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爱情最好的模样，那一定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两人互相扶持，将满腔热血倾注于革命事业。
鲜为人知的是，在周恩来于上海秘密从事隐秘的地下工作期间，周总理的身边还有一位“妻子”。而邓颖超还透露：
“一直以来，我们总不忘为她准备一双平底鞋，从不让她穿高跟鞋。”
那么，周总理的这位“妻子”究竟是何许人也？她与周恩来、邓颖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杨庆兰
南昌起义女兵中的“四大金刚”谈及南昌起义，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一群热血男儿集结在南昌城，打响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然而，在那场硝烟弥漫、战火连天的战场上，还有一群特殊的身影尤为引人注目——一支30人的女兵队伍，可以说这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
在那个封建的年代，女性常常被束缚在家庭之中，“相夫教子”成为了她们的宿命，很少有女性能够步入学堂接受教育，更别提投身军旅了。
然而，正是在这片看似沉闷无望的土地上，却孕育出了第一支女兵队伍。
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举行了开学典礼，200多位头戴军帽，腿打绑带的女兵，昂首挺胸地站在队列之中，而这就是黄埔军校的“女生队”。
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仅5个月的时间便解散了，但却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巾帼英雄，其中不乏有我们所熟知的：赵一曼、胡筠、曾宪值等。
而南昌起义中的女兵队伍，也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女生队，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有着女兵“四大金刚”之一——杨庆兰。
杨庆兰在参加革命时，只有15岁，她不愿被包办婚姻，她不愿被束缚在狭小的家庭范围内，与她那未曾谋面的未婚夫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
于是，她选择了逃离，背着父母，带着满腔热血，奔赴武汉，报考了黄埔军校的女生队。却没成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形势急转直下。
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湖北的新军阀也发动叛乱，攻打武汉。为此，黄埔分校内的学员们迅速赶赴前线战斗。
女生队的学员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抬伤员、救治包扎，做战地救护工作。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女兵们跟随部队，在沿途中为当地的百姓传播革命道理，并带领他们打土豪、分浮财。
随着武汉局势的日益危急，校方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让学员们提前结束学业，恽代英在毕业典礼上说：
“同学们，眼下的形势不容乐观，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你们可以选择回家，也可以选择跟随部队。”
7月25日，武汉分校女生队解散，大部分学员脱下军服，回到了家乡；另一些人则跟随着部队走。
之后，杨庆兰突然接到了上级要他们“打野外”的命令，也就是沿长江而下，参加南昌起义。
刚走到半路，就传来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的消息，这时，部队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一部分人认为时间紧迫，应立即追赶部队；另一部分人则不想再继续追赶，想就地解散，各回各家。
杨庆兰是铁了心的参加革命，她是绝对不会回去的，因此，双方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不过最终，在杨庆兰的坚持下，还是决定追赶起义部队，几天后，杨庆兰一行人终于追上了部队，再次回到了革命的大家庭中。
最初，杨庆兰被分配到了贺龙的部队，后来因战事吃紧，伤员增多，杨庆兰也就被调往去做救护工作。
不管是宣传工作还是救护工作，杨庆兰从未喊过苦和累，对她来说都一样，没有什么好怕的，都是一样为革命战斗。
正是因为她的坚韧不拔和无私奉献精神使得她在战友中赢得了“四大女金刚”之一的称号。
陈赓的救命恩人1927年8月，杨庆兰所在的先头部队在刚一进入江西，便立刻卷入了与国民党部队的激烈交锋中。
陈赓率领着部队从正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勇往直前，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占了三个山包。
等回过神来时，陈赓也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的两翼部队尚未跟上，自己已然孤军深入。
这个发现让他心头一紧，但他必须保持冷静。在后方部队未能及时支援的情况下，陈赓果断地做出了且战且退的决定。
而敌人也发觉了陈赓的境况，直接率部队陈赓的部队围追堵截，意图趁势一举将其歼灭于此。
由于敌人的攻势太猛，陈赓的一营在激烈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已经到了弹尽粮绝之际。
陈赓自己也身受重伤，左腿中弹，脚踝骨折，疼痛难忍，几乎无法动弹，跟别提走路了。
