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在《史记》之前，中国的历史书只有两类，一类是编年体，就是按年代来记述历史的，这其中最有名的像《春秋》，像《左传》，这是编年体的；另一类就是国别史，按时国家来记载历史的，比如说像《国语》，像《战国策》。没有纪传体的通史。所谓纪传体就是按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这一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所以从《史记》以后，中国所有的正史，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不过《史记》是纪传体的通史，其他诸史都是纪传记的断代史，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历史。《史记》和其他的史书虽然都是二十四史，但是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点，《史记》充满了爱憎之情，这一点是其他史书不具备的。本来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只要求客观地、公正地记述，不要求抒发感情。但是《史记》记述人物的时候，往往带着作者自己强烈的爱憎之情。他特别对一些悲剧人物，像《项羽本纪》写项羽，《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对这些人物的记述，《史记》可以说写的是悲歌慷慨，荡气回肠，非常令人感动。《史记》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对人物的记述融入了很多文学的手法。比如说“鸿门宴”，“鸿门宴”一直被选为我们高中语文课本的传统教材，达半个多世纪。“鸿门宴”简直就是一部小说。第三，《史记》还起填补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人物史的空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史记》的话，我们中华民族很多伟人我们今天就不知道了。比如说《论语》的作者孔子，司马迁在《史记》中间写了一个《孔子世家》，第一次完整地勾划了孔子的一生。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孔子的第一部，也是最权威的一部人物传记。《史记》还融入了作者对封建帝王的批判，这一点就更不简单。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司马迁在《史记》中间批判最尖锐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第二个是司马迁生活的当代皇帝汉武帝。一个史学家敢批判开国皇帝，敢批判自己的顶头上司，这是了不得的。没有胆量是不敢写的，司马迁既写了汉武帝广招贤才，最终成就大业的他的事迹，同时也写了刘邦心胸狭隘，杀戮功臣，语言粗俗，写了他很多不良的记录。至于对汉武帝的揭露更是比比皆是，这就是《史记》的实录精神，批判精神，这么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是谁来完成的呢，是司马迁。

司马迁的身世其实并没有特别之处，他是一个史官家庭，行过万里路，读过万卷书，双师从过当时的一些名师，这都是当时的一些普通的史官所具备的。那么是什么事件让司马迁完成了一个巨变，由一位普通的史官，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呢？是命运。

画外音：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司马谈去世之后，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的职务，继续在汉武帝朝担任史官。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阅读了大量的宫廷藏书，这些都为《史记》有写作做了准备。但是，如此家学，如此经历，如此条件的史官在中国封建社会不足为奇。充其量，司马迁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史官而已。那么，是什么事件使司马迁完成了由一位普通史官到伟大史学家的转变呢？公元前99年汉武帝时期，因为外交上的失败，汉匈关系又紧张起来，汉朝与匈奴的战端重开，汉武帝派自己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然而就是这次与匈奴开战，引发了后来司马迁命运的转变，那么在与匈奴的作战中，到底是什么事件改变了司马迁的命运轨迹呢？这个事件发生在汉武帝的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这一年，汉武帝派了一位将军叫李广利，此人是汉武帝最宠幸的爱妃之一李夫人的长兄，就是他最喜欢的嫔妃李夫人的哥哥，让李广利带领军队去攻打匈奴。当然汉武帝的主观目的是想让李广利借着军功封侯。同时，为了保证李广利从军的顺利，汉武帝让当时的一位名将叫李陵，让李陵去为李广利搞后勤保障，史记的记载叫“将辎重”，就是去做后勤保障。但是李陵不愿意这样做，李陵公开提出来，他愿意带他的五千步兵单独出征，以分散匈奴对李广利的军事压力。这件事情，让汉武帝心里很不满。武帝就觉得李陵太不给面子，所以就告诉李陵，我没有多余的骑兵配给你。那言外之意说，你要出征你就带你的五千步兵出征。就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就带着他的五千步兵出征了。当然李陵出征的开始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而且李陵还马上派人回来，画了地图，回来向汉武帝报告了进军顺利的情况，武帝也很高兴。

