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厉公平日生活奢侈，而且他有许多宠臣。“鄢陵之战”过后，晋厉公想要除去现任大夫，并改立自己的亲信。

胥童就是其中一员。他的父亲胥克曾经遭到郤缺的罢黜，因此他对郤氏家族怀恨在心。胥童最终选择投靠晋厉公，并且得到了晋厉公的宠信。

晋厉公和郤氏家族乃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这也是胥童选择投靠晋厉公的原因之一。表面上看，胥童是杀害“三郤”的凶手，但实际上，胥童仅仅是“三郤”遭到诛杀的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三郤”杀害了伯宗。

《左传》云：“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那么，伯宗和栾弗忌是什么人？

栾弗忌因为相关史料和资料很少的缘故，现在已经不可考了；而伯宗则多次出现于《左传》的记载。当年，也就是周定王十二年（前595年），楚使申舟出使齐国途中路过宋国、被宋人杀害，为替申舟报仇，楚庄王随即于九月间兵发攻宋。“十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汙，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俊才虽多，何补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怙其俊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而待之？不讨有罪，曰：“将待后。”后有辞而讨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尽在狄矣。’晋侯从之。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酆舒奔卫，卫人归诸晋，晋人杀之。”

伯宗

周简王元年（前585年）“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甯相、郑人、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师于鍼，卫人不保。说欲袭卫，曰：‘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卫唯信晋，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若袭之，是弃信也。虽多卫俘，而晋无信，何以求诸侯？’乃止。”

从这些记载看来，伯宗能够在晋景公面前直言不讳，晋景公均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梁山崩塌时，晋景公为了听取伯宗的意见，甚至派车接送伯宗。因此，伯宗不仅受到晋景公的重用，在晋国诸大夫中，伯宗也应该是属于“老牌顾问”的角色。那么，伯宗妻子对伯宗的评价——“子好直言，必及于难”，是正确无误的评价。

然而，伯宗并不见得是因为自己直言得罪“三郤”，以致身亡。

先来看看“三郤”的情况。在“诛杀赵同、赵括事件”中，不难看出晋景公、栾书、“三郤”的态度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三郤”始终效忠于晋厉公。

当晋厉公发动亲信攻打“三郤”时，郤锜得知消息后立即计划起兵反击，此举却遭到了郤至的反对。“厉公将作难，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敌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闻之，郤锜欲攻公，曰：‘虽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谁与我？死而多怨，将安用之？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后矣！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正因如此，“三郤”失去了反抗的机会，三人在第一时间全数受戮。

《左氏春秋》

然而，郤至临死前所言，与《左传》先前记载的郤至，简直是判若两人。这就能解释为何杜预会说：“传言郤至无反心”。

其实不仅如此，郤至乃至郤锜、郤犨始终都是忠于晋国公室的，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跋扈骄傲就视晋国公室于无物，也就是说，他们的性格缺点并没有影响他们对晋国国君的忠诚。

因此就能推论出——“伯宗之死事件”与晋厉公企图除掉诸大夫，两者之间是绝对有关联的。

《左传》中多次记载晋厉公平日生活奢侈。在伯宗服侍晋厉公的父亲晋景公时，晋景公尚且对伯宗敬重有加，而且伯宗在诸大夫中的地位和声望必定不同于其他人，再加上伯宗个性好直言，史书虽然并未明确记载，但是可以判断出——伯宗必定曾经多次劝谏晋厉公，并且造成了晋厉公的不满。

晋厉公

但是晋厉公并不想让自己背负杀害贤良老臣的罪名，因此，他想要假借“三郤”之手除掉伯宗。也正因如此，“三郤”才能有在晋厉公面前诬陷中伤伯宗的机会。

既然“伯宗之死”，乃是晋厉公授意，那么“三郤之死”，实际上与杀伯宗和栾弗忌无关。整个事件其实都是晋厉公一人策划的，而“三郤”则成了无辜的替罪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