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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辽东战场，努尔哈赤的后金（清）军以咄咄逼人之势，攻城略地，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在此风云激荡之际，堪称中流砥柱者，大概非袁崇焕莫属。

在他之前，兵部侍郎杨镐出任辽东经略，不但没有收复失地，反而遭到空前惨败。

继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以固守为上策，稳定了局势，但是被卷进了无谓的内耗中，遭诬陷而罢官。取代他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又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略重镇沈阳与辽阳的相继沦陷。

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互相掣肘，终于导致“经抚不和”，酿成广宁惨败。由于王化贞有“阉党”背景，熊廷弼就成了替罪羊，落得个斩首后又传首九边的悲惨下场。

继任辽东经略孙承宗颇想有所作为，不意遭到“阉党”攻击，被迫辞官归乡。新任辽东经略高第态度消极，撤退山海关外守军，努尔哈赤亲率主力进犯宁远（今辽宁兴城），镇守宁远孤城的袁崇焕打了一个大胜仗，声名大震。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天启六年出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拒绝努尔哈赤的诱降，刺血为书，激励士兵，指挥唐通判用红夷大炮击中努尔哈赤的黄龙幕帐，迫使努尔哈赤退兵。

宁远之战使袁崇焕崭露头角，也使屡战屡败的辽东战局出现了转折，连清朝人编纂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努尔哈赤自从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次宁远城下败北，忿恨而归，不久就病死于沈阳。

之后袁崇焕又在锦州、宁远再次挫败皇太极，天启皇帝欣喜若狂，在谕旨中称：十年积弱，一旦挫其狂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扭转十年积弱，力挫敌人狂锋的大将，竟然遭到专擅朝政的魏忠贤的忌恨，唆使党羽上疏弹劾，迫使他辞官而去。

崇祯皇帝即位以后，为了扭转辽东局面，重新起用袁崇焕，任命他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添注左侍郎（相当于只享受左侍郎待遇）。

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吕纯如请求皇上重用袁崇焕，他对袁的评价独具慧眼，概括为十个字：“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

这种品格，在当时的朝廷大臣和封疆大吏中十分难得，要在辽东力挽狂澜，非袁莫属。崇祯皇帝接受这一建议，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把辽东军政全权委托给他。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廷臣与袁崇焕，讨论辽东事宜，希望袁崇焕能够提出令人振奋的平辽方略。

袁崇焕对于皇上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不假思索地回答：

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

听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不仅皇帝高兴，连在一旁的内阁辅臣们也莫不欢欣鼓舞，以为袁崇焕肝胆识力实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然而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却显得相当冷静，趁皇上暂退便殿稍憩之机，当面向袁崇焕请教“五年复辽”的方略。

不料袁崇焕并没有滔滔不绝地陈述，而是若无其事地吐出四个字：“聊慰上意！”

许誉卿听了大吃一惊，悄声提醒他：

皇上英明之极，你岂可浪对？到时按期责功，怎么办？

袁崇焕自知失言，待御前会议继续进行时，急忙对“五年复辽”之说加以解释，提出许多前提条件，诸如钱粮与武器必须悉心筹措，用人必须得心应手，件件落实才行。皇帝马上交代户部、工部、兵部、吏部、兵部一一照办。

接着袁崇焕又提出言官舆论问题：

以臣之力制服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口则不足，忌功妒能之人虽不致于掣臣之肘，亦足以乱臣之心。

皇帝听得专注，不由得站了起来，答道：

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袁崇焕再也没有什么条件可提了，皇帝督促他立即出关，并赐给尚方宝剑，嘱咐他：愿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苍生之困。

崇祯皇帝刻意营求中兴之治，为了恢复辽东，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几乎言听计从。

袁崇焕看透了皇上这种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复辽的方略“聊慰上意”，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按照当时的形势及力量对比，“五年复辽”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至少是微乎其微的。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如同梦呓。事实上，明与后金力量对比，早在万历末年萨尔浒之役后，即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明朝控阻后金凶猛攻击已属不易，更遑论收复失地。

这种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酿成了袁崇焕日后的悲剧。

清初的历史学家张岱在为袁崇焕作传时，把他的性格弱点与悲剧遭遇联系起来：

“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

话说得似乎有点刻薄，但切中了要害，颇堪回味。

一年后，监察御史毛羽健冷静地回顾此事时，评论道：

袁崇焕对陛下说“五年复辽”，臣心壮之，且服之。窃以为督师之语并非他平日那样胸有成竹，而是目无全牛。恐怕是迫于陛下一时之顾问，只得猝然以对。

事实确实如此，在御前会议两天后，袁崇焕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奏疏，详细陈述他的平辽方略，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一句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

这一战略方针强调的重点是，固守、征战、和议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固守为主，辅之以征战、和议，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

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与他前天许下的“五年复辽”的诺言是格格不入的。袁崇焕陷入了自己制造的矛盾怪圈之中而无法自拔。

深知袁崇焕在君前“浪对”底细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在袁崇焕上疏两天后也上疏皇上，要求以法治边臣，显然是有所指的。

