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晓虹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 | 周晓虹（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文化反哺：网络时代代际关系的新趋势”。实际上，这个概念已经困扰了我整整28年。当下身处的这个大变革时代赋予我们太多可资研究的课题，以生命之有涯对知识之无涯，是需要勇气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与父亲对西装态度的迥异以及后来父亲态度的变化，使我开始反思父子之间态度差异的根源为何；另一方面，当时我翻译了一本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我就提出了“文化反哺”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年长的一代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受到年轻一代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甚至物质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影响，这样的过程我称之为“文化反哺”。

01

“文化反哺”因何而产生

文化是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群共同体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的集合，自然也包括了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客观化的物质实体。传承性，是就代代相继、绵延不绝的人群共同体即代际成员而言的，传承不仅使得人类的创造物（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代代相沿，而且使得每一代的人都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文化，这为文化的变迁奠定了基础。古往今来，因为时间流逝的一维性，文化的传承尤其是物质文化的传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传至下代；而接受传承下来的物质文化或器物文明的一代人，会再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技术水平、可得资源和自身需求创造与自己时代相适应的物质文化或器物文明。由此，在器物的制作尤其是使用上，“手把手”的教导是父及子、师及徒最为常见的传承方式。不过，近几十年来，由于迅疾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这种常见的器物文明的传承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所称的“文化反哺”，即那种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年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使得传统的代际关系发生了断裂。原先的教化者（亲代）与被教化者（子代）关系的颠覆，成了我们这个特定时代最令人困惑的叙事议题之一。

我们知道，社会变迁在20世纪以后变得非常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变化的速率，丹尼尔·贝尔教授在《后工业时代社会的来临》中说，“任何一个孩子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与其父辈和祖辈同样的生活的世界”。第二，规模，包括人口、经济和知识的变化规模都在空前增长。中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我在《中国体验》一书中曾说过：这个世界发生过1亿人的现代化——日本，发生过2亿人的现代化——美国，发生过3亿人的现代化——欧洲，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13亿人的现代化，只有中国，中国的变迁真的是又大又宽。改革开放前，中国的GDP约2650亿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相当于70万亿元人民币。这个巨大变迁是在将近40年间完成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改善，教育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是很重要的变量因素，我2003年、2004年在北京做访谈的时候，一个师傅告诉我，他的工厂里面四五十个工友没有一个读过大学，但是他们的孩子全部在上大学。这说明就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两代人之间发生了天壤之别，没有这样的差异，文化反哺就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接下来，我想从器物表现层面来具体谈一下“文化反哺”，分别以食品、手机和电脑为例。

02

麦当劳：

代际中心是怎样倾斜的？

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食品领域的变化不仅表现为，随着GDP的增长，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花在食品上的钱占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但餐桌上的食物种类却越来越丰富；而且表现在，在越来越多涌入中国家庭餐桌上的食品的选择中，不仅出现了原先没有的专供孩子们的那些食品，并且原先在食物选择上从来都没有发言权的孩子或年轻一代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代际中心”出现了倾斜：过去在家里决定消费的是父亲或母亲，现在孩子开始成为家庭的中心尤其是家庭消费的中心。

物质生活的丰裕，以及因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带来的子代决策权的提高，使得这些孩子们在家庭内部消费上开始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主动，也使得上世纪90年代前后进入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等快餐店，很快成为年轻一代尤其是孩子们的消费天堂。我在广州有一次访谈的时候，碰到一户很有意思的人家，孩子只有小学五年级，爷爷奶奶带孩子来，爸爸妈妈在银行工作，爷爷奶奶退休以前都是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他们说家里怎么吃、吃什么，经常是孩子说了算，我就问为什么是孩子说了算？他们说道理很简单，孩子看得多。我又问怎么看得多了？他们说，第一，看电视，我们大人看电视一到放广告的时候就是“尿点”，或者是洗碗，小孩子一看电视，满眼放光，尤其是吃的，一个一个仔细看；另外很重要的是，孩子在学校里交换着吃，一吃到好吃的就不吃了，包起来，回来后跟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给你们吃一个东西”，爷爷奶奶一吃，说，“这个东西好吃，之前没吃过”，“好吃吧，你给我买哦！”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GDP的不断增长和日常生活的改善，使得包括零食在内的食品的多样性大大改善。与此同时，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得孩子成了中国家庭的中心。这一变化不仅导致了各种专供儿童的食品大行其道，食品工业几乎成为儿童工业，而且导致了儿童或子女成为家庭消费的中心，饮食的决策权“从长辈转向晚辈”。

