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第四篇“军形篇”中的第三段：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

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译文：预见胜利不超过一般人的见识，不算高明中最高明的经过力战而胜，天下人都说好，也不算好中最好的。

就像举起秋毫不算力大，看见太阳、月亮不算眼明，听见雷霆不算耳聪一样。古代善战的人，总是取胜于容易战胜的敌人。

因而，这些善战者的胜利，既没有智谋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功劳。他所进行的战争的胜利是不会有丝毫误差的，之所以没有误差，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战斗举动是必胜的，是战胜那已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

善于作战的人，总是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败敌人的时机。因此，胜利之师是先具备必胜条件然后再去交战，失败之师总是先同敌人交战，然后期求从苦战中侥幸取胜。

善于用兵的人，总是注意修明政治，确保治军法度，所以能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

孙子主张战略上的“全胜”，强调的是在谋全局、定全策的基础上，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消耗求得全胜。

他认为，如果选择交战而后取胜，即使得到天下人的称赞，但因为兵卒劳顿、损失惨重、代价巨大，那么也是作战原则所不提倡的。

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必以全争于天下”，才是谋攻的最高原则。孙武这种不采取军事手段而用其他手段使敌人屈服的战略，被后人称为“全胜战略”。

另外，古今名将多是败将，比如项羽、关羽、李广等等名将为什么有名呢？一是人格魅力，二是都有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不可能打赢的仗居然给他打赢了，所以名垂千古，但这样的赢只能是小概率事件。

因此，戚继光说：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医者无煌煌之名。

公元前206年9月，刘邦率军攻破武关，北上蓝田峣关，与秦军做最后一战。此时，秦军的兵力尚存，除了秦王子婴派来驻守峣关的兵力外，还有一部分在岭南诸郡，另一部分由驻守在塞北的蒙恬率领，有百万之众。

刘邦手下只有两万兵力，但士气高涨，刘邦就想立刻率军攻打峣关。张良认为不妥，他说：“秦军的力量还很强大，不能轻举妄动。虽然据守峣关的敌军只是一部分兵力而已，但他们扼守险要，占据地理优势。”

“为防不测，请您先让郦食其带上黄金宝物，去跟峣关的秦军守将谈和。与此同时，我们在峣关周围增设疑兵，虚张声势，使对敌不明虚实。对敌以为我们兵多，必定投降。”

刘邦采用张良的计策，峣关守将答应与刘邦联合，攻入咸阳。

张良这时候却改变了作战计划，他对刘邦说：“秦军将领虽然投降于我们，但我们不能保证他的部下也会跟他反叛秦朝。如果作战中他的士兵反悔，我们就会反被敌军攻击。敌军现在已与我们谈和，必定放松了戒备。我们不如趁机攻打他们，定可以取胜。”

于是刘邦率军突袭峣关，秦军大惊而不知所措，节节败退，最后退守蓝田。

刘邦最终攻入了咸阳，子婴投降。

峣关一战，充分体现了张良的用兵才能。他先对敌我形势做了分析，认为己方成功的把握不是很大，于是先创造条件，让郦食其去说和，增设疑兵威慑对敌，使自己一方先立于不败之地。

张良防患于未然，且让敌军不知道我军虚实，这战略正应了孙子所说的善于防守的人，基本都是成大事者。等对方松懈之后，张良又审时度势，让刘邦率兵突击。

张良这一战的总体带兵打仗的技巧，正符合孙子的作战思想：先让自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才能有处于不败的前提，因此刘邦率领的军队得以大获全胜。

再来看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哪一点有“修道而保法”的影子？

大概俄罗斯自以为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却不知都是些虚假的情报信息，对内不能“修道”“保法”，对外自然也不可能取胜了。

俄罗斯的沙盘推演肯定是“先胜”，所以才去进攻“求战”，却不想变成了“败兵先战”，之后就一而再地“求胜”而不得，因此陷入了战争泥潭。

当年日本侵华，曾经非常狂妄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根本没有制订长期战争预案；如今俄罗斯更是打算2个小时占领基辅，同样没有长期作战的准备，完美复制了日本当年的错误。

反观乌克兰，泽连斯基满世界跑，到处寻求支持和援助，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声援、支持和支援，相当于“整合”了半个世界的力量来作为战争的支撑，哪有失败的道理？

因此，泽连斯基，才能决定俄乌战争的“胜败之政”，而且极有可能成为大帝的“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