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武梁祠——石刻图像艺术展”在山东博物馆开展，展览将持续一个月。虽然本次展览规模并不是很大，但依然吸引了众多观众。这和武梁祠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有关。

中国汉画像石艺术的杰出代表

汉风遗韵，石载千秋。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常在4日举行的展览开幕式上表示：画像石是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因主要流行于两汉时期，所以常称为汉画像石。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汉画像石具有质朴、深沉的民族本土艺术特色，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而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是中国汉代画像石艺术的杰出代表。

这其中，以武梁祠为代表的武氏墓群石刻又分外耀眼。武氏墓群石刻，是东汉时期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典型的一组石刻画像建筑群，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画像石阙、圆雕石狮以及部分画像石祠堂和石碑。该组石刻配置规律而严谨，石狮、阙、碑、祠堂一应俱全。

其中，武梁祠是武氏墓群石刻中唯一可以较为完整复原的祠堂，为武氏家族成员之一武梁(78-151年)而建，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目前所见中国古代艺术形象最早的范本

山东博物馆石刻文物保护研究部主任王海玉告诉新黄河记者，本次展览整体上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武氏墓群石刻介绍。第二部分是武氏石刻画像的概观介绍，以及武梁祠西壁、东壁、后壁画像石的拓片。

伏羲和女娲

武梁祠东、西、后壁内容丰富多样，涵盖远古帝王、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多个方面，这些丰富而系统的画像，已成为目前所见中国古代艺术形象最早的范本，在中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比如伏羲女娲的图像、黄帝的图像、大禹的图像，以及荆轲刺秦王的图像、闵子骞的图像等等，人物故事图像配以榜题，图文互证，可谓“史记列传式”的形象记录。

黄帝和大禹

在艺术手法上，武氏祠堂和石阙画面采用凿纹减地平面线刻技法，部分细部施以阴线刻，雕刻技艺高超。画面分层分格、布局精巧，自上而下依次为：天界神仙异兽、历史人物故事、社会生活图像，各层之间以卷云纹、双菱纹、垂幛纹等组合花纹带或横栏相隔。画像内容精美，浪漫与写实兼具。总体来说，武氏画像石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是汉代画像石艺术的巅峰之作。

王海玉介绍，此次展览的第三部分是武梁祠之外，武氏墓群石刻中其他部分的画像石拓片。第四部分是“武氏风格画像”，比如嘉祥宋山第四石的画像。据武梁碑的碑文记载，武梁祠为“良匠”卫改制作。武氏风格画像由东汉时期鲁南高平国（今邹城西南、微山东北地区）一带以卫改为代表的石刻工匠集团所创，在同时代石刻艺人中，该派系活动范围最大，留传作品最多，他们以精细的图像安排、娴熟的雕刻技法，构建了璀璨夺目的汉代石刻艺术世界。

展览的第五部分是“武氏画像溯源”。武氏风格画像来源可追溯至东汉章帝时期（76-88年）的长清孝堂山石祠。孝堂山石祠是我国迄今保存于地面的最早的一座房屋式建筑，其流利的线刻技法、饱满的画像布局、丰富的题材内容和独特的建筑结构，对武氏祠堂建筑和武氏风格画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展览的第六部分则回顾了千年来对武梁祠的保护和研究历史，对于武梁祠最早的著录来自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此后，对武梁祠的研究和保护千年不绝，武梁祠也因其巨大的历史、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手电筒一照，拓片上的人物就“活”起来了

新黄河记者在展厅现场看到，本次展览的主要展品是画像石的拓片。传拓是我国的一种传统工艺，大约在6世纪的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在当日的开幕式上，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常介绍，山东博物馆十分注重传拓技艺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注重石刻文物拓片的制作和收藏。目前，馆藏古代石刻拓片资料已有10000余幅，基本包括了山东地区秦汉到五代全部的碑志、画像石、摩崖刻石资料，收藏拓片的数量、质量在省内首屈一指。

优秀的石刻文物拓片可谓“仅下真迹一等”，通过对精品拓片的展示亦可使观者领略不同石刻文物的风采，体会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本次展览展出的拓片，就是精选的山东博物馆馆藏武氏墓群石刻文物、孝堂山石祠、嘉祥宋山出土画像石拓片。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不仅在展厅现场播放《武梁祠》纪录片，方便观众全面了解武梁祠，还特别设置了先进的互动体验区域，观众只要站在展厅中一台电视的正前方，手持手电筒对着屏幕上的画像转动，被手电筒照到的部分就会变成一段彩色动画，非常有趣。这一互动体验的软件支持，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

记者:钱欢青 摄影:黄中明 编辑:吕冰 校对:刘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