与此同时，在代际之间，食品知识像其他知识一样，传承的方向开始发生逆转：从晚辈转向长辈。这种转向的发生，是因为“父代、祖代对儿童食品的了解，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支配下的食品的某种意义的认知，时常是从孩子那里获得的”。这样一来，通过尝试各种新食品尤其是西式食品，“使得晚辈们将他们的长辈拽入到地方社会和跨国主义交互作用的场景之中”，文化反哺甚至成为年长一代接触外来文化和现代性的常规途径之一。

03

手机：

去中心化或个人网络的建立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致使人感到眼花缭乱。各种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品在中国的瞬间涌现，自然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品质，也造就了一波波与这些器物本身及其所负载的文化的流行。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上述家用电器或耐用消费品的出现和普及，在中国还直接缔造了现代社会这个电子世界的迥然相异的两极：与这个时代同生，因而能够极其自然娴熟地摆弄各种电器产品的年轻一代；面临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时相对“笨拙”的父辈或祖辈。几乎每一种电子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和每一个家庭，都上演过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轻喜剧，这里我们只讨论现在最为普通的沟通工具——手机。

为什么讨论手机？一方面因为手机是除了计算机以外最能够表现代际差异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手机的普及过程中实现的“去中心化”，充分体现了代际间沟通的主导权是如何从上一代“移动”到下一代手中的。

亲代在手机操作上的“笨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子女“控制”的失败。我们在研究中不止一次地听到父母们说：“给孩子买什么后悔什么”，电视如此，手机如此，电脑更是如此。父母们的懊恼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给孩子购买这些电子产品的初衷与后来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们面对电子产品时的“笨拙”使得他们对孩子的“离经叛道”无可奈何。不止一户家长告诉我，最初为孩子添置手机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监控”孩子，知道你什么时候在干什么，也能够随时随地把你叫回来。孩子也是这样说的，说没有手机我没有办法和家里联系啊。但是，真正有了手机以后，情况完全两样。你真的想找他的时候，他关了手机，你问他，他说没电了。并且，因为有了手机，尤其是手机的短信、微信功能，孩子们建构起了一个有效的不受长辈干扰的私人空间。不少父母最初的时候由于不太清楚手机的短信、微信功能，加上孩子的防范意识和由此创造的内部沟通语言，导致他们很难“窥探”和介入孩子在手机中的秘密空间。可以说，在中国，亲代对子代生活的过度“关心”，确实也促进了后者的拇指文化的“繁荣”。

04

计算机、代际差异与信息鸿沟

我把电脑称作是父母的“滑铁卢”，换句话说像拿破仑一样在这一场战役中父母败得一塌糊涂。这句话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里面说的，只要你能够做到心平气和，父母们对自己的失败都会心服口服，承认“人类掌握计算机的能力同年龄成反比”。我在北京访谈的时候，认识了这样一家人，母亲当时在某医院当护士长。该医院当时普及电脑，用来挂号、诊断、开处方、取药、安排值班、预约就诊，她所在的病区共有一二十台计算机，因为人多手杂加上使用不当，计算机软硬件出故障是常有的事，要护士长来负责处理。一开始是找外面电脑维修人员来修，但是来修的人往往听不懂她的叙事，后来她发现找儿子最靠谱。她的儿子20岁，是大学化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同时在中关村的电脑公司当销售经理，就是为客户组装电脑的员工。开始她儿子来修的时候，其他的护士都夸赞说她的儿子真聪明，就这一句儿子就很满足了。但是，时间长了，边际效用递减，儿子不想来修电脑了。母亲没办法就哄着儿子，今天吃肯德基，明天吃披萨，后天是麦当劳……一直到有一天，妈妈走在路上心血来潮说要请儿子吃他喜欢的东西，儿子却一脸紧张地反问妈妈：“你们电脑又坏了？！”访谈儿子的时候，这个儿子对我说：“你不要以为妈妈请我吃必胜客我就去修电脑只是因为嘴馋，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帮助妈妈，没有人能够帮助她。你想她15岁初中没毕业就去参军，一直当护士，在她成长的那个年代没有其他的书可以看，你让她快50岁还去学计算机语言，真的太难为她了，所以我只能挺身而出。”这个家庭的故事一方面说明在计算机的使用过程中，在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确实存在着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所言的“数字鸿沟”；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因为代际间的绵延性，亲子间的血缘纽带或其他社会关系常常能够促使沟通顺畅的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彼此借力，在理解对方的同时，凭借我们所说的“文化反哺”方式跨越数字鸿沟。

