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仁，知道这个名字的有几人？了解他的事迹的有几人？领悟他精神精髓的又有几人？能达到他那样的境界的又有几人？

王葆仁，字爱予，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1907年1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王葆仁父亲王锡山以教书为生，对他薰陶很深。王葆仁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民国十一年（1922年），他考入东南大学化学系，除依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习外，还赡养母亲、接济姐弟；在十分艰辛的条件下，他完成了大学学业，民国十五年（1926年）毕业时，还不满20岁，被留校任助教。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哲学博士学位。

王葆仁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与科研工作，为我国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有机、高分子化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王葆仁先生是我国高分子化学的奠基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的理事兼高分子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创办了《高分子通讯》（后改名为《高分子学报》）。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有机硅高分子、耐高温杂环高分子等的研究与应用方面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王葆仁先生是我国有机化学的先驱者之一，从事过许多当时前沿的有机化学课题，并对中国有机化学的发展提出很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他主编的《有机合成反应》深受化学工作者的欢迎并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当时国内从事有机化学研究工作的人寥寥无几，而王葆仁开展的都是当时有机合成的前沿课题——硝基甲烷的合成、格氏试剂化学反应、环己烷螺旋丁内酯等的合成研究。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论文。

王葆仁认为，在有机化学的发展中，炼焦工业的发展和染料工业的需求，使有机化学中的芳香族化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导致染料化学的出现；而对杂环化合物的广泛研究，又发展了药物化学。上世纪40年代，王葆仁的研究转到合成染料与药物研究方面，兼顾理论研究。在湄潭浙江大学，他曾指导学生制备海昌蓝、DDT、味精，研究中药鸦旦子和合成磺胺新衍生物的药物等，以期找到疗效更高而副作用又少的磺胺类药物。在当时风行磺胺药，但又尚未发现磺胺衍生物新药的情况下，这个构思说明了王葆仁的远见卓识，遗憾的是当时限于试剂与药理等条件，没有取得应用成果。

王葆仁

王葆仁认为，电石工业的需要促进了炔烃化学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以后，以石油化工为基础的烯烃化学，使石油化工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天之骄子，化学给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增添了异彩。他说：“有机化学由芳烃至炔烃又至烯烃的历程，促使我想到烷烃的问题。”同时，他认为我国石油中蜡的含量很高，可以对烷烃进行有控制的选择性反应。自1978年起，王葆仁指导开展了烷烃化学的研究，分别从氯、亚硝基、磺酸基等自由基对烷烃进行取代反应及从卡宾等活性中间体对烷烃化合物进行插入反应。通过系统研究，总结出几类取代基的指向规律，找到了制备两种氯代烷烃的方法，提出了简单烷烃自由基能够发生12重排的观点。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

“20世纪科学史中，高分子科学的发生、奠基和发展是最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30年代才知道什么是高分子，到40年代，不但在科学上，而且在应用和工业生产中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化学学科中，高分子的研究风靡全球。这种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充分显示了科学与技术在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中的无比巨大的力量。高分子科学短短几十年的进步和产生的社会影响证实了这种论断。”胡亚东这样介绍高分子的作用和地位，他是中国最早聆听高分子大学课程的学生之一。

“1951年，应庄长恭所长的邀请，王先生从浙江大学调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协助建所和主持工作。1953年，随着国家经历了3年经济恢复时期开始转入‘一五’计划建设热潮，王先生在积极开展有机化学研究的同时，毅然选择了陌生的当时还处于发展初期的高分子化学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分别以制备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即有机玻璃）和聚己内酰胺（即锦纶）作为研究任务。”化学所研究员王有槐回忆说，当时王葆仁直接指导3个课题组，“孙树门、杨承淑和我分别任组长”。

“先生总是亲临科研第一线，坚持每周进行工作汇报。他对课题负责人只抓研究路线、关键问题和进度，对于具体分工、细节，他是不加限制的，比较宽松，便于课题组长发挥作用和积极性。”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杨承淑曾撰文回忆同事王葆仁先生。

“他带领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边工作、边学习，迅速完成了有机玻璃和锦纶的研制和工业化数据这两项军工任务，率先在我国试制出第一块有机玻璃和第一根尼龙６合成纤维，以后分别转至沈阳化工研究院和锦西化工厂扩大生产，成为我国最早的高分子工业产品。”王有槐说。

王葆仁

王葆仁认为，高分子化学挑选课题必须从国计民生出发，同时不应忽视基础理论研究。他主张高分子科研工作必须与我国石油化工大品种的生产实践相结合，必须为生产服务，但也应开展应用基础研究以指导生产。

随后，王葆仁又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成立了高分子物理化学和有机硅2个研究组。新中国的高分子科研队伍就这样成长起来，也为大学和产业部门培养出一批高分子专业人才。

1956年，国务院制订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王葆仁负责“高分子与重有机合成”重点项目和高分子科学的学科规划，随后他又担任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化学组成员及高分子分组组长。1962年，他参加了第二次全国科学技术发展10年规划工作。