他说：

可以拔除向来积弊病根，鼓舞今日更新风气的，只有法律。他援引辽东战场上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丧师的先例，指出近来用人过滥，封疆大吏久已不知法律。请皇上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杀伤人口隐匿不如实上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据实揭发，在内的科臣可参驳弹劾，按律逮治。

皇帝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给袁崇焕预示了一个不祥之兆。

袁崇焕犯的另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是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并且再一次夸下海口：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剑）以谢尔。

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

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以诛文龙者诛臣。但是恢复辽东的军事行动尚未开始，先自同室操戈，削去自己的右臂，无异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复辽的承诺，那么只有一死以谢皇上。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清）军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很快导致兵临京都城下的“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己巳）十月下旬，皇太极率满洲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线的重兵，绕道辽西，选择明朝边防薄弱环节下手，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乘虚而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阻击，就抵达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县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洲铁骑不日即可威胁京都。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布戒严。

长城以南的遵化至蓟州一线，属于蓟辽总理刘策的防区，关内防守疏虞，刘策负有直接责任是无可置疑的。

袁崇焕的重点是治兵关外，但他毕竟负有督师蓟辽的重任，从广义上讲，整个顺天府都在蓟州镇的防务辖区之内，他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于是立即派遣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是由蓟镇总兵调任山海关总兵的，虽然熟悉蓟镇情况，但仓促应战，十一月初四日在遵化城下激战中阵亡，全军覆没，形势顿趋严峻。

十一月初五日，袁崇焕亲自率领副总兵张弘谟、参将张存仁、游击于永绶、张外嘉、曹文诏等，进关增援。次日又调参将郑一麟、王承胤、游击刘应国及总兵祖大寿接应。

他随即部署：

以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镇守山海关，参将杨春镇守永平，游击满库镇守建昌，参将邹宗武镇守丰润，游击蔡裕镇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还镇，守护皇陵，宣府总兵侯世禄镇守三河，保定总兵曹鸣雷与辽东总兵祖大寿镇守蓟州，袁崇焕自己居中应援。

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孙承宗，是老资格的军事家，对袁崇焕过分收缩于京都外围的消极防御部署，有不同看法，他赞同防守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同退守昌平、通州一线。

这是一个错招。

另一个错招是，当袁崇焕侦察得知敌兵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时，居然率兵跟蹑。理应抢前阻击，而非跟蹑。于是乎，敌兵接连攻陷京城东面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袁崇焕一错再错，十一月十五日赶到河西务，不顾将领反对，率部前往北京，于次日晚抵达广渠门外。

这一决策，铸成大错。本来应该把来犯之敌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现在舍弃上策，先是跟蹑，后又退保京城，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外围。

此举引起了住在北京城外的戚畹中贵的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

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被敌骑蹂躏殆尽。

朝廷上下这种不信任气氛，被后金（清）方面巧妙利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后，巧施离间计，散布谣言说与袁崇焕有密约在先，故意引满洲铁骑进入内地。

这一密谋颇类似《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伎俩并不高明，策划者是后金章京范文程。

据《东华录》与《清史稿》的记载，皇太极在广渠门战败后，嘱咐副将高鸿中与参将鲍承先，故意在俘虏的明朝太监杨某面前低声耳语：

“今日撤兵，乃上（指皇太极）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指袁崇焕）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

杨太监佯卧窃听，默记在心。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把杨太监放归，情报就传到崇祯皇帝那里。皇太极的这一招，在“都人竞谓崇焕召敌”的气氛中，是极易奏效的。

文震孟在他的《文文肃公日记》中，隐约流露了些许端倪：

“（十一月）十八日，闻袁督师至城下。又云是奴酋奸细伪为袁者，忧惶殊甚。十九日，至朝中，汹汹而已。”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所说更为具体：“时督师袁崇焕握重兵壁城平，疑其有外心。”

兵部尚书特地招募名叫沈文学的人进入袁营探听虚实，沈对袁说：

“天子新践祚，即不次擢公，可谓公知己，固知公必不忍负朝廷。但公列营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从识公忠诚哉？

…且公枉杀毛文龙，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自赎，稍不尽节，天下争脔公，可不畏欤！”

这段话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是当时朝廷上下“疑其有外心”；其二是将来的下场很可能是“天下争脔公”。不幸而被他言中。

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皇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

这时他可能已经获悉太监杨某的情报，但为了稳定军心，驱逐来犯之敌，对于袁崇焕极力夸张敌军不可抵挡的说法，拒不表态，只是对袁崇焕等人加以慰劳，把自己身上的貂裘大衣解下来给袁崇焕披上。

皇帝其实对袁崇焕已有戒备之心，只是隐而未显而已。

以后几天，北京外围局势趋于平静。

崇祯皇帝作了一系列布置，把京城与皇城的警卫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十二月初一日，他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名义上是讨论军饷事宜，实际上是宣布将他逮捕入狱。

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不仅令袁崇焕大惊失色，也令同时应召的将领们出乎意料。崇祯皇帝直截了当地责问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敌兵犯阙以及射伤满桂三件事情。这含沙射影的背景便是所谓“密约”。袁崇焕其实并没有和皇太极订立什么“密约”，对于皇上的简单问话，竞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皇帝以为他默认了，不由分说地厉声下令：“着锦衣卫拿掷殿下！”锦衣卫校尉们一拥而上，把袁的朝服脱去，扭押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发镇抚司监候。

