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到的署名“丁龙，一名中国人”的捐赠信。（陈家基供南方都市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悬挂的“丁龙”像。123年前，哥大因“丁龙”的捐赠而设立了“丁龙汉学讲席”。（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马万昌（“丁龙”）家族后人在美国纽约高威镇Dean Lung Road前留影。（黄畅泉供南方都市报）
▲美国国家档案馆纽约分馆排华法案“丁龙”卷宗。（武洹宇供南方都市报）
1875年，随着“淘金热”前往美国谋生的普通华工Dean Lung（音译“丁龙”），在旧金山结识了美国的百万富翁卡朋蒂埃，成为其忠诚的家庭雇员。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文化交流，1901年，他和卡朋蒂埃共同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捐款，倡办汉学研究，创设“丁龙汉学讲席”。这既是美洲最早的中国文化研究学系，又是美国汉语教育的开端之一，更是第一次中国人给美国高等学府捐款，对推动中美民间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名普通华工与热心慈善事业的美国富豪共同捐建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讲座教席的故事，激起了美国民众极大的好奇心。当时的美国报纸对此津津乐道，长期跟踪报道，致使“丁龙”不断走进美国公众视野。100多年来，“丁龙”一直受到中美两国学界、舆论界和民间的关注，各界持续讲述了多彩的“丁龙”故事。自从1905年“丁龙”回国之后，他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谁是“丁龙”，“丁龙”是哪里人？成为百年难解之谜。中美两国赓续接力寻找“丁龙”，“丁龙”及其时代也成了两国共同探讨的话题。
2024年6月14日-17日，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五邑大学、暨南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丁龙’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五邑大学举办。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南开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五邑大学等50多名海内外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研讨象征中美文化交流的“丁龙”故事，发掘“丁龙”作为中美交往中的特殊文化符号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及其当代意义。这是中美学界第一次联合举办“丁龙”专题学术研讨会，南都记者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与会的专家学者。
“丁龙”传奇的进化史
“对挖掘、讲述‘丁龙’故事感兴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密切相关，并兼具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的‘中间’人士。”上海大学武洹宇副教授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坦言，“‘丁龙’传奇的三次建构，几乎都发生在美国的‘中国热’与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风潮交汇互动之际，是海外中国观与近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叙事交互建构、互相对话的一个动态过程。”
据武洹宇介绍，尽管卡朋蒂埃在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捐赠信中一再强调“丁龙”是“儒教圣徒”，但在捐赠事件发生后的20年间，有关叙述并没有过多关注“丁龙”，而是将“丁龙汉学讲席”视作卡朋蒂埃纪念亲友的众多慈善项目之一，只不过这次是纪念一名华裔雇员。她认为，美国学者重申“丁龙”乃“儒教圣徒”这一论调与20世纪初中国形象的上升不无关系。庚子事件后，中国发生的种种巨大变化，尤其是光绪新政的实施，使得西方世界对中国有些“刮目相看”，认为一个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觉醒中国”正呼之欲出。这一新生的积极中国形象主要出自美国传教士如倪维思、丁韪良、明恩溥等人的作品，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大学也先后迎来了两位旅华传教士家庭出身的“丁龙汉学讲席”教授：博晨光与傅路德。“他们不仅关心‘丁龙’是谁，而且着手查阅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丁龙’的相关档案，并在不同场合试图讲述这个故事，建构出像‘丁龙’这样的普通农人，都能在美利坚缔造者的心目中如此大放异彩，是因为他与其他所有中国人一样，是公民宗教领袖‘孔夫子’的信徒的叙事。这些认知的深层逻辑，仍旧受到早期欧洲中国观的文化支配。”
第二次美国的“中国热”发生在“二战”中美反法西斯同盟时期，当时美国在华人士对中国印象几乎一致地积极。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为其中代表。他所塑造的勤劳、朴实、坚毅且充满生命力的中国人民形象，极大地更新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从而成为战时叙述中国的一种主流象征。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立即启动了一个对华文化关系项目。1942年1月，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称美国国务院将从紧急资金中拨出15万美元启动对华文化项目，以促进两国的文化交往，其中包括“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习俗、制度和现状”。同年同月，时任中美文化协会总干事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寿景伟，向美方提交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正筹备拍摄的一部宣传中美交流的教育影片计划，内容总计24项，其中第15项即“中国模范工人‘丁龙’及其美国雇主捐赠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尽管这部影片后续进展不详，但将“丁龙”刻画为与当时新型中国观相一致的朴实劳动者形象的符号建构却并未中断，实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排华法案》也在1943年底终得废除。武洹宇副教授表示：“这一时期，哥伦比亚大校友蒋梦麟在美国出版回忆录中，将‘丁龙’事件演绎为爱国洗衣工临终托金给卡朋蒂埃，设立汉学讲席的传奇故事，将‘丁龙’被纪念的无声对象反转为具有话语权的捐赠首倡与爱国故事的当然主角，并以朴素平实又极富主见的劳动者形象开始获得与日俱增的叙述空间。”
