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督最初是监督军队的临时之职，东汉光武帝时因为战争频繁，军队出征时暂时设置督军御史以监督诸军，这就是都督制最早的起源。

东汉王朝是在地主豪强的辅助之下建立的，因此汉光武帝等东汉皇帝都不敢对地方豪强采取过于强烈的打击政策，致使东汉时期地主豪强势力极度膨胀，甚至可以直接对地方行政进行干预。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地方军权为私人所用，东汉削减了郡国的国家军力。结果，地方基层的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地主豪强来维持，继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地主豪强武装。

随着东汉王朝日益腐败，地方的农民起义越来越频繁。地主豪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开始替代中央镇压农民起义。黄巾起义之后，汉灵帝将天下十三州部在刺史基础上，又加派牧守，总理州中事务。由于长期以来东汉没有在各地的郡国中设立正式军队，这些空降而来的州牧，只能依靠地主豪强的私人武装，平定各地的起义叛乱。这也使得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有了正式名分，成为国家所依赖的重要武装力量。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受大将军何进征召，进京讨伐十常侍，立下大功。董卓进入京师以后，各地军阀四起，地主武装力量就成了维护军阀霸权的中坚力量。即便是后来统一北方的曹操，对待这些私人部曲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统领地主武装的首领就被称作帐下都督或部曲督。同时，又有某些统帅一军或一个军区的主将，被称为持节都督。

随着战争规模扩大，一些实现局部统一的军阀也被加封了这一头衔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领袖，比如袁绍就有都督冀﹑青﹑幽﹑并四州的荣誉。随着曹操势力的不断强大，为了防御西凉的马腾、南方的刘备和孙权等势力，曹操在西线凉州地区，以重臣钟繇为司隶校尉，持节都督关中诸军，驻守长安。曹丕继位之后，又将多个州分为五个都督区：曹真都督雍、凉两州，曹仁都督荆、扬、益诸州，曹休都督扬州，臧霸都督青州等，这些人各自负责一个方面的军事工作，都督所管辖的地区被称之为都督区。除此之外，孙权、刘备也各在其边境建立都督区。人们所熟知的江东周瑜，就是孙权帐下的江东水陆军都督。

都督制度的设立，在初期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尤其是曹魏在防御蜀汉的战争中，总领西线军事的曹魏指挥官如曹真、司马懿等，都对诸葛亮、姜维的北伐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尽可能地调动了都督区内的军力、民力、财力等资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都督制在士族地主崛起的大环境下，起到了巩固国家统治的作用。

然而，都督制也带来了困扰中国历史的顽疾：外重而内轻。魏晋的都督有时不仅仅是地方的军事最高首领，同时还可以兼任刺史。理论上都督和刺史是分开设立的，曹操统一北方时，除了极个别的都督可以兼领太守刺史，绝大多数都是文武分设。但是随着都督区的固定，为了方便上下协同管理，都督渐渐开始连续兼任数个州的刺史。这样一来，大片区域的军政大权就落入了一人之手，后世唐朝的藩镇节度使情况也与其类似。结果都督区就成了高于州之上的常设军政机构，外重内轻的局面因此形成了。

在司马懿篡夺曹魏政权期间，王凌、毌丘俭和文钦、诸葛诞先后发动叛乱。三场叛乱就是著名的“淮南三叛”。这三场叛乱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这几个主谋都是扬州都督（文钦除外）。其次，这三场叛乱都是速起速亡。也正是这三场叛乱，已经充分体现出都督制度的破坏力。不过这三场叛乱，都是打着反对司马氏的旗号进行的，司马父子把持的中枢应对得体，三场叛乱被快速平定，暂时掩盖了都督这一制度的缺陷。

自曹魏时正式设立都督区的70年间，虽然各地偶尔叛乱，但政权统治还在中枢，一支7万人左右、战斗力强大的中央禁军是其保障。朝堂基本上下一心，外重内轻并没有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但这一切都随着永熙元年（290年）晋武帝司马炎驾崩而改变了。司马炎驾崩后，著名的“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继位，虽然司马衷本人性格纯良，但是能力实在不堪。朝中大权落入皇后贾南风之手。在一系列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八王之乱”爆发。

以往提到”八王之乱”，首先想到的都是因为西晋错误的分封制度才导致“八王之乱”的爆发。但实际上，西晋诸侯国虽然确实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但是这些武装部队的数量都很少。西晋的封国分为大国、次国和小国三等，即便是大国所拥有的军队数量也不过5000人。但在“八王之乱”，赵王司马伦被击败的战役中，双方死伤就超过了10万。很显然，仅凭地方诸侯国所辖有的部队，战争不可能达到这样惨烈的程度。事实上。诸侯王们所依靠的军事基础就是各地都督区所辖的部队。