但是后来的情况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为李陵的五千步兵，遇见了匈奴大单于带领的三万匈奴的主力。李陵确实很能打，李陵的五千步兵把大单于的三万军队杀死了几千人。大单于兵力虽然是六倍于李陵，但是占不到便宜，所以匈奴的单于就觉得李陵这个步兵太不简单，一怒之下，因为他觉得我三万人打不垮你的五千人，心里过不去。紧急之下，他又把左右贤王调来了八万军队，加上大单于的军队一共是十一万骑兵，对付李陵的五千步兵。李陵在这种情况下是且战且退，而且是越战越勇，最后打到匈奴的大单于都觉得这个仗打不下去。大单于就准备撤兵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的突发事件，这个事件，就是李陵有一个部下，受了他上级的侮辱，这个人一怒之下，去投靠了匈奴的单于，叛逃了，然后，就报告了李陵这个军队的两个重要的绝密军情。第一，李陵没有后援部队，你可以放心地打，他没有后援。第二，李陵的这个步兵之所以能够打，主要依靠的是他有一种可以连发连射的弓箭，叫弩机。它就是一种弓箭的升级改造版本，这个箭它用机器发射，可以连发连射的，说他弩机的箭快要用完了。这样一说，这个匈奴的单于就觉得有希望了，也不撤兵了，然后集中他的军队对李陵发动总攻。而且李陵的军队当时行进在山谷里，这个单于的军队，匈奴的军队，是在两边的山上，往这个山谷里面扔这个大石块，所以李陵剩下的三千士兵伤亡惨重，这个仗打不下去，而且箭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就觉得打不下去，分散突围吧。突围的时候，最后他的三千士兵中间只有四百个人逃回来了。李陵的副手阵亡了，李陵是被俘投降了，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李陵事件。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传到汉武帝的耳中的时候，汉武帝是震怒，非常生气，大臣们看到皇帝生气了，舆论是一边倒，大臣们纷纷要求要严惩李陵。就是在这个时候，汉武帝看见了他身边的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朝议的时候他是要参加的，他问司马迁什么看法。司马迁看见武帝非常生气，他为了宽一宽汉武帝的心，司马迁就讲了三点：第一，李陵是个国士。国士是一国之中最优秀的人才称之为国士，李陵是个国士，他一心一意想的就是报效国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李陵以五千步兵，和匈奴单于打了十几天仗，且战且退，他杀的敌人远远超过了他五千步兵的人数，他立下的功劳也足以告慰天下。第三，司马迁认为司马迁不是真降，是伪降。李陵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找机会报答汉朝的。本来司马迁说这几句话，是想宽汉武帝的心，同时也为李陵做一点开脱，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个话刚刚落地，汉武帝是龙颜大怒，立即把司马迁下到牢狱之中，定为诬上，就是诬陷皇上。这是一个非常重的罪啊，诬上罪处理的决定，死刑。司马迁就因为李陵之祸一下子被打入死囚牢，判了死刑。

按照汉代的规定，判为死刑的人有三种选择：第一，伏法受诛，就是等着被处决；第二，以钱赎命，就是交出来五十万，可以免死；第三，接受宫刑，宫刑就是阉割一个男子的生殖器官，这叫宫刑。司马迁这个时候已经《史记》开始写作了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时候他接受死刑的话，《史记》就完了，《史记》就写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不可能接受死刑，那么不能接受死刑剩下两条路。第一，拿钱来，第二，接受宫刑。司马迁这个官，虽然是太史令，经常在皇帝身边，但是属于中低收入啊，司马迁家里没有钱，拿不起五十万，只剩一条路。你又不愿意死，又没有钱，剩下一条路——宫刑。所以司马迁最后为了完成《史记》接受了宫刑。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响司马迁，改变司马迁一生的一个最大的事件——李陵事件。画外音：李陵之祸对司马迁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司马迁在绝望中选择了宫刑。宫刑不单是残酷的肉刑，也是对精神和尊严的粗暴践踏。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意接受宫刑。那么选择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的生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李陵事件对司马迁影响非常之大。首先，身份另类。司马迁原来的身份本来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吏，接受宫刑了以后，他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了，这个对于司马迁来讲打击太大，因为他的身份变了。首先，成了一个男人的另类，他不是男人。第二，他成了一个士大夫的另类，他不可能被士大夫的阶层所接受。第三，他成了一个文化人的另类，也就是说司马迁本来是个文化人，是一个士大夫，是一个读书人。但是现在，他原来所归属的群体把他开除了，不承认他是男人，不承认他是文化人，不承认他是士大夫。