这件事，需要社会的改革，但又不仅仅需要社会的改革，还需要有电子行业的技术革命，需要半导体，需要元件集成化。
现在的收音机已经不值一根扁担钱了。这变化是两头儿凑出来的，扁担那一头儿需要好木头，加工起来也比较费时费力，不断地涨价；收音机这一头儿正相反，因为电子行业的技术革命，它已经完全不算个物件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比周总理希望的还彻底，现在是你花买一公斤多猪肉的钱就可以买个收音机听着玩儿，花两公斤猪肉也换不来扁担了。
我送给你这个收音机，也送给你一个结论吧：这机型，以及我们以后搞的很多机型的确很简陋，的确有很多设计非常不合理，但是，我们说了这么多，最后也应该有句公平话——它毕竟是收音机，它能响，它给很多人带来过欢乐。我想你能懂，这就是我的一辈子，我这一辈子活得不太好，但是因此还值得。
编辑+配图：收音机评论译介 来源：广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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