知识的来源和判断对错的标准从上一代转到下一代，即文化传承的方向发生了逆转或颠覆。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这种逆转或颠覆出现在包括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方方面面，但尤以器物文明领域最为鲜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包括这里所讨论的新兴食品、种类繁多的家用电器和移动电话，以及复杂性愈来愈堪比人脑的电子计算机，都是最近30年间进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中的，年长一代确实丝毫不具备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其二，这些现代器物带给了人们极大的便利，它们的功能和优越性不言而喻，不像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性质上模棱两可、难分优劣，因此，年长一代接受起来抗拒心理也比较小。不过，在器物文明的使用和传承方面出现的这种“代际颠覆”现象，也许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年长一代老眼昏花和年轻一代心灵手巧，它也和急速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家庭结构、沟通方式和知识来源的改变有关。换言之，在行为差异的背后，仍然有着某些可以辨析的结构性成因。

05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代际颠覆？

（一）代际倾斜：孩子是怎样成为家庭中心的？

代际倾斜是普遍现象，孩子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而年轻一代也成了社会的中心。中国的城市化，带来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五普”的时候是1.3亿，“六普”的时候是2.6亿。金一虹老师曾经说“流动的赋权”，指的是人们在地理边界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脱域性”流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地缘是血缘的投射，他认为血缘最重要，地缘是其次。但是我后来有一篇文章讨论，实际上在中国可能地缘关系重于血缘关系，换句话说，中国人对血缘的重视是因为地缘的不流动造成的。现在人们可以流动了，人们对血缘的重视比以前要降低。正如金一虹所讲的，这种流动极大地削弱了父辈对个体，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控制能力。所以我在访问的时候，很多家长跟我讲，“做不了年轻人的主”。

中国家庭关系出现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还与市场化以及市场化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秩序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有关，如房地产业市场化使得年轻一代获得住房从而脱离父母自己居住的可能性提高。

（二）去中心化和沟通模式的变化

在讨论移动电话时，我们已经说明，这种点对点的沟通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它为年轻一代向往和适应的平等沟通提供了条件。其实，不仅是移动电话，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新的电子器物之所以首先会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常常都是因为它们兼具了这种去中心化的特点。比如，从录音机到后来的MP3和MP4，除了音质本身的提高外，与早期的收音机尤其是有线广播最大的区别就是个人选择性的增强。当上世纪80年代三洋录音机进入中国，当年轻人能够通过购买廉价的磁带而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歌曲，对这些意图挣脱父母、家庭等“控制”的年轻一代来说无疑是一场令人兴奋的个人狂欢。

手机或移动技术在青年群体中的大行其道，除了年轻一代在器物的操弄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和兴趣以外，也与青年及其亚文化的基本特征有关。在解释手机为何会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流行时，汉斯•盖瑟曾认为，手机或移动电话在两个方面颇具特色：一方面，作为一种有效的技术，它将沟通的力量置于个人手中；另一方面，作为其移动性的一种结果，它将沟通在整个社会层面从固定和正式的制度化渠道转移到去中心化的、个人的网络之中。这种观点同样甚至更加适用于解释青年和青年文化。在青年人的世界中，不仅不存在层层叠加的科层体系和正式的沟通渠道，而且他们习惯或向往自己做主，自己对来自他人和社会的要求作出自己的反应，而这一切都与手机的特性十分吻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同年长一代相比，年轻一代为何会对手机更为青睐，他们的“操弄”兴趣为何会如此之高。

今天最流行的社交软件——微信，有个建群的功能，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有一天我去舅舅家拜访，他今年90岁，我给舅舅和舅母照了一张相发到自己家人微信群里，一会儿就有人发出“问候舅爷”之类的信息，我就转告舅舅，舅舅说：“你没和他们说话，他们怎么知道你在我这儿的？”老人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后来我解释了半天，他也是似懂非懂。但是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现在这种沟通是多极化的。

