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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主流抗抑郁药源于“神经递质假说”，抑郁症被破解了？02、质疑声音越来越多：很多患者的神经递质没有异常03、神经递质浓度异常只是“中下游”，绝非病根
此图为AI生成
最近，我们在文章、视频反复强调，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不是“基因遗传性疾病”，科研人员花了至少30年，投入了巨大资金，都没有找到所谓的“致病基因”。
已经有学者开始意识到，寻找致病基因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个方向是错的。
那有的患者、家属可能会说，如果这个病的病因不是基因遗传，那会不会是大夫所说的“大脑神经递质浓度异常”导致的？比如五羟色胺啊，多巴胺啊等等。
这些家长说的现象确实存在。有些大夫已经意识到了，常见精神心理障碍并不是遗传性疾病，因为很多患者的父母没得病，患者也没有明显的家族史，这时候再“甩锅”给遗传，就明显说不过去了。
但很多大夫会说，“这跟大脑神经递质有关”“可以吃点药调节一下”，尤其是抑郁症。而且，不少精神科药物的机理就是用来调节神经递质浓度的，很多患者吃了也有效。
但是，如果深究起来，把患病根源归咎于神经递质浓度异常，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某个程度上，也是一种“甩锅”。今天这篇文章就详细说说这个问题，希望能帮助患者、家属、网友们看清楚真相。
01、主流抗抑郁药源于“神经递质假说”，抑郁症被破解了？
不知道有没有网友觉得奇怪：主流精神医学说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病因不明，机制也不明，那怎么还能开发出那么多治疗药物的呢？
其实，很多精神科药物的研发不是来自于疾病机制，而是来自于临床中的发现，然后科研人员开展研究，提出假说。
比如，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抗抑郁药“异烟酰异丙肼”一开始并不是用来治疗抑郁症的，而是用来治疗结核的。但是大夫们发现，这种药吃了以后，病人的胃口变好了，睡眠改善了，人变得有活力了，更愿意社交了。
这个意外发现令大夫们很高兴——这些好处，不就是抑郁症患者所需要的吗？正好当时还没有十分有效的抗抑郁药，大夫们就开始让抑郁症患者服用“异烟酰异丙肼”改善病情。
为什么这个药能改善情绪？
研究人员发现，有很多抑郁症患者的五羟色胺（也叫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浓度水平比较低，而“异烟酰异丙肼”正好可以通过一些机理，提高五羟色胺的浓度水平。
这些发现在当时掀起了“神经递质假说”的热潮，催生了大量关于神经递质浓度与抑郁症关系的研究。
其中，关于五羟色胺的研究最多，相关研发的药物也最多。现在主流精神医学中，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主要是SSRI类药物，也就是“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目的是提高患者大脑中的五羟色胺水平。
很多患者、家属熟悉的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西酞普兰及氟伏沙明，就是SSRI类药物，被誉为抗抑郁药的“五朵金花”。
当然，研究人员还根据关于其他神经递质的研究，开发出其他类型的抗抑郁药，比如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欣百达、文拉法辛、安非他酮等等）。
这些药物投入临床应用时，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效果非常显著，很多患者本来死气沉沉的，服药2、3周后，精神焕然一新，以前从没有哪种治疗方法能这么有效。
这让研究人员、精神科大夫非常兴奋，一度觉得找到了破解抑郁症的方法。直到现在，神经递质假说仍然非常流行，影响力非常大。所以不少从业人员认为，抑郁症就是神经递质浓度异常引起的，很多精神科大夫都这么说。
02、质疑声音越来越多：很多患者的神经递质没有异常
但是，神经递质假说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10多、20年来，随着人们对抑郁症的了解越来越多，质疑神经递质假说的声音和证据也越来越多。
首先，上面提及，很多抑郁症患者的神经递质浓度水平下降了，这只是部分的事实。还有另一半事实是：不少抑郁症患者的神经递质浓度水平没有明显异常，甚至有的还高了。
比如，拥有美国临床精神药理学专家执照，还担任Nature等学术期刊编辑的著名台湾学者陆汝斌教授曾公开表示：
“抑郁症患者血液、尿液和脑脊髓液中血清素（即5-HT）和去甲肾上腺素及其代谢产物，与正常人没有差异，甚至更高……有些患者确实是低，但也有患者是高，也有很多患者和正常人一样。完全无规律可循”。
还有，很多抑郁症患者服用了抗抑郁药，但没有明显效果。这样的患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占据40%到50%，临床上被称为“难治性抑郁症”。
另外，抗抑郁药进入人体后，往往几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提高神经递质浓度的水平。但是，临床精神科大夫都知道，常见抗抑郁药的起效时间至少2周。
显然，神经递质假说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问题的，尤其是第一个，很多抑郁症患者的神经递质浓度水平压根儿没有异常。
光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说“抑郁症的病因是神经递质浓度出现了异常”，这明显是不客观的。我们最多只能说，“有的抑郁症患者出现了神经递质浓度水平下降，如果服用相关药物，有可能可以缓解症状”。
这几年，有的学者提出了“抑郁症海马神经元再生障碍假说”，认为抑郁症的发生与海马体体积缩小有关，很多患者的海马体体积比健康人群小，而且患病越久，体积缩小就越严重。
还有学者发现，长期服用抗抑郁药可以帮助海马体“长大”，但这有一个过程，需要时间，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抗抑郁药起效慢了。