八王分封图

永平元年（291年），“八王之乱”的范围还只是停留在洛阳都城之内，因此战争规模有限。而自元康九年（299年），“八王之乱”演变为全国内战。此时，西晋主要有豫州都督区、邺城都督区、幽州都督区、关中都督区、沔北都督区、荆州都督区、青徐都督区、扬州都督区这“八大军区”。而“八王之乱”后半段的核心，除了司马家几个诸侯王及其门客之外，八大都督区的大厮杀才是战场主角。战争第一阶段，赵王司马伦依靠中央禁卫军和幽州都督王浚、沔北都督孟观的支持悍然称帝。与之对抗的齐王和成都王则分别依靠扬州都督、豫州都督和邺城都督。就此，他们掀起了第一轮诸侯大厮杀。

这一回合，赵王司马伦中央军全军覆没，沔北都督区被摧毁。而齐王司马冏滥用民力，使得治下的豫州都督军团损失惨重，邺城都督区也遭受重创。占据长安的司马颙则依靠常年防备西北少数民族势力、最为强大的关中都督区20万大军，游走于各方势力，其他诸侯王也不敢轻易招惹他。最终其在付出10万人惨死的代价之后，推翻了赵王司马伦。

当各大都督区的混战进入第二阶段，齐王司马冏专权跋扈被杀，而企图替河间王司马颙谋害长沙王的李含等人也被杀死。为了夺取中央政权，河间王司马颙派遣“吃人”大将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自函谷东趋洛阳”，又教唆成都王司马颖攻打洛阳，“颖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此外，司马颙又纠集齐王司马颖豫州、扬州的旧部，“武帝族弟范阳王都督豫州诸军事。上表陈罪状，且言：‘勒兵十万，欲与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共会洛阳，请长沙王废还第，以颖代辅政。’遂举兵”，共计30万大军进攻镇守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

然而司马乂着实是军事奇才，加之手下的祖逖、顾荣、苟晞都是国之栋梁，洛阳军先后击杀司马颖一系军队15万人。结果关中、邺城两大军镇损失惨重；加之荆州、扬州百姓不堪司马颖一派的盘剥，在起义军领袖张昌的带领下，爆发大规模起义；扬州都督区受到重创，豫州、沔北都督区下武装被彻底摧毁。而幽州都督王浚则开始偷偷勾结少数民族武装，叛离了中央。终究虎落平阳遭犬欺，东海王司马越趁司马乂羸弱之际，背叛朝廷投靠司马颙，成为“八王之乱”最后一个玩家。长沙王司马乂被活活烧死，最终成都王司马颖以一系列的惨胜而结束。

此时，西晋王朝在都督区军权过重、外重内轻的状态下，连续损失了豫州、荆州、沔北三大军镇，关中、邺城、扬州都督区遭到重创。幽州都督王浚更是私下背叛中央勾结乌丸、鲜卑。此时，西晋不仅有诸侯王祸起萧墙，边关异族也开始蠢蠢欲动，匈奴人刘渊离开成都王司马颖，在并州积蓄势力；巴族李特等在益州、梁州攻城掠地；张昌起义横扫荆州、徐州、江州等地；左将军陈敏趁机割据江南……然而，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西晋形势图

新崛起的司马越趁着诸王衰落之际收买人心，在被疲惫不堪、勾结外族的成都王司马颖击败后，勾结幽州都督王浚、河间王司马颙和乌丸、鲜卑袭杀司马颖。邺城都督区被摧毁。随后又趁着司马颙占据洛阳威慑东方之时，迫使东平王、青徐都督司马楙让出了西晋最后一个都督区。经过长期鏖战，攻杀了河间王司马颙，并且摧毁了西晋最强大的关中都督区，也使得青徐都督区损失惨重。

从以上可以看出，“八王之乱”远远不是地方诸侯国叛乱那么简单，其背后有着十分深远的军事、政治甚至经济制度的缺陷，尤其是八大都督区制度。八王的主要活动范围和军镇分布有着巨大的重合性。尤其是齐王、东海王、成都王和河间王都是依靠地方军镇。长沙王、赵王主要依靠中央禁军（长沙王时期中央军吸收了一些地方部队得以重组）。然而，随着豫州、沔北、荆州、关中、邺城都督区的被毁；青徐、扬州都督区遭到重创以及幽州王浚的割据，全国上下几乎无兵可用，而东海王司马越也似乎成为最大的赢家。但是国破山河碎的西晋，已经无法控制北方多民族南下的势头，在五个少数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之际，“永嘉之乱”成为压垮西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