“每次会议，王先生都与分组成员一起殚精竭虑，十分注意保持高分子这门年轻学科的整体性，使之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一起列为化学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先生还多次建议大学化学系将高分子化学科列为必修课目，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同样重视。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先生更是多方筹划、负责主办高分子化学系，这是当时国内外最早办的高分子学系，早期的毕业生现在都成为主要的科技骨干力量。”王有槐说。

同年，中科院在北京筹建化学研究所，他率领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研究组全体成员来到北京，担任化学所副所长，分管高分子方面的工作。

胡亚东

“在他的指导下，化学所在烯类聚合、缩聚反应、高分子物理化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有机硅、有机氟高分子和离子交换树脂与膜等新材料的研究，为发展我国的合成纤维和塑料树脂科学与工业作出了较大贡献。”胡亚东说。

“先生很重视通过学术报告来培养、锻炼业务骨干，推荐他们在全国性学术报告会上作综合性大报告。先生总是认真审查论文报告，几次提出问题，有时还补充数据，最后再作文字上的修改，非常负责。先生推荐的报告，不仅锻炼了报告人，也深受听众的欢迎。”杨承淑回忆说。

为了交流高分子科研工作经验和尽快将科研成果公诸于世，1957年，王葆仁负责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高分子学术期刊《高分子通讯》，由他历任主编直至谢世。由于王葆仁的严格认真，使这份刊物达到了高水平，赢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王葆仁

1954年以来，王葆仁倡导组织了系列高分子学术论文报告会，此后十多次会议均由他主持、领导，每两年召开一次。他事必躬亲，精心规划，树立了良好的科学态度和学术气氛。他坚持这门年轻的学科应保持整体性，在化学学科中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等一视同仁，列为二级学科。他的意见得到化学界的支持，在中国化学会内设立了高分子学科委员会，一直由他担任主任委员。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委员会一直学术气氛浓厚、团结协作，开展了各方面的学术组织工作。

王葆仁也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曾多次接待高分子访华代表团，也多次率团出访苏联、日本、美国等地，宣传了我国高分子的成就，了解到最新国际动态并和很多国际知名的学者建立了友好联系。

如果说有机化学和高分子研究是王葆仁的中心事业的话，那教育——上课和担任系主任等教育管理工作——是他事业不可割舍的另一半。

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东南大学毕业后，王葆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从德国回国担任同济大学化学系教授、理学院院长、化学系主任；民国三十年（1941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担任浙大教授兼化学系主任；1951年应庄长恭所长的邀请从浙大调往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56年应中科院化学所邀请，来到北京担任化学所副所长；1958年负责筹建中国科技大学高分子化学系。王葆仁的科研和教育经历历经60个春秋，就像他自己形容的——“我的一生就是为年轻人铺平道路来攀登科学事业高峰”。

大二上过王葆仁的有机化学课的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竺安至今记忆犹新：“第一堂课，王先生就开宗明义，‘学我的有机化学，没有100分，80分就是高分’。我们一听这话就觉得他要求很高。其实王先生的意思更为深远，世界上有上千万种合成物，有机化学的内容浩如烟海，学习没有止境，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要拘泥于书本，这完全不同于当今社会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现在每年都热捧高考状元，我认为科教界不要追逐100分，不要追逐第一名，学无止境。”

王葆仁

王葆仁十分重视基本概念，认为基础课比选修课更重要，必须使学生弄懂基本概念、打好基础。因而他总是紧紧围绕基本概念来讲解。他不但讲实验结果，还从分子结构上阐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物质为什么会具有这些特性。在讲化合物的性质时，往往用电子理论予以解释；在讲化合物的结构时，又善于用分析综合的方法进行；在讲授有机天然产物课时，他着重介绍用化学反应判断化合物分子结构的方法。

“我们最喜欢听先生的课。每当上先生的课，大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当他一站到黑板前，大教室鸦雀无声，大家都全神贯注地跟着他的思路飞奔。他以简练的语言、秀丽的板书、条理清晰的讲述，把我们引入了千变万化、奥妙无穷的有机化学世界。先生讲课时的音容笑貌，我们至今历历在目；先生讲课时举的生动例子，我们至今仍牢记在心。”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杨玉昆说，自己从本科到研究生，有幸直接聆听王葆仁教诲长达8年之久。

王葆仁十分重视科学实验，讲究操作精细、技术高超、准备充分、秩序井然。他认为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如果学生不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灵巧的双手，很难成才。他任教期间，每天都去实验室。即使在他兼任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期间，也不例外。他对实验操作要求十分严格，一套合成仪器安装好以后，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侧面观察，都不能歪斜，甚至实验台上、仪器柜内的物品摆放都必须井然有序、整齐清洁。倘若违反操作规程，立即停止实验。

杨福愉说：“1949年我在浙江大学化学系做毕业论文时，王先生作为系主任，工作教学任务繁重，但他仍多次到实验室指导我们作实验。”

