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陶铸长期在广东工作，在地方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他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关注生产的重要性。

1965年，陶铸被调往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因长期在地方工作，不了解中央内部的真实情况，加之他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没有深交。所以，他的到来令江青等人十分高兴，并对他寄予希望。

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一举成为了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此后，在政治局的几次会议上，尽管会议内容多围绕批评刘少奇、邓小平展开，但陶铸始终没有发声。被问及原因时，他也实事求是地表示：“我刚来中央，不了解情况。”

陶铸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很快也成为了被打倒和针对的对象。

尽管陶铸和江青集团展开了争锋相对的争吵和对立，陶铸也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已做了“检查”，但在工作中，他始终坚持原则，展开顽强斗争。

得知陶铸的情况后，毛主席还特意找他谈话，并叮嘱他“不必介意江青”，还提醒他要“注意谦虚谨慎”。

从毛主席与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并没有打倒陶铸的想法。但形势的发展很快便超出了毛主席的预料。

在江青等人的筹划下，“打倒陶铸”的声音很快便传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并迅速点燃了全国的“热情”。

就这样，陶铸靠边站了，他被监禁在了中南海里，失去了自由。1967年3月起，针对陶铸的迫害持续升级，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管。

社会上关于他的各种批判文章层出不穷，一时间，陶铸成为了“叛徒”。虽然内心悲愤不已，但陶铸依然作出了“斗争到底”的决定。

1968年夏天，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往各地视察。不久，陶铸便被强行押去了批斗大会现场，遭受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折磨。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出现了头晕、呕吐的症状，但活下去的信念却从未变过。

尽管病情加重，但医生也只是给他开了一些胃药和去痛片。直到1969年3月中旬，陶铸腹部出现了一个馒头大的包块，才得以被送进医院。医生检查后，发现他患上了胆囊癌，需要接受手术。

尽管手术一切顺利，但不久后他的病情再度恶化，癌细胞开始扩散至其他部位，只能靠着止痛剂、麻醉药来缓解疼痛。

1969年10月，陶铸离开北京，被紧急疏散至合肥。此后，他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四十三天。这里的住处一天24小时见不到阳光，窗户、门被封死，除监管人员外，他见不到其他任何人。

如果说肉体上的疼痛并没能打垮他，但精神上的打击却彻底让他丧失了意志。因为他的亲哥哥陶自强竟然也诬陷他，这让陶铸百口莫辩，直接气倒在地，倍受打击。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之下，陶铸的病情急剧恶化。

11月30日，陶铸在这间黑暗的小屋子里逝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陶铸冤案被平反昭雪。中共中央为陶铸召开追悼大会。陶自强想要参加弟弟追悼大会的请求遭到拒绝。虽然他感到后悔、自责，但苦果已经酿成。

陶自强在1979年退休后，一直享受着老干部待遇，直到1982年7月病逝。临终前，他给侄女陶斯亮写去一封信，希望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能够得到原谅。时过境迁，陶斯亮在给陶自强的回复中写到：“我不再记恨你了。”

陶自强当时为何要诬陷自己的弟弟，我们并不知晓其中缘由，但他对陶铸的打击却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