第三次美国“中国热”则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早期发达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经济停滞不前，而“亚洲四小龙”却在短时间内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东亚“儒学文化圈”因而受到美国学界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一批知识分子也在香港专门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现代转化工作。“在这两股文化气氛的互动之中，‘丁龙’形象遂于1960年代发展出更为丰富的系列情节。这一时期的‘丁龙’故事继承并调和了第一个阶段的‘儒教圣徒’形象与第二个阶段首倡捐赠的朴实独立的劳动者形象，同时发展出以德服人、卡氏报答以及卡氏跟捐等栩栩如生的新情节。其中，以德服人的行为与‘丁龙’亲自说出儒家教诲的桥段在各种版本中往往演绎得最为细致，极大地烘托了其‘生来就是孔夫子的信徒，自小接受着儒教的教育’的‘圣徒’形象。曾经被淡化了儒教色彩的‘丁龙’形象，在美国兴起东亚儒学热的这一时期，又进入了重新儒家化的进程。这种儒家化的加工与凸显，在董显光与钱穆版本的‘丁龙’故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武洹宇副教授指出，“儒家中国”的符号象征在“丁龙”传奇中得以再次复刻似无可避免，因为它既满足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建构需求，又满足了西方对中国的期待与想象。承载这一历史结构的“丁龙”传奇成型以后，很快流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港台书报，九十年代前后经由钱穆著述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华裔讲师王海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安德尔教授的夫人米娅·安德尔等人的探索和译介传入中国大陆，随后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文汇报》《青年文摘》《意林》等重要报刊反复讲述，同时被中央电视台做成专题节目多次播出，还有话剧《丁龙的梦》在海外上演，更有影视公司推出章回小说，足见“丁龙”传奇深入人心。
学“丁龙汉学讲席”何以能成功？
“丁龙”只是一名普通华工，他发起捐建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席用的是他积蓄了大半生的心血——12000美元，虽然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若用它在关卡重重、壁垒森严的美国名校建立一个系科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为什么身为区区小人物的“丁龙”偏偏就能成功了呢？新世纪以来在中美大力推进“丁龙”研究的美国学者王海龙认为，“丁龙”的振臂一呼可谓切合了其所处时代的需求。“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有时与势的因素，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内部特定的机缘巧合，此外，当时美国国家和时代的大背景、哥伦比亚大学发展乃至美国汉学发展的大势需求等因素缺一不可。”
据王海龙先生透露，哥伦比亚大学是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创建的，初名“国王学院”。其后，美国独立运动发生，哥伦比亚大学一些学子因领导推翻英国统治而成为了美国建国的国父级人物。美国独立后当然不愿沿袭“国王学院”而更名为“哥伦比亚学院”。1896年，这所大学从纽约中城迁到现址的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开始大规模拓展创新的学科和学院而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这时候，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意气风发、生机勃勃的转型期，提出建立当时美国急需的汉学系正好迎合了学校的需求和学术开疆拓土的东风。
哥伦比亚大学校内几位有远见和前瞻的学者先后提出过设立汉学系的主张。当时，美国与中国外交上的互动日益频繁，工商业的发展也渐成气候。其时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工学院教授帕森斯曾去中国参与修建广汉铁路。他在与中国官员和政府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帕森斯在华期间购买了大量的中文图书，成为校董后将这批图书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批图书成了后来中文图书馆的“第一桶金”。帕森斯教授的呼吁和捐献最早在哥伦比亚大学唤起了对中国的关注和兴趣。为此后汉学系的创建呼出了先声。
1900年，哥伦比亚大学印欧语言学家威廉姆斯·杰克逊和闪米特语言学者理查·高泽尔两位教授不约而同地向校方提出作为一间世界级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应该有汉学研究的系科的主张。正在此时，被尊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也提出了若想研究世界文明，美国学界应该了解和研究中国。再者，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正处于上升期，它也在跟同类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竞争。这两所高校已经开设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项目，哥伦比亚大学因此有着深深的急迫感。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美国寻求更多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气候也开始形成——不仅是上述学界精英和著名教授，还有在商贸及社会舆论界的有识之士。这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密不可分。武洹宇、朱健刚的研究指出，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居世界之首，工商业产品数量远超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急需开拓海外市场。