（三）数字鸿沟是技术鸿沟、经济鸿沟还是一种代际鸿沟？

我们知道数字鸿沟主要是信息沟通技术（ICTs）上的使用问题。信息沟通技术和产品的普及，使用主体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有人说这种差异是“技术鸿沟”，表现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不同人群在ICTs上的应用差异；有的人说是“经济鸿沟”，反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还有人说是“社会鸿沟”，是信息社会的阶层分化。

在我看来，“数字鸿沟”说到底就是“代际鸿沟”，因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无论是草根还是精英，在所有群体中，年轻一代使用计算机的水准就是高于年长一代，加之他们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基本上垄断了对互联网络及其信息的“话语权力”。进一步能够想象的是，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将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至此，我们似乎能够肯定地说，正是这30年来的急速的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带来了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逆转或颠覆。

06

中国体验：

从“只此一地”到“只此一次”

讲到这里，我要提出“中国体验”这个概念。为什么讲“文化反哺”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可以从“只此一地”和“只此一次”两个角度来分析。

“只此一地”和“只此一次”分别可以看成是共时态和历时态的角度。“文化反哺”现象是不是只有中国独有？具体到本项研究上，各种新式食品和信息传播技术（ICTs）也都是近几十年内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国家的，难道在这些国家里就不存在子代对亲代的“反哺”或文化传承的“颠覆现象”？其二，从历时态的角度说，“文化反哺”现象真的只是今日之中国独有的吗？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年轻一代“反哺”年长一代的类似现象？

我的研究发现，在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东亚的新兴国家，确实存在着年轻一代超越年长一代的现象，但是没有中国这么突出。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陡然改革开放，造成两代人之间这么大的差异。其他国家如美国，他们的代际差异是缓步上升的，没有像我刚刚讲的这样，比如1977年到2007年这30年间中国大学招生数量增长了20倍，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现在会面临着儿女“满腹经纶”，而父母却“一窍不通”的尴尬局面？哪一个国家是这样？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决定了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彻底，此即谓“只此一地”。当然，如果更加谨慎地表达，也可以把“只此一地”说成是“只此数地”，我认为和中国有着相似经历的国家或地区会存在这种共性的可能。

第二，“文化反哺”现象真的是今日中国之独有吗？我承认，在任何时代，由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加之一个人的智商水平和努力程度不同，弟子强于老师的现象当然存在，父不如子也不鲜见；我同样承认，在那些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也确实常常出现年轻一代成为时代“弄潮儿”引领时代进步的现象。但是，这两种现象和我们所谈的“文化反哺”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或只是作为具体的个案存在于特定的家庭或师徒之间，亲不如子或师不如徒的原因只是因为“闻道”的早晚、专业的不同，以及智商和勤奋的相异；或只是出现在政治或政权变革领域，在这一领域，人们对新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否，常常是各种社会风潮和个人际遇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这一单一因素。而后者即我们所说的“文化反哺”则大规模地出现在今日中国的整个社会之中，一方面，它不取决于从业的早晚、领域的异同，甚至和智商、勤勉无涉，只与代际间的生存环境在近30年中的巨大变迁相关；另一方面，这种亲代不如子代或长辈不如晚辈的现象也不限于对某类知识的“记问”和理解，以及对某个专门行业的精通与荒疏，不限于阶级立场或政治抉择，相反，它几乎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我以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文化反哺”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

在人类文化的传承历史上，“文化反哺”之所以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不但因为此前未有，还因为此后也不会复现——“空前绝后”，此即谓“只此一次”。显然，“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必备的条件是：整个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的变迁，这种变迁使得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我承认，社会将继续在变迁之途上奔走；但类似这样的个案看多了，我也确信，因为这30年的剧烈变迁而造成的如此巨大的代际差异将不会重现。

最近几年里，在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构转型所积累的一系列经验，即我们所说的“中国经验”的同时，我们提出，也要关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这30年中，发生的同样巨大的嬗变——我们可以将这种嬗变称之为“中国体验”（Chinese Feeling）。“中国体验”之所以值得我们给予学术上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在精神层面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独特性或许能为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迈进提供可资借鉴的社会或心理范本”。事实上，我们这里讨论的“文化反哺”及与其相关的代际颠覆现象，也是现在这场急剧的变迁带给中国人民的心理体验的一部分。希望我们关于“文化反哺”现象的研究，能够为这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留下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学术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