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楷书千字文（局部）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这篇旧时儿童都能背诵的《千字文》，作者为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据传，梁武帝为了教皇子们学习汉字、书法，命人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了1000个零散的汉字，让周兴嗣将其编成一篇完整的诗文。周花了一夜的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累得鬓发全白。
《千字文》作为一本蒙学教材，无疑是成功的。一方面，《千字文》完整地覆盖了一千个基本汉字，而且毫无重复，因此学习起来效率极高，无论作为识字的教材还是写字的法帖，都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一方面，《千字文》并不是简单的汉字或者句子的罗列，而是一篇内容完整、结构有序的文章。全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世界景观和上古历史，第二部分讲述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第三部分介绍都城景象和帝王将相，第四部分描绘平民日常和田园风貌，从而构筑了一个现实生活的完整图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个人的品位和志趣。一千字的篇幅，不长不短，又采用了四言韵文形式，对仗工整、音韵和谐，十分便于记诵。
由于《千字文》字不重出，在缺少注音手段的情况下，背诵下来的整篇文章可作为字形与字音、字义相对照的手册，便于使用者温习、查阅。因此，背诵《千字文》便成了旧时所有儿童就学后的必修课，甚至成了古人基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用《千字文》的文字顺序来给事物编号，从“天”字（第一号）、“地”字（第二号），依次排序。例如科举考场的号房，通常都是按照千字文进行排号，考生只要知道自己的字号，就能很方便地找到所处的位置。
很多人还喜欢用《千字文》来游戏取乐。例如，唐高宗时画家阎立本为右相，武将姜恪是左相，有人就引用《千字文》的句子说：“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表面上是夸赞，实际却是在讽刺他们并非真正的相才。
事实上，在《千字文》出现之前，社会上就已经有了一本广泛使用的识字教材，这就是西汉史游所撰的《急就篇》。该书收入两千多个汉字，按照语义类别进行分组罗列，编排成若干整齐有韵的句子，并且也很少重复。但《急就篇》整体上是零散的，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千字文》被称为“千古奇文”，之所以奇，主要是因为它的创作难度极大：它所使用的一千个汉字基本上是零散的，彼此之间在语义上并没有必然的关联，而所完成的文章不但要毫无重复、毫无遗漏地使用这一千个汉字，而且要文理通畅、浑然一体。这样的工作，即便是在今天，有了计算机的帮助，也是很难完成的。
《千字文》既是一篇文章，又是一篇识字教材。识字教材的基本单元是独立的汉字；而文章的基本构成元素则是词语。《千字文》充分利用了汉语中字和词关系上的弹性，在保证汉字覆盖面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词语的数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章编写的难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多用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专名只有一个特定的、唯一的所指对象，大多并不需要专门进行学习。而《千字文》中却出现了40个人名（包括16个双字及24个单字）和28个地名（包括17个双字和11个单字），总字数超过了全文的十分之一，例如：人名：禹 墨（子） 钟（繇） （吴）起 毛（嫱） 有虞 周发 桓公 史鱼；地名：邙 洛 羌 赵 魏 昆冈 紫塞 鸡田 赤城 碣石 泰岱 承明等。
此外，还有诸如“巨阙（剑）”“夜光（珠）”等特殊事物的名称。和其他很多语言不同，汉语的专名除了一少部分（如“禹”“邙”“洛”“羌”“赵”“魏”等）之外，大多数都并非“专用”的，而是由普通汉字构成，同一个汉字既可以表示普通词语，又可以作为专名使用。《千字文》中多用专名，既可以提供历史、地理、文化常识，又能在保证汉字覆盖面的前提下，减少文章所用词语的数量，降低文章编写的难度。
第二是多用双字词语。古代汉语的词多数是单字的，双字词数量较少，而《千字文》中却使用了很多双字词。这里面包括很多联绵词，联绵词中的汉字通常只起表音作用，没有实际意义，例如：枇杷、徘徊、逍遥、洪荒、造次、密勿、绵邈、颠沛、盘郁、委翳。
这些词语中，有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只能两个字一起使用，应该是当初采集文字的时候就一起收入的，如“枇杷”“徘徊”等；有的本来是两个普通汉字，构成联绵词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成了单纯表音的字符，如“洪荒”“的历”“造次”等。
第三是少数字词进行简单罗列。编写识字教材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根据字形或字义罗列汉字，很多教材都采用这种做法。《千字文》很少这样做，只有一处例外，即全文最后两句：谓语助者，焉哉乎也。
这里的“焉哉乎也”并未作为语助词（语气词）来使用，而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列举。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前文已经安排稳密，在不到一千字的篇幅中已经覆盖了其他所有的字眼，故而这几个词只能作为剩余的“边角料”进行特殊处理了。实际上，语助词本来是最容易安排的，作者却故意只列举几个，似乎也为了显示一种“余勇可贾”的骄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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