从当时中美贸易的数据来看，中国市场的潜力巨大。如前所述，在捐赠发生的前一年，已有二人向哥大提议，创设汉学研究。而接收“丁龙”捐赠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赛斯·洛，就出自对华贸易的世家。他自称是“一位老中国商人的儿子”，他家族在广州经商起家，是旗昌洋行的股东。自小生活在家族与中国交往传说中的赛斯·洛，终其一生都对中国充满善意，自然愿意在中美互相理解和互动上出一把力。《布鲁克林鹰报》对当时新生的哥大汉学讲席如此评议：“由于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利坚日益需要更多的本土年轻人才去填充那些长期由外籍人士担任的外交翻译职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教席可谓先行一步，日后必有更多的高校步其后尘。”凡此种种，无不标志着那时在哥大建立汉学系的主客观条件已然成熟。因此，以“丁龙”之名的振臂一呼，便水到渠成。
“丁龙”支持者卡朋蒂埃也曾捐赠中国教育
关于“丁龙汉学讲座”最大的支持者卡朋蒂埃对中国发展的诸多支持，武洹宇、朱健刚两位学者如数家珍。譬如他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系持续捐赠50万美元，让伯纳德学院接收中国学生，甚至其遗嘱之中，还不忘捐赠18000美元支持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当时岭南大学医学院用卡氏善款购置了一幢三层的红砖建筑，并将命名为“卡朋蒂埃堂”以示纪念，现完好留存于广州市海珠区中山大学的南校区内。
武洹宇则以“难能可贵”来形容卡朋蒂埃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捐赠，“要知道，当时正处在美国排华日益高涨的热浪之中，他不但多次捐赠中国文化研究，关心华人安危，而且在致洛校长的信中，他如此写道：‘不论这些是好是坏，也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与中国成为密邻的命运即将昭然若揭。届时往来太平洋的快轮穿梭不息，而这大洋也即将随着两国工商业贸易发展至每年数十亿美元的体量而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成为中国——美国之海。……藉此，享有人文之母盛誉的哥伦比亚大学若不能在增进双方理解、友谊和善意的方向上率先迈出，岂非憾事一场？’这等见识让人肃然起敬。”
“我们尽管无从得知‘丁龙汉学讲席’乃至整个汉学系的构想究竟出自丁龙还是卡朋蒂埃，但可以肯定的是，卡朋蒂埃对中国的积极认识离不开与‘丁龙’长达30余年的相处，而‘丁龙’对同胞际遇及故土命运的深切情感得以转化为美国首个汉学专项讲席，这也离不开卡朋蒂埃的慈善兴趣。因此，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席的捐赠实为‘丁龙’与卡朋蒂埃基于各自的愿景与理念、在经年累月的情谊中相互构成，并将之共同付诸实践的产物。”南开大学朱健刚教授指出，正是基于这种难能可贵的心灵默契，当卡朋蒂埃捐赠高等教育的慈善做法对“丁龙”实践爱国的具体方式产生启迪之时，与“丁龙”经年累月的日常相处和深切情谊也将卡朋蒂埃化育成仁，使之能够免于排华的侵扰，毫不犹豫地帮助“丁龙”弘扬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从中可见，二人其实无不忠于各自文化中的公共精神，而在具体的践行之中，又共同得益于彼此的相处互动。因此，在这个案例中，中西两种慈善文化的精神旨趣在交互中实现了对彼此的成就。“以‘丁龙’为代表的近代海外华人华侨的慈善行动具有了承载‘公益’精神的现代性，突出表现在其身份认同开始超越帮群藩篱等，逐步迈向一种作为‘中国人’的担当。”
“丁龙”的当代价值
123年过去了，“丁龙”传奇对于当下中美两国交流有何启示？五邑大学张国雄教授认为，“丁龙”译音虽然不准，它本身已成为一个有历史文化积淀的“符号”。“丁龙”为中美两国交往发出的一个伟大倡议，是中美文化交流的独特符号，成为中美两国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为今天带来众多深刻启示。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王成志博士则通过对接受捐赠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赛斯·洛及其家族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之交美国排华依然严重的时期，作为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和慈善家的洛校长对中国和中国人依然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和尊重，依然大力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堪称美国历史上知华友华人士的典范。“‘丁龙’与洛校长所代表的中美平等交往、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和互惠合作的精神和遗产，今天仍值得我们珍重、研究和推广。”
在上海大学武洹宇副教授看来，时至今日，中国正成为重构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丁龙”传奇也在“中国梦”和“文化自信”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主流用语的潮流中得以飞速地复制与传播，并参与到“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有关“中国文化怎样走出去”的话语实践之中，为持续建构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并重构中国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地位提供符号资源。值此时刻，认识到实践主体生产文明符号的能动与局限，将有助于中外学者理解并掌握文明交流互鉴的密钥，以更加广博的胸襟和丰富的智慧讲好中国与世界的故事，或许也将有助于中美双方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刻认识并跨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误解与龃龉，展开更为深入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就在‘丁龙’因《排华法案》回到祖国的1905年，罗斯福总统其实已经预言：‘我们未来的历史，将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在太平洋地区面对中国的地位，而非取决于在大西洋上面对欧洲的地位’。”最后，武洹宇对南都记者如是说。（完）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