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千古存在的“三大难题”是科学也是艺术 任何社会现象都是经济基础的演变。 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都在为物质不足而奋斗，然而2021年脱贫攻坚后，社会给我们出了难题，具体表现为：房地产熄火了，年轻人不结婚了，结婚不生孩子了，社会消费拉不动了，“韭菜”不好割了。 如果简单的看待这些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会陷入事务性循环：鼓励生育，结婚不要户口本，给房子买养老金，关键是市场不买单，群众不接受，总结起来就是： 说不听；叫不来；挡不住。 仔细琢磨，这三个问题自古就存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有，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是社会治理成效的标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千百年来，政治无非就是在解决上述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说是社会问题，其实最先出现在家庭成员之间，即最亲密的人和人的关系，即使家长和孩子，夫妻之间，这三个问题都是一切矛盾的肇始者：最早是孩子不节约，不勤奋，没有独立自主精神，跟父母从小为生活打拼的习惯格格不入，然后在父母的唠叨声里，孩子离巢而飞，有多远就走多远，能不回家就不回家，偶尔回家，大声向父母抗议：你们不要冲我哇哇哇！ 好不容易解决了（实际是放弃了、习惯了）孩子的问题，到了退休年龄，发现很少有夫妻能做到“夫唱妇随”——广场舞都是各跳各的：本来能不离不弃，到退休还是原配的，修成 “正果”，就很珍贵；生活一辈子，老了歇下来的时候，夫妻之间“说不听；叫不来；挡不住”成了常态——原来我们为孩子置气，现在我们自己置气——我们还不如家养的猫和狗快乐，我们一大把年龄活到狗身上去了？我们越活越回去了？ 眼光放远点，发现到处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似的： 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 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敢“怼”：在单位不把领导当领导，不把工作当工作，说什么谁上班为了伺候人？ “上班摸鱼、带薪拉屎”是“已老实，求放过”的乖孩子，说走就走，“诗和远方”才是年轻人的正常状态。遇到正能量，遇到官方媒体的说教，年轻人“你讲一句他能讲你十句”，经常搞得权威媒体下不来台。 这些真正概括起来还是：说不听；叫不来；挡不住。 既然抽象出本质类同，那么它就不是新问题，它是一直存在着，只不过现在表现出来时代特点。 以前“说不听；叫不来；挡不住”的问题存不存在？它被解决了！ 俗话说，“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就是很多家庭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为社会接受，街坊邻居帮忙睁只眼闭只眼——过日子必须同心同德，“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一个家就只能有一个主心骨，各吹各的号，不仅在家庭，在单位也是不允许的，就该打倒；那时候孩子们“多听话”！原因也很简单，“饿治百病”，什么毛病幺蛾子，饿一顿全部消停了，谁听话谁接父母班，谁听话老房子给谁，不听话撵出去，这方子，不仅对孩子，对家庭成员，对单位职工，全都适用。 为什么现在“方子不灵了”？“饿治百病”的前提是吃不饱，现在小孩子都肥胖走不动，大人都“三高”，一切问题难不成都是“吃饱了撑得？” 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抱怨问题，问题不会消失，只会增加出情绪或精神问题。 文章刚开头描写的社会现象，意味着温饱问题解决后，我们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不再是稳定人际关系的纽带，而是迟早要解体：就好像以前的家族族谱，扔到房后头找不着了，家庭不再是人生的必须，虽然还会因习惯维持相当长时期：未婚生子合法、机器人养老让生孩子不在是必须，男女同工同酬让女性不必再依靠男人，人生有了婚姻之外的选择（挨揍和吃饱不是单选题）。 那么回到根本： 说不听；叫不来；挡不住本质是什么。 一、说不听，意味着可以不听，听不是必须。 古人是用什么保障说了就听？讲出来很难接受：刀子在谁手听谁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早的部落战争就是解决“听谁的”的问题，殷商时期的政治不叫“社会治理”，而叫“刑政”，直到秦末汉初，社会成员，一生能够肢体全乎，就是最值得自豪的事情，秦国大将军赢虔被割了鼻子，包括曹操“割发代首”，都是解决听的问题，布林肯说“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现代国际政治，还是在解决听的问题，“可以不听，听不是必须”，意味着文明和社会进步。至少从西周《周礼》的出现，教育、宣传有了专职机构，天官中有了“司徒”，管理社会成员意识形态，这是“刑政”到“行政”的转变。 二、叫不来。 是因为有其他选择。 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物质资料的占有和分配问题，人有其它选择，是收缴不干净形成了私有残余，即“不饿”的问题，亚里斯多德说：“人以其本性是政治动物”，人之所以失去控制是因为他有了自己支配物质资料的机会。所以古代战争本质都是垄断物质资料的占有和支配，“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切社会治理都是通过支配社会成员的基础物质资料实现的。其核心就是“饿治百病”，孔子说“何以聚民曰财”（《周易·系辞传》），社会成员听话的唯一理由是“饭勺把子在谁手里”。 没有一把米，鸡都叫不来，何况是人？ 庄子时代人们就知道饲虎不能喂饱，喂饱则伤人，熬鹰一样，饱则远飏，长期以来朝政治理的“分寸”是三十三两白银政策：北宋时期（公元960年至1127年），当时为了辽国岁币而实行的白银税收制度，评估出普通百姓家庭一年能承担的赋税最高承受能力，由于忽视了全国各地自然资源的差异，且对内手段太残酷而最终未得实行，但是它代表了一种执政理念。清朝面临着社会主流人口为汉族，满族人口太少的问题，人为“制造”的饥饿状态：当时社会普通农民家庭的一年收入大约是33 两白银,相对应朝廷必须制定每个家庭每一年的固定赋税是36两白银。即治理确保那两三两白银的缺口,这样百姓才能主动围绕朝廷求食，朝廷才能真正成为“百姓父母”，从而达到“子民”“听话”的效果，朝廷动用三两银子，就能够让百姓“感恩戴德”，成为百姓心中事实上的“衣食父母”。 这里的分寸很重要，隋朝实现大一统后，两代君主励精图治，不缺少雄才大略，杨广更是征高丽，修筑大运河，但是他收缴的太干净，全国七个“常平仓”爆满，只有听政府徭役的人才有饭吃，沿黄河两岸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常平仓、广通仓，结果造成全国饥民造反，以瓦岗寨为首的十八路诸侯，就是打着“就仓吃米”的旗号召集义军，杨广死后多年，李密和李世民对决的底气就是掌控粮食，和新政府谈判。 三、挡不住。 挡不住的根子是利益不一致：即找不到“同源代码”。“同源代码”是操作性条件反射成立的一个关键环节，当它出现时，操作对象会出现共鸣，执政经常讲“形成合力”、“万众一心”，就是掌握了“同源代码”，而执政失败的标志也往往体现在：朝廷要往东，百姓扭头就往西跑，挡都挡不住。 社会问题的解决，或者说政府治理的本质，就是社会各领域各种利益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方式，任何治理方式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就是“同源密码”，它抓住了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所以成为“把我们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纽带，享有全民号召力，成为《国歌》。 任何治理理念都是社会发展特定时期特有的社会现象，治理的目的是让社会成员安定，有秩序，服从管理，但是根子在于找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利益一致性。 列宁说：政治也是科学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