这个对司马迁的打击非常之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终生羞辱。司马迁在谈到自己接受宫刑痛苦的时候，说过几句非常沉痛的话。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你做的最大的错事，莫过于侮辱了你的祖宗。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你被人指责的最大的过失，莫过于你接受了宫刑。所以司马迁后来谈到，他在一篇很有名的书信，叫做《报任安书》，也叫做《报任少卿书》，在这个书信中间谈到他接受宫刑以后的那个痛苦。他说是“肠一日而九回”，说肠子一天不知道要转动多少次。“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坐到家里头，就精神恍惚，出去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想起接受宫刑的痛苦，脊背上的冷汗马上就渗出来，把他的衣服，后背的衣服全部给浸湿了，湿透了。所以他觉得接受宫刑以后，这个耻辱和他的生命是相伴的。所以司马迁感到这个耻辱是太大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才命相违。司马迁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李陵之祸的这个命运，让他的才和他自己的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他说他自己啊，即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就是说我怀着像和氏璧，像随侯珠，那样的才能，我即使像古代的那个贤人许由、伯夷，那么高洁的高士，但是别人看我怎么样呢？把我看得一钱不值。“终不可以为荣”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他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他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司马迁接受宫刑后，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不被这个社会所承认。所以司马迁保全自己生命的代价，是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所以接受宫刑以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掉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掉了，但是在《史记》中间激扬文字的那个太史公却获得了新生。这就是司马迁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画外音：西汉时期，宫刑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惩罚，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就连司马迁这样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这一耻辱都要发汗沾衣。可以想见，宫刑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刑罚。而接受宫刑的司马迁已经四十七岁了，《史记》的写作进行了一段时间，那么在接受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以后，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接受宫刑以后，司马迁被迫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那个社会身份去看待人，看待人生，看待历史，所以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他接受宫刑之前，和二十四史的其他史学家对人物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首先，改变了司马迁的生死观。我们都知道司马迁说过几句非常有名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对生死的看法在李陵之祸的前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比如我们看《史记》，《史记》中间有一篇叫《季布列传》，写项羽手下的一个将军叫季布。这个人在项羽手下是一员猛将，多次打败刘邦，所以刘邦对他很恨。项羽自杀以后，那么刘邦一直通缉季布，而且下令，谁要窝藏季布要夷谁三族。季布没有办法就先投靠了一个人家，后来由这个人家将他转卖到当时的一个大侠郭家（应为朱家）的家里头。郭家知道买来的这个奴仆就是季布，然后郭家（朱家）到京城亲自找到刘邦最信任的太仆，就是夏侯婴，滕公，就是替刘邦赶车的车夫。然后给滕公讲了一番话，说你刘邦当了国君以后，你能把项羽手下的臣子杀光吗？不可能啊，而且你刚刚得了国君，你就为了报自己一己之私怨，非要杀季布这个人。如果你真把季布逼急了，那么要么他向北面逃向匈奴那儿，要么他向南面跑到南越那儿去，你不等于拿一个壮士去资助你的敌人吗？说完这个话以后滕公很信，相信郭家（朱家）的话，他用这个话去劝刘邦，刘邦后来听了这个劝以后就赦免了季布。季布在刘邦那个朝做了郎中，到了惠帝朝，季布就做了中郞将，到了文帝朝，季布就做了太守。季布后来成为西汉开国的名臣。