又担心敌人会打扫战场，就将自己的军装脱了下来，扔到了一边，躺在地上装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直到下午四时左右，我方部队在撤离时，杨庆兰察觉到了不远处的草丛中似乎躺着一个人。
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个人还活着。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俯下身子仔细观察此人的情况。
杨庆兰仔细地观察着对方的脸，越看越眼熟，待看清那人的面容时，她心中一惊，这不是陈赓吗？
此时的陈赓已经因为腿部中弹，失血过多而昏迷不醒，鲜血染红了田沟的水。杨庆兰没有时间多想，她迅速将陈赓背了起来，用尽全身力气向山下走去。
幸运的是，由于发现及时，陈赓只是失血过多，并没有其他大碍。在杨庆兰的救助下，他逐渐恢复了意识。
当陈赓再次见到杨庆兰时，他笑着感激地说：
“你一个女孩子家，竟然把我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真是不容易啊！了不起！”
之后，杨庆兰所在的部队被划归到了朱德的第9军指挥，朱德率部在三河坝坚守了三个昼夜，成功地抵御了敌人的进攻，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结束后，部队没有停留，继续前往追赶起义军，途中，却得知起义军的主力已经全部失败。
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和希望，朱德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隐蔽北上。而队伍中的女兵则被安排返回武汉，与中央军委取得联系。
这些女兵们心里明白，自己的体能和耐力相较于男兵确实存在不足。如果坚持随部队进行隐蔽行动，很可能成为队伍的累赘。
因此，她们决定听从朱德的指挥，前往武汉。考虑到女兵们的安全问题，朱德可谓费尽心思。
考虑到她们是一群年轻的女同志，在回去的路上难免会遇到危险，因此专门为她们赶制了一批男子便装，以便让她们能够女扮男装，降低被发现的风险。
杨庆兰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小队的领队，临别之际，朱德叫住了她，向她叮嘱道：
“你们此次旅程遥远且充满未知，带上这封信或许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在遇到无法预料的状况时，也能作为一个应急之策。”
说罢，他从口袋中取出了一封信递给杨庆兰，在经过讨论后，女兵们普遍认为携带这样一封信虽然可能带来帮助，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
毕竟，在未来的路上，她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立场都难以预料。
万一遇到不支持甚至敌对共产党的人，这封信反而可能成为“催命符”，暴露她们的身份和行踪。
因此，她们最终还是婉言谢绝了朱德的好意，女兵们剪去了长发，穿上了便装，扛起了农具就上路了。
幸运的是，一路上并未遭遇任何危险或阻碍，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她们就顺利抵达了武汉，并与中央军委成功接头。
周总理的“妻子”回到武汉的杨庆兰，被秘密安排至情报战线，搞情报工作。随着中共中央的战略转移至上海，杨庆兰亦紧随其步伐，来到上海。
上海的形势更加严峻，白色恐怖如影随形，每一步都需谨慎，以防身份泄露，落入敌手。
而杨庆兰的角色，尤为关键——她不仅要负责周恩来与邓颖超的警卫安全工作，还需独当一面，执行组织赋予的各项特殊使命。
为了在这危机四伏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她化身为五儿、胖妹、阿江等二十余个假名，在不同的身份间自如切换。
她与邓颖超，时而扮作姐妹，时而化成姑嫂，穿梭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当与周恩来同行时，她又扮作他身旁的伴侣。
周恩来一身洁白西装，头戴别致灯草皮帽；而她，则身着红色旗袍，轻点朱唇，两人携手，恍若一对“神仙眷侣”。
邓颖超心思细腻，察觉到杨庆兰高挑的身姿，约莫一米七许，若再踏上高跟鞋，难免显得有些突兀，显得不那么协调，因此，邓颖超才会说出：
“一直以来，我们总不忘为她准备一双平底鞋，从不让她穿高跟鞋。”
在上海工作的时间里，杨庆兰也找到了自己的爱情，那就是周恩来身边的秘书黄玠，两人在频繁的工作交流中，情愫渐生，最终决定携手共度余生。
起初，黄玠设想在夜晚9点之后，于附近的小酒馆低调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并希望周恩来能作为他们的证婚人，以避过国民党的监视。
但周恩来深思熟虑后认为，即便9点之后国民党的眼线减少，也难保没有其他未知的眼睛在暗中窥视。
于是，婚礼被安排在了他们的住所内，周恩来，这位既是他们的领导又是 “家长”，在温馨而庄严的氛围中，见证了这对革命伴侣的幸福时刻。
结语在那个女性地位低下、封建束缚深重的时代，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革命道路，成为人民军队中最早的一批女兵之一。
在南昌起义的烽火中，她与男兵并肩作战，展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勇气概。她多次化险为夷，成功完成组织赋予的特殊任务，展现了非凡的智慧和胆略。
杨庆兰是一位杰出女性革命者，我们应该铭记那些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先辈们。
参考资料
第一批“娘子军”.江西日报
揭秘：人民军队第一批女兵中的"四大金刚"．中国共产党新闻
武汉黄埔女兵杨庆兰——陈赓的恩人，周恩来手下的出色特工．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杨庆兰:南昌起义队伍中的“四大女金刚”之一——20多年前访问杨庆兰追记. 福建党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