但是，这还是遇到跟“神经递质学说”一样的困境，不是所有抑郁症患者的海马体体积都变小了，也不是所有患者服药后都有效。
所以，希望患者、家属和网友们要意识到，不管是“神经递质假说”还是“抑郁症海马神经元再生障碍假说”，它们都只是一个假说，而不是证据确凿的病因。有一些研究发现支持这些假说，但也有不少研究发现与之相悖。
03、神经递质浓度异常只是“中下游”，绝非病根
除了上面的质疑声音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质疑“神经递质假说”的理由。而且这个理由不需要大量的研究，随便一个逻辑性比较强、脑袋比较清醒的老百姓就能提出：
“如果抑郁症的病因是大脑神经递质浓度水平异常，那为什么神经递质浓度本来好好的，会突然出现异常？是什么导致的？”
如果这个老百姓逻辑性更强一些的话，还会发现这个问题：
“大夫，你说孩子现在大脑神经递质浓度异常，这到底是孩子出现了抑郁症之后所引起的，还是说，这个异常先出现了，然后再导致了抑郁症？”
精神科大夫其实无法有理有据地解答上面2个疑问。尤其是第一个。如果被患者、家属问急了，大夫可能也很无奈，“这个病就是这样，现在还病因不明，可能是先天的，比如基因遗传”。
这样的回答让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没有任何意义。
其实，神经递质浓度水平发生异常是有原因的，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是——长期、慢性的应激事件，又或者是强度过大的刺激事件，都能导致神经递质过度消耗，超出人体正常的恢复能力，导致神经递质缺乏，浓度下降，于是个体出现焦虑、抑郁表现。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杨甫德教授曾经深入分析过这个问题。
他说，人的精神活动可以简化为一个“刺激-调节-反馈”的循环。外部事件会刺激大脑的神经中枢，改变大脑内神经递质的浓度，然后影响到人的情绪、意志、欲望、情感等等。而这又会反过来对人的认知形成反馈。
他还说，虽然大脑中神经递质的浓度异常跟抑郁症是有关联，但这只是整个环路的中下游，不是全部，更不是源头。
我非常认同杨甫德教授的这个观点，神经递质浓度异常、包括海马体体积减小等，都不是抑郁症的根源，而是中间环节。神经递质浓度不可能会无缘无故、突然地改变。否则，抑郁症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受神经递质自主控制的病症了，这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哲学问题。
不过，虽然神经递质浓度的改变是中间环节，可是它在脑细胞之间传递信息，可调节人的情绪，所以神经递质浓度异常了，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患者的情绪和行为，陷入恶性循环。
所以，根据上面的分析，抑郁症等精神心理障碍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其实，是外界的事件，也就是患者后天的经历，是心理社会因素。具体来说，是大量的病理性记忆，至少包括叠加性心理创伤，叠加性心理渴求，以及不理性的归因模式。
只不过，这些病理性记忆发生时都被人们认为是“小事”，患者时隔多年后，也想不起来了，事件记忆只储存于内隐记忆层面，所以它们与精神心理障碍的因果关系难以被发现。
这些病理性记忆单独长年累月地叠加、累积，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引发了病症。这就是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焦虑症、成瘾疾病等精神心理障碍的主要根源。
其实，临床上有些大夫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尤其是开始重视多个心理创伤的影响，2018年确立的“复合型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就是显著的进步。
但是，主流精神科大夫还是搞不清楚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的背后到底有哪些心理社会因素，因为很多患者的父母看起来很民主、很和善，患者也没经历过很多难过的事情。主流精神医学还是只能看表面，在外显记忆层面理解这些障碍，无法进入内隐记忆层面。
所以直到现在，主流精神医学中，常见精神心理障碍仍然是“症状学诊断”，“病因不明”。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醒广大患者、家属，要警惕一些医疗机构所谓的“脑神经递质检测仪（EFG）”，这极有可能是忽悠。
一开始，这个所谓的“医疗仪器”在“某田系”医疗机构中使用，大夫声称可以检测出多种大脑神经递质浓度的数值，然后“高的数值要调低，低的要调高”，病就能治好了，但价格高昂。
很多患者尝试后，却发现没有任何效果，才意识到自己被忽悠了。后来，一些公立医疗机构也出现了这类仪器，有的精神卫生中心甚至也使用。希望患者、家属们要提高警惕。
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神经递质学说”，更不是让患者、家属不要服药，而是希望更多精神心理从业人员、社会大众看清楚常见精神心理障碍的真正根源。
尤其是患者、患者父母，要免于恐惧，恢复理性，可以使用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缓解症状，但最主要的是，患者的病理性记忆要得到修复。患者父母可以通过学习“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和“自我家庭治疗”实现这一点，帮助孩子加快康复。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精神科从业人员能够改变认知，不要再耗费过多的资源研究致病基因、神经递质等生物学因素，也不要再向大众传递“非真实客观”的信息。
从业人员及时地打破认知边界，才能改变更多患者、家属的固有认知，为他们注入更多的康复信心和真正高效、科学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