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伟|当前美国学潮的历史比较|

张任聊国际 2024-05-22 20:09:19
王建伟|当前美国学潮的历史比较|

编者按

赵全胜【海外看世界】主编

美国校园抗争引发于远在中东的以巴冲突,反转过来又加剧了美国内部的政治纷争。人们不禁要问:以巴冲突和美国校园抗争能持续多久,前景如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11位来自美国、中國大陆、日本、和澳门地区的学者集思广益。

2024年5月6日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与所在单位

伍 国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

刘 强 社科院数济经所

赵宏伟 日本筑波大学

沈丁立 复旦大学

王景贤 日本华侨报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王建伟 澳门大学

庚 欣 深圳广电集团

黄海涛 南开大学

刘 迪 日本杏林大学

王亦诚 美国华盛顿与李大学

11学者评【美国校园抗争与以巴冲突】第7篇

当前美国学潮的历史比较

王建伟

澳门大学教授

四月中旬发轫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反以挺巴”学生抗议运动很快延烧到美国东西两岸。虽然受到警方的强力压制,至今仍未有偃旗息鼓的迹象,成为美国政治一道新的风景线。

二战后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大的学潮,1970年代的反越战学生抗议运动,1980年代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抗议运动。这次的反对以色列加沙战争的抗议运动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学潮。这三次学潮的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是由美国外交政策所引起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外交在全球遇到的新挑战。和前二次学潮一样,这次学潮也可以看做是美国外交政策纠错机制的体制外启动。

从规模上看,当前的学潮还处于初始阶段,远比不上70年代的反越战抗议运动。当时全美至少有近900所大学和中学校园爆发了抗议示威,超过450所大学和中学被关闭,参加的学生据说超过400万。而这次卷入的学校到目前为止尚不足百所。

与此相关联,此次抗议运动的激烈程度也远不及反越战学运。学生的抗议活动基本上是非暴力的。他们在校园搭起临时营地,占领了一些学校大楼,图书馆等,没有关于学生使用任何武器的报道。进入校园清场的主要是当地的警察,有些地方在过程中使用了橡皮子弹,烟雾弹,哥大警察在进入被占大楼时还开了一枪,所幸没有造成伤亡。虽然警察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逮捕了2000多人,在一些校园警察和学生出现了肢体冲突,但是还没有看到有关发生伤亡的报道。

此次抗议运动规模和激烈程度均不及反越战学运

而在镇压反越战校园抗议的过程中,美国近20个州动用了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1970年5月4日,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开枪打死了4名参加抗议的学生,打伤9人。参与学生进行抗争的烈度也更高,如哥大学生占领了5栋大楼,将一位学院院长扣为人质。一些校园最初的和平抗议演变成骚乱,学生放火焚烧了近30个预备役军官训练中心,不少人还当众将政府颁发的征兵卡付之一炬。

从学生的诉求来看,这次学运比较接近1980年代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校园抗议。当时学生要求所在大学从那些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并获利的公司撤资并断绝关系。而这次学生向校方提出的要求也非常相似。如哥大学生要求学校当局和支持以色列加沙战争并从中牟利的美国公司终止合作并撤资,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等。他们还要求学校终止和一些以色列教育机构,如特拉维夫大学的关系。

应当说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学潮提出的诉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上都得到了满足。70年代风起云涌的反越战学运和美国全国的反越战浪潮汇合在一起,加速了尼克松政府和北越达成协议,全面从越南撤军的步伐。80年代的校园学生反种族歧视抗议也实现了其目标。很多大学终止了和南非当局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公司的合作,撤掉了有关的资金。这些抗议也推动美国政府最终改变了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南非政府不得不废除了种族隔离的政策。

本次学运要实现目标难度要大得多

然而这一次学运要实现其目标难度要大得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支持以色列是美国的长期国策,不太可能在学生的压力下轻易改变。其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亲以色列势力在美国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强大存在。例如美国有30多个州有法律明文禁止州政府和任何对以色列有任何抵制,制裁和撤资行为的公司发生商业来往。因此和前两次学运有所不同,在加沙战争的问题上,美国社会没有共识,处于分裂状态。这次学运发生以后,在不少校园就出现了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学生群体对峙的局面。受到政府和社会亲以色列势力的双重压力,不少大学管理层在校园抗议出现后都在第一时间主动要求当地警察介入,以迅速平息事态。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亲自跑到哥大去对校长施加压力,要求她解决不了学潮就下台。哥大的一位大金主也已经表示将重新考虑对学校的捐助。

这次学潮会如何发展?从目前情况看,校园抗议发展成反越战级别的全国性运动的可能性似乎不高。除上面已经提到的结构性因素外,这次学运背后的驱动力和反越战学运也有所不同。巴勒斯坦平民在加沙遭遇的苦难总体上并不直接影响美国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他们挺身而出主要是出于道义上的愤怒。而70年代反越战学运背后的驱动力不仅是道义,还有学生们的切身利益。当时美军在越战的死亡人数已接近6万,成千上万的年青人面临应征入伍,踏上死亡之旅的风险。因此,对他们来说能否尽早结束越战是关乎生死的问题。

另一方面,学潮出现之后,美国社会并没有形成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大氛围。事实上,美国社会,尤其是右翼势力,对学运的态度总体而言是相当保守的,认为学生常常是“麻烦制造者。”例如上世纪70年代的反越战学运并没有得到美国社会的普遍支持。甚至在国民警卫队开枪射杀学生的所谓“肯特大屠杀”发生之后,民意调查发现仍然有更多的美国民众认为错在学生,而不在国民警卫队。这次学运发生后,舆论倾向于给学生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认为学生行为破坏公共秩序,不少政治头面人物如前总统特朗普都要求当局用铁腕对付学生就说明了这一点。

特朗普等政治头面人物要求当局用铁腕对付学生

目前美国大学已经临近期末。学校和政府的管理者和当政者都希望等考试一结束,大部分学生会收拾行囊,回家逍遥去了,学运可能就会无疾而终了。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使学运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因素。比如美国执法当局在平息学潮的过程中如果执法过当,导致学生死伤,就有可能激化学生和当局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事情的性质起变化。另外学运的走向也取决于加沙战局的演变。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重大停火协议,以色列放弃进攻拉法,自然能够对学运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而如果拜登政府无法阻止以色列大举入侵拉法,再度造成巴勒斯坦平民的重大伤亡,显然会给学运火上浇油,从而导致出现一发不可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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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任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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