对于皇帝突如其来的这一重大举措，内阁辅臣们极力劝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皇帝回答说：势已至此，不得不然。

看得出来，他是有不得已苦衷的，又不能把关于“密约”的传言公然摊到桌面上，所以当他与督师大学士孙承宗谈及此次处分袁崇焕时，只是追究袁作为督师的失职，丝毫未涉及其他因素：

“朕以东事付袁崇焕，乃胡骑狂逞，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致敌深入内地。虽兼程赴援，又钳制将士，坐视淫掠，功罪难掩，暂解任听勘。”

理由固然冠冕堂皇，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文震孟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获悉此事的感想，反映了廷臣的忧虑：

“十二月一日…忽闻上召袁崇焕督师，满桂黑云龙祖大寿等抚我。已，闻崇焕下诏狱…余不觉顿足曰：噫，败矣…袁罪当诛，而此非其时也。”

确实，崇祯皇帝忽略了主帅被逮后辽兵的动向，这是一个潜在危险。

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向兵部尚书及时提醒：

辽兵无主，不败即溃，今日之上策，莫若释放袁崇焕以维系军心，责成他驱逐敌军出境以自赎。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兵平素对袁督师十分感戴，祖大寿又与满桂有过节，袁督师被逮，要他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在十二月四日一早悍然率部离京，回归宁远。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上下震惊：敌兵还未撤退，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脱离战场，形势堪忧。

崇祯皇帝接受兵部尚书粱廷栋的建议，命令内阁六部等官员前往狱中，开导袁崇焕顾全大局，阻拦祖大寿东行。袁崇焕欣然从命，写了言辞极其恳切的书信，要祖大寿顾全大局。手持袁崇焕蜡书的的信使昼夜兼程疾驰，终于在距锦州一日路程的地方追上了祖大寿一行。

祖大寿下马捧读袁督师手书，泣不成声，一军尽哭。祖大寿年逾八旬的老母果断地劝儿子率军回师北京，立功自赎并救袁督师。将士们听了无不踊跃，祖大寿挥师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皇帝闻讯大喜过望，他原本对袁崇焕疑心重重，及至听说收复失地皆辽兵之力，顿时又闪现出重新起用袁崇焕的意念，甚至还说出“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所谓“蛮子”是对广西人袁崇焕的一种昵称)，事情似乎有了转机。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朝廷中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僚唯恐天下不乱，乘袁崇焕被逮之机制造事端，阉党余孽上窜下跳，锨起了清查阉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并且由袁崇焕牵连到内阁辅臣钱龙锡，终于使袁崇焕的罪名层层加码，丧失了转圜的可能。

山东道御史史（上范下土）在这方面起了极坏的作用。

他在崇祯三年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劾已经辞官的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与督师大员商议平辽方略，是内阁辅臣的份内之事，居然被扣上“卖国欺君”的大帽子，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险恶之极。他还不着边际地捏造钱龙锡接受袁崇焕贿赂，“擅权主款”云云。

皇帝接到这一份火上浇油的奏疏，怒不可遏，不加核实便草率下旨：

“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互谋不举，下廷臣会议其罪。”

袁崇焕的命运岌岌可危了。

八月十六日下午，皇帝在平台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事宜。他在列举袁崇焕种种罪状之后，以咨询的口气问道：法司如何定罪？大臣们都不敢造次，一味顿首，听凭皇上发落。皇帝见大家并无异议，随即宣布他的决定：“依律磔之！”

所谓“磔”，乃是一种酷刑，即寸寸脔割致死。

袁崇焕之死惨不忍睹。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袁崇焕绑赴西市处磔刑时，“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买其肉，顷刻立尽。

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颊间，犹唾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他的死比熊廷弼要惨多了。这种事例的一再出现让人们寒心：难道那个时代为国家献身的人都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么？

袁崇焕死后，他的兄弟妻妾被流放到福建，家财没收。《明史·袁崇焕传》如此写道：

“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又说：“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

读来令人感慨唏嘘不已。

如果说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是一大错误，那么崇祯皇帝误杀袁崇焕是错上加错，两者均为亲者痛仇者快，使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而除去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

对于明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此后再难以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杨士聪《玉堂荟记》说：“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1936年著文《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对袁崇焕被杀一事议论道：“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遂以便宜诛毛文龙。于是崇焕一身，在明诋为罪大恶极之人，而清太宗反间之计得行。

阉党余孽，媒孽其间，思宗愚而自用，诸臣意气用事，崇焕至以磔死。定罪时本兵之疏如此，犹日一时君臣之愦愦也。乃至北都既覆，崇焕功罪一日不明。”

一个罪不致死的有功之臣遭到他所效忠的朝廷如此不公平对待，而且从崇祯一直到南明，始终没有人为他鸣冤叫屈，令人心酸。

袁崇焕之死，难道仅仅是他自己的悲剧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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