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首先逃往日本。后来，梁启超路过加拿大，前往美国，在美国逗留了将近十个月，他是个勤奋的人，并不只是到处走走，而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编撰成一本《新大陆游记》，送到中国，以《新民丛报》的名字出版。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离开了封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一些新的观念，他对那个时期的美国又是怎样的看法？为什么他在晚年又开始与孙中山等人的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把这两个问题的前后关系搞清楚，也是很有意思的。
20世纪初期，在这个星球的东部，中国处于落后、黑暗、腐败的状态，而与此同时，在这个星球的另外一端，美国已经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的第一大国，这种强烈的对比，是难以想像的，而身为政治家与改革家的梁启超，对中国的发展，更是充满了嫉妒与期待。
在对美国近百年来取得的长足发展表示赞赏的同时，他也对美国的快速发展表示赞赏。在他的旅行日记里，他对“美国奇迹”的描述如下：一八六○年，英国的工业产品总值，人均为九十五美元，美国只有五十九美元；到了一八九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英国的人口增加到一百一十美元，而美国的人口增加到四百美元；到一九○○年，美的工业产品平均价格是七百一十美元，英的平均价格是二百美元。他还特意提及1894年至1900，称“美国在过去几年里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展”。
但是，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必然会逐步形成垄断。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美国出现了一家名为“托拉斯”的公司，它在美国的经济中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梁启超对托拉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认为它是上个世纪和上个世纪之间诞生的一头巨兽，“它诞生于纽约，却影响到整个美国，甚至影响到整个世界，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它是20世纪世界上惟一的掌控者。”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美国的资本金，在全球资本金中，占有二分之一，而在整个国家，被托拉斯所控制的资本金，则有八成，梁启超以为，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关于托拉斯的详细数据是令人震惊的：“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二年，托拉斯（不包括铁路）的资金总数达到了四十三亿美元，按照目前中国白银价格的比率，相当于上海和香港的货币总量，相当于九十亿美元。”摩尔根是托拉斯之父，他所拥有的铁路，“几乎可以环游整个世界”。它的铁路资产“相当于中国政府一年的收入总和”，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丽景象！
梁启超在对托拉斯的认识基础上，对其十二种好处与十种坏处进行了剖析。所谓的“利”，就是赞扬公司合并、资金集聚在发展生产力上的优势；坏处，就是导致小型生产商倒闭，工人丢掉工作，以及托拉斯的肆意妄为。
梁启超曾在他的旅游日记中说：「例如纽约，刚建国时，只有两万多人，到十九世纪中期，已有七十多万人，到二十世纪初期，已有三百五十多万人，是世界上第二大都市。」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纽约宏伟、繁荣和巨大的城市的感情，他说：“在检查中眼花缭乱，在倾听中眼花缭乱，在演讲中结结巴巴，在临摹中手足无措，在这封信中，我无从着手。”
穿过美州的北方大铁轨建成后，“短短十年时间，就在方圆几千公里的土地上，出现了千数个大型村庄，百数个大型城镇，每年产出超过七百万磅的小麦，供应全球市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完善的农田。”
一九○三年七月四日，梁启超出访美国时，美国太平洋的一条海缆项目顺利开通，透过这条海缆所传送的信息，可以在九分三十秒内，环绕全球一圈，梁启超得知这个消息后，赞叹：「这个时代，真是发展得令人难以置信」。
梁启超访美时，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海约翰会面，还访问了有"国家之父"之称的波士顿。一七七四年，他来到了英美战争爆发的地方，也就是华盛顿检阅军队的地方，在那里，他参观了费城独立厅，研究了美国的政体。
梁启超在华盛顿观察到一种现象：城市中公共建筑物中，最壮观的是议会大厦，然后是邮政局，然后是总统官邸，他觉得白宫不过是一间小小的灰白房子，比一般富豪的私第要差得多，他觉得那才是民权的表现。