日寇入侵后，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同济大学经费拮据，一再迁徙。“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同济大学从上海迁徙到浙江金华、江西赣县、广西八步、云南昆明等地，在日军轰炸的逼迫下，同济大学想再次搬迁。1940年，时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王葆仁被派往李庄考察并筹备迁移事宜。尔后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也迁徙到了李庄。”化学所研究员胡亚东说，他翻阅《李庄往事》时发现了王葆仁先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迹。

陆熙炎

在学校一再迁徒的战争环境中，王葆仁依然设法筹建实验室，亲自动手从事作研工作。“王先生曾经带学生在破庙里做实验。我1948年在浙江大学读大二，浙江大学已搬迁回杭州，用木炭炉代替煤气灯，每人发把扇子，用两个水桶上下提水作为冷凝用水，将手摇油泵作减压蒸馏及真空过滤等。就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国教育仍培养了那么多人，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是王先生他们这辈人永不磨灭的功勋。我们今天要崇尚这种精神。”陆熙炎说。

“我的实验是在昆明作的，当时条件非常差，没有水，没有电，但照样作实验，照样能学到东西。我认为科学本身还有精神问题，光靠钱、大房子和好仪器是没有用的。科学和教育一样，还是靠大师。王先生虽然看起来很小很弱，但一直很坚强，很少抱怨周边的环境。”唐有祺说。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赴浙大参观访问，看到实验条件那么简陋，而他们却那么顽强地工作，深为感动，他说浙大的学术气氛可以媲美于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赞誉当时的浙大为“东方之剑桥”。

“王葆仁先生是一位严师，他对我们学习、文献查阅、总结和实验设计都很严格，但从不无故训斥我们。有一次，他到实验室来，看到我作实验时实验桌上很乱、工作服也很脏。他就批评我说：作实验也要有条不紊，想好了再动手。他还告诉我，当年他在德国作有机化学实验时，经常穿着西服动手，从不把西服弄脏。从那以后，我作化学实验时经常想到这些话，后来也常常用先生的这些话去教育和要求我的学生。”杨玉昆说。

“我记得王先生还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有次作实验，一个学生说找不到天平的砝码了。王先生说实验用的砝码永远只能在两个地方：天平上或砝码盒里，化学老师只让你放这两个地方，正确使用天平是化学工作者的基本功。王先生治学严谨，在小的操作细节上也要求严格，科学上不允许差不多，差一点也不行，不能出现胡适笔下的‘差不多先生’。”竺安说。

王葆仁

王葆仁培养了上千名学生，弟子遍布海内外，有几位美籍华裔已是国际知名的有机化学家与生物化学家，当天到会的就有1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葆仁一直十分注重资料的收集工作，他兼取《有机合成》和《有机反应》的长处，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科研经验撰写出《有机合成反应》。这是一部十分珍贵与有价值的专著，深受化学工作者欢迎，198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这是王葆仁对有机化学所做的最后贡献，也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高分子科学在我国完全是空白。1953年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王葆仁从他原来从事的有机化学毅然转入高分子，在我国开拓了高分子化学研究工作，并为之奋斗了30余年。

有机玻璃

王葆仁致力于高分子化学，首先以接受制备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即有机玻璃）和聚己内酰胺（即锦纶）的任务为研究对象，带领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组全体同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苦创业，边工作、边学习，迅速完成了上述两项军工任务，率先在我国试制出第一块有机玻璃和第一根尼龙6合成纤维，以后分别转至沈阳化工研究院和锦西化工厂扩大生产，这是我国最早的高分子工业。

他坚持开展聚丙烯定向聚合的研究方向，曾亲自从事聚酰胺、离子交换树脂、有机硅高分子和金属有机高分子方面的研究工作，重点开展高分子大品种的合成方法，尤其是以成纤材料为主，也涉及有关的塑料树脂，并同时开展反应机理的研究，开拓了不少高分子科学的研究领域。他是我国高分子化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研究有机硅化学及聚合物的创始人之一。王葆仁一生共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有些曾被美国化学文摘所摘录。

王葆仁是中国化学会的永久会员。从中国化学会创建初期，直到王葆仁逝世前夕，他始终热爱化学会的事业，积极支持化学会的工作。1982年9月，当他刚刚访美归来，身体已感不适，但仍抱病奔赴南京，参加了“中国化学会五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他对化学会的深厚感情令人感动。1985年8月24日在中国化学会祝贺他从事化学工作60年的大会上，他将晚年疾病缠身、奋力疾书写出的《有机合成反应》稿酬及平日节余，共计一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中国化学会，经研究，化学会用此款设立了“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金”基金，自1986年开始颁奖。9月12日，王葆仁谢世后，化学会又陆续收到了海内外有关人士对此奖金基金的捐赠，这是王葆仁对发展祖国高分子事业所作的最后贡献，真可谓鞠躬尽瘁，殚精竭虑，为高分子科学献出了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