司马迁在最后谈到季布的时候他就非常有感慨，季布在项羽在世时那么一个将军，他最后能够那么忍辱负重地去做人家的奴隶，他不觉得做奴隶为耻，他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才，这个才不能白白地浪费掉，所以他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我们看司马迁对季布的认识，对季布的评价，实际上是他经历了李陵之祸以后，他才认识了季布，他才能够正确地评价了季布。所以我们读史书，我们读《史记》，要想真正地读懂《史记》，我们必须要领悟人生，领悟社会。我们对人生对社会理解得越深刻，越能对《史记》领悟得越深刻。再一点，司马迁接受宫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里没钱啊，要有钱司马迁何至于受此大辱啊。所以李陵事件以后，司马迁对钱有了崭新的看法。所以司马迁就觉得，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性，是没有过错的，只要取之有道。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间专门写了一篇叫《货殖列传》，在《货殖列传》中间他充分地肯定了人们追求富有的正当性。所以司马迁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最有名的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天下的人熙熙攘攘跑来跑去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一个“利”。他说上至诸侯王，下至编户百姓，人们都在追求利，追求利本身并不是错的，错的只是你追求利的不正当的手段。而这个观点，也是司马迁从自己的惨痛的教训中间总结出来的。所以司马迁在两千多年之前，就认识到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正当性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应当感谢司马迁，应当感谢《史记》。再一点，李陵之祸也彻底地改变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所以《史记》对许多人物的评价表现得特别犀利深刻，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史记》有一篇叫《萧相国世家》，写刘邦手下的一个重臣叫萧何。萧何是刘邦最信任的大臣啊，但是在汉高祖十年陈豨叛乱的时候，吕后说韩信勾结陈豨叛乱，把韩信杀了。当刘邦得知吕后杀了韩信以后，刘邦立即加封了萧何，给萧何加封了五千户，而且给萧何派了五百里名士兵。萧何很高兴，宴请文武百官。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召平，他去到萧何的宴会上去打他的兴头，为他吊丧。说皇上在外面平叛，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之所以对你加封，是因为皇上因为韩信的事件以后对你不信任了。这个加封之后一旦皇上回来肯定要收拾你，萧何听了以后酒也不喝了，把宾客全部赶走，找不出来一个办法。这个人就帮他想了一个办法，说你怎么办呢？你要想化解这场危机，那你只有怎么办，你把你家里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这个萧何没有办法，就忍痛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捐给刘邦作为军费开支。当萧何把自己全部家财捐出来的这个奏章送到刘邦手里以后，司马迁写了五个字“高帝乃大喜”。汉高祖刘邦看到萧何的奏章后非常高兴，这五个字来之不易，这五个非常深刻地把一个开国皇帝对开国功臣的猜忌心理揭露得淋漓尽致。刘邦可以怀疑任何人，但是刘邦不应该怀疑萧何。萧何当年跟刘邦是在一个县，当萧何是一个副县级干部的时候，刘邦还是个泗水亭长啊，萧何当时就很照顾他。从刘邦起兵以后，萧何就跟着刘邦。而且萧何不是一个人跟，他是带着全族的人跟着刘邦打天下。所以刘邦打了天下以后要论功行赏，大臣们都主张说曹参功劳第一，应当曹参先封。刘邦说不对，应该先封萧何。刘邦当时还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他说你看见那个打猎的吗？打猎的时候有猎人，还有猎狗，那个猎狗是追捕猎物的。你们所有在外面攻城掠地的大将都不得是那个猎狗，所以你们叫功狗。而那个萧何他是指使猎狗追逐猎物的猎人，他叫功人。刘邦就提了这么个理论，说萧何是功人，曹参这些人都是功狗，那么狗和人相比谁的功劳大呢？当然人的功劳大。所以萧何第一，曹参第二。这么一个萧何，刘邦晚年竟然猜忌到他，而司马迁就把这个刘邦对功臣的猜忌给揭露出来了。二十四通读下来，没有一个史学家能够像司马迁这样犀利深刻地把开国皇帝的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如此清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李陵事件以后，司马迁对皇帝的专制，对皇帝的残忍，有了新的认识。汉武帝借李陵事件戕害了司马迁，他也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的轨迹。同时，汉武帝的作为也造就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和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史记》。(王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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