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电动三轮车事故，3死1伤。死者是一名成年人和两名儿童，伤者是一名9岁的儿童。

根据三轮车上的血迹，大家怀疑司机是死者中的成年人。张雷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交通事故中，人体被高速运动的车辆撞击后会发生剧烈旋转，其血迹形态生成的过程要与运动过程相结合来判断。”

张雷对现场、车辆、死者又进行了深入的勘查，综合现场痕迹、车体损伤、微量物证以及死者的伤情、血迹形态，他判断，驾驶三轮车的人是9岁的儿童。

结果有点“匪夷所思”，论证过程却无懈可击。事故责任认定会上，张雷根据物证一一印证了死者和伤者在事故发生前的驾驶和乘坐位置，又通过模拟试验还原了事故发生的过程。

最终的事实证明，张雷的判断是正确的。

根据现场遗留的一点点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来确定事故的发生过程，进而查明事故原因，还原案件的真相，为后期的责任认定和经济赔偿提供依据。这就是张雷的日常工作。现任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事故处理支队交通事故鉴定中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的他，就是“交警中的刑警”。

“现场勘查是整个事故处理的首要环节，所有的痕迹物证，都必须指向同一个事实和过程，不能有矛盾。因为真相只有一个。”张雷说。

冬日，京郊，十字路口，一辆轿车与一辆面包车发生侧撞，导致1死1伤。交通队委托鉴定两车的车速。

张雷在受理此案时却发现，案情里并没有注明轿车的行驶方向。经询问后才知道，双方司机对轿车行驶方向存在巨大争议。现场没有监控探头，轿车司机声称自己是直行，面包车司机却说轿车是转弯。

轿车的行驶方向将决定哪个司机“进监狱”。

“车辆碰撞时，在现场地面还应该留有轿车前轮两条较短的轮胎挫痕，痕迹虽然小，但却是计算车速进而判定车辆行驶方向的关键证据。”张雷立刻抓起电话急切地问，“现场的痕迹还在吗？”“事发都好几天了，现在又下了雪，估计都没了，您想去现场看看吗，明天我去接您？”“来不及了，我现在就开车过去！”

两个小时后，张雷赶到现场。扫开路面上厚厚的积雪，果然找到了两条10厘米左右很不起眼的轮胎挫痕。

凭借这个痕迹，张雷确定了事发时轿车是直行，对方车辆全责。在证据面前，面包车司机终于承认了违法事实。

从警15年，张雷调查处理各类事故6万余例，出具各类鉴定报告2万余份，无一差错，避免了许多个“轿车司机”蒙冤受屈。这也是张雷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我们完成每一起事故的勘查、鉴定，对所有当事人，对自己和这身警服都是一个交代。”

张雷曾在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从事博士后研究。“清华大学博士后当交警？”2008年，当张雷放弃高校、科研所等机构的工作机会，选择当交警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却觉得，只有到一线去，才能发挥科技的真正作用，才能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北五环一起车祸，三条车道占了一条半，从早上7点事发，到下午6点才恢复通行，会给市民出行造成许多不便。”为了提高事故处理效率，张雷带领团队开发了“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置系统”。

“以往，事故发生后，我们要到现场疏导、勘查、询问，一般的两车相撞事故，就有几十处痕迹需要拍照并画图，这套流程少说也要半个多小时。”张雷和同事们研发设计了可以折叠、便于随身携带的标尺，把它往路面痕迹附近一摆，使用测绘相机按不同角度拍完照片后，就可以直接清理现场、恢复交通了。然后在路边或回到办公室，把图片导入开发的系统，用鼠标一点，每处痕迹的大小、位置就出来了，十几分钟，就能自动生成痕迹数据和现场图。2011年，该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在一起酒驾事故中，监控录像显示，撞车瞬间车辆的速度很快，但根据现场的痕迹，利用传统的计算方法根本无法对车速进行测算。张雷决定对监控视频图像进行分析，测算车速。综合视频显示时间、画面参照物、帧数、运动轨迹等一系列因素，他算出车辆肇事时的车速在110.6～121.7公里/小时之间，远超70公里的限速，为案件定罪量刑提供了重要依据。

张雷还将这种方法固化下来，他主持制定了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基于视频图像的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成为目前全国交通事故车速鉴定的主要方法。

“现在看，以前学的知识不仅都能用上，甚至根本不够用。”这些年，张雷主持和参加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7项、制定行业标准16项，还作为国务院调查组专家和公安部专家承担数十例重特大交通事故的调查和认定工作，“只有不断学习，掌握核心技术，研发先进装备，才能有效提高现场勘查的质量和效率，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