同时，梁启超也体会到美国政府的高效运作和现代文化氛围。梁启超在美国访问期间，曾与美国托拉斯之王摩尔根会面，当时他也是一位工业巨人。他知道，摩尔根的会见时限是一刻钟到一刻钟，无论什么事情，他都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作出决定。梁启超在纽约彼窝尔街的办公室里，在那里，已经有几十个人在等着他，他一一介绍，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当梁启超和摩尔根见面时，两人只有三分钟的谈话，离开时，摩尔根对梁启超说：“任何事情，都是在开始之前；一开即是胜，一开即是胜，一开即是胜，再无转圜余地。”梁启超对此深为钦佩，认为这是“人生唯一的成功者”。
梁启超也注意到，美国小店通常仅有一、二名职员，其一名职员的工作，好象相当于三名中国职员的工作。街上的人们都很忙碌，似乎永远也忙不完，每个人都很健康，很有活力，而且他们还有周日，一天工作八小时（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周日和八小时的规定）。
梁启超见到美国的公园式建筑，心中也有感慨，他说，单是纽约的七十一到三十三号公园式建筑，就有上海英、法两个公园式建筑的总和那么大，如果把那片土地改造成集市，所卖出的土地价值，就是中国一年三、四个财政收入的三、四个百分点，在中国人看来，他们肯定会觉得，这是舍本逐末（盖公园式建筑）。美国的大都市为了保持街道的清洁和清洁，对于吐痰和扔垃圾是严厉的处罚，比如在大街上吐痰5块钱，在有轨电车上吐痰500块钱。
梁启超对自己的美之旅的一般看法是：“由大陆而来，到香港、上海，其眼光一转，以为大陆之简陋，不足为虑；到了日本，眼光再一次改变，觉得香港、上海都是拙劣的，无足轻重的；过了大洋，到了太平洋海岸，我的眼光再一次改变，日本的丑恶，无关紧要；到了美国的东部，我们的视野就开阔了，太平洋的一切都将是微不足道的。”
遗憾的是，此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满清王朝又是一个腐败不堪的国家，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梁启超在得知美国的经济发达后，曾想过要在中国宣扬这种经济的好处，但在那个时候，他却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一次猛烈抨击，同时也是对中国进行一次大规模改革的警告。
梁启超在那个时候，将他的所见所闻，传递给了那些无知的中国人，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启发，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启示。然而，梁启超身为一位政客和一位改革家，却能在上述的惊讶和钦佩之外，发现资本主义也存在着某些缺陷。
“世界上没有比纽约更繁荣的地方，也没有比纽约更阴暗的地方。”他对纽约的贫民区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说，在那里，没有电车，没有马车，没有空气，没有阳光，有二三十万人居住在那里，他们的死亡人数比其他地方要多得多。从这一点上，他可以看出美国的贫富差距，他相信，美国百分之七十的资产，都被二十万富翁瓜分，而七千九百八十万穷人，只有百分之三十，这种差距，在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在那些大城市里，都是如此，在纽约和伦敦，就是如此。在他看来，慈善机构和慈善机构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他断定，在这样的条件下，必然会有一场社会革命。当他看到纽约的贫民区时，他发出了一声深邃的叹息：“没有什么比社会主义更好的了。”
梁启超在美国也曾和一些信奉社会主义的人联系，说他所见到的社会主义者，是一种“真正值得尊敬的精神”，他们“对德国社会主义领袖麦克士马克思的作品，崇拜得象耶稣一样”，并预测在未来十年内，“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梁启超之美之行，其意识形态的自相矛盾之处亦不少，其原因可能与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局限有关。比方说，他在肯定美国的资本主义优势的同时，却批评美式议会制度是“大首长多平庸”、“一等人不涉足政治”、“一等人不屑一顾”等。
梁启超多年来，主张君主制，其实是从君主制的角度，去反对共和国，然而，当他调查过美国华裔社区，尤其是其中一个华裔最密集的城市——旧金山以后，他认为：“今天中国人民，只有嘴上有权，没有自由。”中国人民，莫说君主制，就算是君主制，也不配，“自由，立宪制，君主制，犹如冬季身著细麻，夏季身著华丽毛皮，并非不美丽，只是与中国不合”。这样做明显不对，依此而行，中国将永远陷于一种阴暗的独裁统治之中，梁启超将中国的国家民族说得那么卑微，虽然也有愤世嫉俗之情，但是他却忘了一点：国家民族是可以被改变的，而改变国家民族的最大力量，就是大的社会变化，也就是大的革命。而梁启超正是最惧怕“暴动”的人。自美回国后，其政治主张不断退化，最后转而与孙中山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立起来，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帝主义者”。
